发表时间： 2007-09-26 10:14:22作者：
文凭只是继续学习的一个资格，是教育的起点，不是终点
你拿什么定义自己？－组织大师韩第的生命故事
他是与杜拉克齐名的伟大管理思想家，他的理论对当代企业与工作人影响甚钜。他要你思考：你拿什么定义自己的成败、界说人生的价值与方向？
婆罗洲是我在壳牌见习三年的高潮。那段日子事情层出不穷，而且不是可以事先安排的，但或许这反而更好。公司没有正式的培训计划，哪里出缺，我就被安插到哪个职位。从我自伦敦来到吉隆坡时，这种即兴式的培训方式就开始了。吉隆坡的同事根本没料到我会出现，但当地年轻的总经理却没有因此惊慌失措。
“这样吧，”他说，“开始的两个月，你不如待在我的办公室。别开口，只管听，只管观察。除非是非常私人或非常机密的事情，你可以整天坐在这儿，如果我出去拜访人，你也可以跟着我去。这样，你对我们的业务是怎么运作的，就会有概念。每天傍晚我们可以订个时间谈谈你的观察。搞不好我从你那儿学到的，会跟你从我这儿学到的一样多。”对于我进入的这个世界，这是再好不过的介绍课程了，尽管有些老资格的员工看到我坐在那儿听他们开会，颇不以为然。随后，我被赋予一连串的研究任务，全都直接向总经理负责。对一个新进人员而言，以这种商业版的书僮角色来认识一家新公司，是有趣而宝贵的经验，不过，两个月不开口也够我受的了。
一年以后，在去婆罗洲之前，我又碰上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培训计划，那是我头一次尝到壳牌“沉浸”学习的滋味。我被召唤去见新加坡地区总部的总经理。“伦敦要我们指派一个经济学家负责东南亚，”他告诉我，“我们觉得你会干得非常好。”
“可是，我一点也不懂经济学，”我抗议道，“我在大学读的是希腊文和拉丁文。”
“可是你读的是牛津，不是吗？”
“是的，是牛津。”
“那么，”他微笑，“一切就行了，你会应付得来的。”我突然明白了，文凭只是继续学习的一个资格，是教育的起点，不是终点。
我出去买了一本黄色封面的小书，叫做《自修经济学》，我读这本书的认真程度，是空前绝后的。这项工作是预测石油产品在该地区的需求。壳牌发现，石油消费和 GNP（国民生产毛额）强烈相关。我的麻烦是，新加坡那时还是英国殖民地，没有官方的GNP统计。假如我的预测要有根有据，就必须自己先估计出最接近的 GNP值。我不能假装那些数字有多准确，我也不认为自己的预测在整个计划中有多重要，但我能说的是，假使你想知道一个国家内部的情况，最好的方式是估计一下该国的GNP。因为我是壳牌的经济学家，我能见到各类政府官员、和各式商业领导人。不过，我从来没搞清楚过华人的贸易公司，或是名目繁多的各种餐馆的可能销售总值。
一个月以后，我应邀到新加坡大学一个探讨石油产业未来的研讨会上发言。这时候，我有了另一个发现：如果你真的想学好一样东西，可以去教教别人。按理说，那个时候我知道的要比听众多，演讲应该不是太大的挑战，然而想到要上台说话，就不得不仔细翻阅书籍和统计数字，一直看到深夜。从此，为新的听众和读者演讲、写作，就成为我特别喜欢的挑战；我知道我学到的要比他们学到的更多。
壳牌也教会我，人是最大的关键。到了新加坡没多久，我见到艾居恩．夏普（Adrian Sharpe），当时的销售经理。他告诉我，我是公司要他训练的头一个非技术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你在那个大学读的是什么？”他问。
我覆诵那两个可悲的词，“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大笑。“你跟以后你要管理的那些华人业务员在一起时，这两样东西可派不上用场。今天晚上我带你出去吃饭，去和其中几个人见见面。今晚才是真正的教育。”那天晚上他们想把我灌醉，不过，牛津至少也教会了我喝酒。等到漫长的一晚结束时，是我把艾居恩送回家的。我通过了第一关考验，但我开始明白，眼前的未来我得仰赖这些人，更甚于仰赖自己的头脑。从那时起，我总是设法知道究竟是谁在主导事情，答案往往是层级很低的一些人，原因是他们拥有强大的“负面力量”。除非我们能彼此互信，否则事情是干不成的。我还在婆罗洲学到，一开始就找对人，是经营所有业务的关键，而第一印象并非永远可靠。约翰．雷诺兹教会了我这一点。
