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黎元洪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人物，他在武昌起义一夜间就由名不见经传的清军协统而成为军政府的大都督，震惊中外。他登上政治舞台难道只是时势造就和机缘巧合吗？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在武昌起义中把这位清廷军官推为首领？他又为何能青云直上，三任副总统，两任大总统，成为民国初年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辛亥革命中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要想解开这些谜团，还要从他的身世说起。
一、出身贫寒，凭真才实干成为湖北新军的真正首领
黎元洪，湖北黄陂（今属大悟）人，1864年（清同治三年）生于汉阳，幼年时家境贫寒，父亲黎朝相到直隶（今河北）北塘投军后，祖父黎国荣又去世，他和姐姐衣食无着，一起讨过饭。饥饿难捱时到别人菜地里偷萝卜，聪明的他拔出萝卜后将叶子拧下来，用土虚掩上，好像萝卜没人动过一样。14岁那年，父亲回来接他到天津，20岁时他考取天津水师学堂，刻苦好学，勤勉努力，为人厚重朴实，肯于吃苦，各科成绩名列前茅，被师长严复、萨镇冰等人赏识。入学第二年父亲去世，他又刚刚结婚，生活非常困顿。每次回家探视，近百里的路程都是徒步往返，只为省下一个光洋的路费。
1888年毕业后，黎元洪先后在北洋水师、广东水师任千总、二管轮等职。1894年7月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他所在的“广甲”号战舰也投入战斗，管带吴敬荣贪生怕死，“广甲”号在逃跑途中于大连湾三山岛附近搁浅，黎元洪跳海逃生，后被一位渔民救起。他步行回到旅顺，又到天津候职，却被监禁数月。出狱后他到南京，投奔到当时的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门下。
甲午战败，清朝海军全部覆没，马关签约，丧权辱国，举国哗然。清政府开始大规模编练新军，其中卓有成效的是北方袁世凯主持的天津小站练军，和南方张之洞主持的南京自强军。张之洞初见黎元洪，就称赞他举止稳重老成，见解缜密周详，是数年未得一遇的干练之才，委派他监修南京城外的幕府山炮台，后又任命他为南京炮台的总教习。
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黎元洪也回到故乡湖北，成为张之洞的心腹。他为张之洞筹练新军尽心尽力，官运亨通，先任护军马队营帮带，继任马队营管带，又人护军前锋四营督带，由千总而守备，由守备而督司，复晋为副将。张之洞对他极为赏识，曾手书“智勇深沉”的条幅相赠，并向朝廷褒奖他“忠勇可靠，堪当重任”。
1898、1899、1901年，黎元洪三次受命赴日本考察日本的陆军、骑兵建设及兵工生产，不仅在军事知识与技能上有不小的收益，思想与眼界也大为开阔。1906年清军改制，湖北新军被编为两镇，总兵张彪任第八镇统制，黎元洪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张彪是张之洞最亲信之人，妻子原是张之洞心爱的婢女，因此被称为“丫姑爷”。但张彪粗鄙无能，胸无点墨，湖北军界真正的佼佼者无疑是黎元洪。
平日治军，黎元洪一反清末军官苟且敷衍、松弛腐败的积习，勤勉有方。他从不克扣粮饷，总是足额如期发放，还专门设立被服厂制发军服，因此所辖部属穿戴整齐，与其他队伍服装破烂的状况恰成反照。别的军官多住宿在私宅，他却长住在军营中，甚至过年也不回家，让子女到营中拜年。他起居作息与士兵一致，对有文化的士兵着意提拔，鼓励士兵学习上进。他从不虐待士兵，士兵有过失都交执法官审讯定罪，由此获得士兵广泛拥戴，威信极高。
1905、1906、1908年，清政府在北洋河涧、河南彰德、江苏太湖举行了三次秋操。参加演习的清军当时分为“北军”和“南军”，北军由北洋军组成，号称“北洋三杰”的段祺瑞、张怀芝、曹琨指挥；南军从湖北河南抽调，张彪为总统官，但实际指挥者却是黎元洪。在这几次演习中，黎元洪指挥得体，调度有方，特别是第三次秋操，他指挥南军在三大战役中均击败北军，因此声誉鹊起，成为全国名将。可以说，从1907年张之洞奉调入京之后，黎元洪实际上已成为湖北新军的真正能够一呼百应的首领。
二、思想开通，存心排满，多次保护革命党人
