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严监生临死之时，伸着两个指头，总不肯断气，几个侄儿和些家人，都来讧乱着问，有说为两个人的，有说为两件事的，有说为两处田地的，纷纷不一，只管摇头不是。赵氏分开众人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说罢，忙走去挑掉一茎。众人看严监生时，点一点头，把手垂下，登时就没了气。
同样的道理，人临死前昏迷的时候所说的话将是他最真实的内心表现。而许多的名人在临死前的昏迷中所说的话也很耐人寻味，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也是认清一个人最好的方法，尤其是当他极具争议的时候。
1925年3月11日晚，孙中山陷入深度昏迷之中，他还在喃喃自语：“和平……奋斗……救中国……”，他念念不忘的是要让中国获得和平和民主，不再受列强的欺负。孙中山一生都在为了这个目标奋斗，不管是创立“三民主义”，还是领导民主革命，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他给后世留下的名言就是那“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也正是他一生光明磊落的写照。他不贪图权势，为了国家他宁可让出总统的职位。虽然他也有缺点，犯了许多错误，比如轻信袁世凯、幻想依靠军阀进行革命、接受苏联的有阴谋的“帮助”等等，可是都不能湮灭他的人格的光辉。
许许多多的人都有着自己的私心，临死时念念不忘的常常是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然而孙中山临死时却没有一点为我的私心，他想的是救中国，想的是国家，是民族。
蒋介石，一个悲剧人物，也是一个最富争议的历史人物。他的一生，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既有北伐成功、抗战胜利、废除不平等条约、同美英苏创立联合国的荣耀，也有被共产党战败而丢失大陆的屈辱和遗憾，还有卧薪尝胆痛定思痛后的建设台湾。
1972年蒋介石陷入昏迷，这位80多岁的老人在昏迷时喃喃自语的竟是“光复大陆，解救同胞”。（原文请见《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四十三年》）当台湾传记作家王非在福建电视台《两岸开讲》节目中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观众都笑了，是嘲笑！我明白他们笑什么，他们笑蒋介石的自不量力，笑他的自以为是，笑他的自我安慰。然而王非说他却笑不出来，他觉得是心酸，一个老人为了自己的梦想，一个数十年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奋斗，他觉得这种感情很悲壮。
可是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却哭了，是心酸更是感动！虽然光复大陆对于他只是一个梦，但是他为了解救大陆受苦的同胞的感情是真挚的，我想对于大陆同胞所受的苦，他是感同身受的，不知道他在这些年头里是怎么度过的，内心的痛苦比之疾病带给他的痛苦更深。一个把民族的责任扛在肩上的人，在他看来，大陆同胞正在受毛泽东的压迫和剥削，这些痛苦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原因。暴力土地革命、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同胞们在受苦，在他看来，如果不是军事上的失利，大陆同胞们就不会被毛所奴役压迫。短短的八个字，可是反映出了他对民族和同胞的一片赤胆忠心，尽管得不到被蒙蔽的同胞的理解，甚至被后生们所取笑。
他的梦想已经希望渺茫，大陆毛泽东已经试验成功了原子弹，军事工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要想反攻大陆，在军事上已经不占优势了，虽然毛已经和苏联分裂了，可是毛的国防能力已经可以和任何军事大国相比毫不逊色；再者，美国人也在尽量避免战争，避免和世界上的军事大国对立，避免有可能因之而起的核战争，所以并不支持他的反攻计划。因为上面两方面的原因，复国，对于他和他的部下们来说，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虽然这对于他只是一个梦想，然而他坚信他的信仰，他要为他的总理和他的先烈以及他的民族奋斗，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就像他在抗战时期说的那句话——“拼我一身，以报我总理，报我先烈，报我民族”。
又挨过了几年之后，他终于去了，带着永远的遗憾去了。他给我们留下了如下的遗言：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重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对照他和孙中山在昏迷中的话，话虽不同，但是精神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人，内心里所想的只是民族，而不是自己。他们一个是创造了救国的思想——三民主义，一个是这个思想的实践者和维护者。
和严监生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的是毛泽东临死时的举动。
据《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披露：
九月八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周福明把一支笔塞進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了毛要什么，原来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于自民党内正在進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的女友兼护士孟锦云用手托著给毛看。看了几分钟，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不久，毛声音微弱地对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再也没从昏迷中醒过来。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著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
正如张戎女士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里面所说的一样，毛心里只有他的权力，这样就不难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了。抗战时期种植贩卖鸦片、勾结日寇打击抗日力量、将国军情报送给日寇。和平年代的穷兵黩武，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本来粮食都不够自己国家的人民吃，却还要要用粮食来换苏联的军事装备，甚至为了小国家对他个人的支持白送给人家，结果饿死了三千多万同胞。如果只是天灾饿死人还有情可原，可是在相对来说风调雨顺的年代却饿死这么多人。更为丧心病狂的是，毛竟然怕老百姓不舍得将粮食交出来，竟然采取类似统购统销的政策，将粮食都收缴上来，然后再由他分给农民；在饥荒开始的时候，不许灾民逃荒，导致被活活饿死。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利，不论是“三分应付,七分发展”的抗日政策，还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这种心理的体现，在他的心目中，不管死多少人，把中华文化破坏成什么样子，都和他无关。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所关心的、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的权力，仍然是他的生命——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而往死在他的屠刀下的数千万生命在他眼里根本不值一提。
前面说到孙中山创造了救国的思想，蒋介石实践这种救国思想，而毛泽东则是这救国思想的破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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