你拿什么定义自己？－组织大师韩第的生命故事
他是与杜拉克齐名的伟大管理思想家，他的理论对当代企业与工作人影响甚钜。他要你思考：你拿什么定义自己的成败、界说人生的价值与方向？
婆罗洲是我在壳牌见习三年的高潮。那段日子事情层出不穷，而且不是可以事先安排的，但或许这反而更好。公司没有正式的培训计划，哪里出缺，我就被安插到哪个职位。从我自伦敦来到吉隆坡时，这种即兴式的培训方式就开始了。吉隆坡的同事根本没料到我会出现，但当地年轻的总经理却没有因此惊慌失措。
“这样吧，”他说，“开始的两个月，你不如待在我的办公室。别开口，只管听，只管观察。除非是非常私人或非常机密的事情，你可以整天坐在这儿，如果我出去拜访人，你也可以跟着我去。这样，你对我们的业务是怎么运作的，就会有概念。每天傍晚我们可以订个时间谈谈你的观察。搞不好我从你那儿学到的，会跟你从我这儿学到的一样多。”对于我进入的这个世界，这是再好不过的介绍课程了，尽管有些老资格的员工看到我坐在那儿听他们开会，颇不以为然。随后，我被赋予一连串的研究任务，全都直接向总经理负责。对一个新进人员而言，以这种商业版的书僮角色来认识一家新公司，是有趣而宝贵的经验，不过，两个月不开口也够我受的了。
一年以后，在去婆罗洲之前，我又碰上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培训计划，那是我头一次尝到壳牌“沉浸”学习的滋味。我被召唤去见新加坡地区总部的总经理。“伦敦要我们指派一个经济学家负责东南亚，”他告诉我，“我们觉得你会干得非常好。”
“可是，我一点也不懂经济学，”我抗议道，“我在大学读的是希腊文和拉丁文。”
“可是你读的是牛津，不是吗？”
“是的，是牛津。”
“那么，”他微笑，“一切就行了，你会应付得来的。”我突然明白了，文凭只是继续学习的一个资格，是教育的起点，不是终点。
我出去买了一本黄色封面的小书，叫做《自修经济学》，我读这本书的认真程度，是空前绝后的。这项工作是预测石油产品在该地区的需求。壳牌发现，石油消费和 GNP（国民生产毛额）强烈相关。我的麻烦是，新加坡那时还是英国殖民地，没有官方的GNP统计。假如我的预测要有根有据，就必须自己先估计出最接近的 GNP值。我不能假装那些数字有多准确，我也不认为自己的预测在整个计划中有多重要，但我能说的是，假使你想知道一个国家内部的情况，最好的方式是估计一下该国的GNP。因为我是壳牌的经济学家，我能见到各类政府官员、和各式商业领导人。不过，我从来没搞清楚过华人的贸易公司，或是名目繁多的各种餐馆的可能销售总值。
一个月以后，我应邀到新加坡大学一个探讨石油产业未来的研讨会上发言。这时候，我有了另一个发现：如果你真的想学好一样东西，可以去教教别人。按理说，那个时候我知道的要比听众多，演讲应该不是太大的挑战，然而想到要上台说话，就不得不仔细翻阅书籍和统计数字，一直看到深夜。从此，为新的听众和读者演讲、写作，就成为我特别喜欢的挑战；我知道我学到的要比他们学到的更多。
壳牌也教会我，人是最大的关键。到了新加坡没多久，我见到艾居恩．夏普（Adrian Sharpe），当时的销售经理。他告诉我，我是公司要他训练的头一个非技术专业的大学毕业生。“你在那个大学读的是什么？”他问。
我覆诵那两个可悲的词，“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大笑。“你跟以后你要管理的那些华人业务员在一起时，这两样东西可派不上用场。今天晚上我带你出去吃饭，去和其中几个人见见面。今晚才是真正的教育。”那天晚上他们想把我灌醉，不过，牛津至少也教会了我喝酒。等到漫长的一晚结束时，是我把艾居恩送回家的。我通过了第一关考验，但我开始明白，眼前的未来我得仰赖这些人，更甚于仰赖自己的头脑。从那时起，我总是设法知道究竟是谁在主导事情，答案往往是层级很低的一些人，原因是他们拥有强大的“负面力量”。除非我们能彼此互信，否则事情是干不成的。我还在婆罗洲学到，一开始就找对人，是经营所有业务的关键，而第一印象并非永远可靠。约翰．雷诺兹教会了我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