黎元洪虽是清军将领，但他毕业于水师学堂，还三次东渡日本，考察政治与军事，见识过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和强大，因此思想较为开通。他喜欢吸收有文化的特别是有新思想的秀才兵入伍，并积极选送人才出洋肄习。清末湖北留学人员为全国之冠，就是黎元洪向张之洞积极建议的结果。革命党人能将大批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输入湖北新军，在湖北新军中进行反清革命宣传，与黎元洪的开明政策不无关系。
黎元洪对革命党人一直采取怀柔政策，从不严刑滥杀，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多次保护过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1903年，著名革命党人刘静庵入马队第一营当兵，黎元洪当时是马队一营管带。他见刘静庵谈吐不俗，就提拔为护升，协理文书。第二年刘静庵与黄兴联络的信件被黎元洪截获，黎元洪不咎其罪，叫人示意刘静庵托病辞职，了却此事。1907年，革命党人季雨霖因响应同盟会的萍浏醴起义而入狱，黎元洪将其保释。1909年，《楚报》主编、革命党人张汉杰因揭露湖广总督陈夔龙贪赃枉法，指斥清政府大借外债出卖路权而获罪，黎元洪为其说情，最后仅将张轻判一年徒刑。不久陈夔龙调任，黎元洪又将其保出。
1910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成立振武学社，社长杨王鹏、文书兼庶务李抱良、标营代表廖湘云、祝利六等六人都是黎元洪所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士兵。事情败露后，黎元洪只将这几名士兵开除军籍礼送出营，其他人概不追究。黎元洪做这些事并非是倾向革命，而是担心大兴党狱反酿巨变，一旦震动朝廷，自己落下个疏于防范的罪名，干碍仕途，但也说明他与满清朝廷离心离德，有一定的排满思想。湖北新军中当时有不少士兵剪去发辫，黎元洪并不责怪，表示剪与不剪悉听尊便，早被革命党人看作可以争取的对象。他没有兴大狱、广株连，客观上保护了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的力量。
1911年4月，武昌洪山宝通寺内，湖北的一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召开筹备武昌起义的秘密会议，当时就提议起义成功后由黎元洪出任军政府大都督，理由有三：一，黎元洪有知兵之名，堪称名将，以他的名义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壮我革命军威；二，黎元洪是湖北人，素得军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减少阻力；三，黎元洪平素爱护当兵的文人，而这些文人多为革命同志，原有关系，在革命中容易合作。5月28日，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也有以黎元洪为都督的动议，可见黎元洪出任都督并非起义成功后的权宜之计，而是筹划已久的既定决策。
三、恐惧观望之中，被逼成为军政府都督
武昌起义前夕的湖北，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湖广总督瑞澂连续召开会议，与张彪、黎元洪等人商讨防务，缉捕革命党人。当时瑞澂提出楚望台军械库最为重要，而守卫该处的工程第八营内革命党人众多，提议用满族旗籍士兵换防。黎元洪据理力争，称革命党人如果真的人数众多，少数旗籍士兵也无济于事，因此挑起满汉矛盾，反而落下革命煽惑的口实，得不偿失，最后瑞澂只得作罢。楚望台一旦换防，起义成功的胜算就要大打折扣，黎元洪客观上又给革命党人帮了一个大忙。
10月9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俄租界赶制炸弹，不慎引起爆炸。俄租界当局闻声赶来搜捕，将捕获的炸弹、旗帜、告示、印信、名册等一并交给瑞澂，瑞澂立即派出大批军警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三人被捕后牺牲，革命党人决定于10月10日晚起义，黎元洪统辖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在晚8时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迅速占领了楚望台军械库，接着向总督衙门发起猛攻。
起义当时黎元洪正在混成协四十一标大营中，他带领全部将官集合于会议厅内，下令关闭营门，禁止出入，并发出革命党人进攻则还击，退去则不追击的命令，按兵不动。晚11时半，工程八营的党人士兵周荣棠翻墙闯入大营，高喊革命已经成功，号召大家去攻打督署。黎元洪气急败坏，将周荣棠杀害。这是情势所逼下杀一儆百的权宜之计，我们不能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就否定他的全部历史功绩，同样也不应该以这一项罪过，就全盘否定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中的历史作用。试想他当时如果不是按兵不动，那将有多少革命党人会流血牺牲。
午夜时分，革命党人设在蛇山和楚望台上的大炮开始向四十一标营地轰击，黎元洪自知大势不可挽回，命令将官带兵出营，各找生路。军官们如遇大赦，登时四散，许多党人士兵加入了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黎元洪也在部属簇拥下离开营房，躲避在参谋刘文吉家。
10月11日晨，武昌起义宣告胜利，党人士兵马荣奉临时起义总指挥部命令，带兵闯入刘文吉家，请黎元洪出去“主持革命大计”。后来盛传黎元洪曾躲到床下隐藏，其实并无此事。“床下说”是1912年春《震旦日报》在攻击黎元洪的一篇社评中首先提及，以讹传讹，于史无据。黎元洪只是表示拒绝出山，但被革命党人不由分说簇拥到楚望台起义临时总指挥部。
革命党人同时还争取了以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人士，并推举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汤化龙为湖北民政长。黎元洪不顾革命党人苦苦相劝，连声推辞，执意不从。革命党人要他在安民文告上签字，他连连说“莫害我莫害我”，最后只好由革命党人李诩东代签。
布告张贴之后，武昌城内万头攒动，“都督黎元洪”的大名不胫而走，鼓舞了士气，稳定了民心，壮大了革命声威。当时文献记载：
“……午后则武昌城内遍贴布告，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而后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看过布告，原来隐匿逃散的新军军官纷纷出来，表示归附军政府，此后各省风闻响应，特别是一些清朝地方大吏、高级将领附和革命，也与黎元洪作了一个“榜样”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四、从一言不发到慷慨激昂，黎元洪只用了三天时间
刚当上都督的黎元洪，终日正襟危坐，不言不语，形同偶像，但他的内心却处于激烈的矛盾之中。他并非不知道清朝的腐败，也有排满思想，但对革命知之甚少，总觉得革命党人力量太小，武昌起义虽然成功，但难以应付清军的反扑。
可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料，13日清晨，民军向瑞澂统率的清舰炮击，双方炮战达两小时之久，将清舰击退，打出了民军的威风和名声。黎元洪不得不对民军的实力刮目相看，对清政府的信心严重动摇。与其既当革命党人的高级囚徒，又被清廷看作“附逆”，不如索性把前程押向革命一边。当天下午他在革命党人的劝说下剪掉了辫子，还摸着光头笑道：“有点像弥勒佛了。”
13日晚，黎元洪主持了革命党人的军事会议，发表了任职后的首次演说：
“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人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我鄂军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帜飘扬江汉，必立时响应，前来归附……长江下游及云贵等省军队中之军官，多为鄂军出身，北洋军中，由吴禄贞统领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军界调升去的亦有五十余人，下级军官自不待言。这些人平素即有革命志向，也一定能响应革命。因此，革命事业成功，绝无疑问。……”从演说中可以看出黎元洪态度的完全转变，俨然以革命党人的首领自居，同时也可以看出湖北军界对全国军事形势的影响，更见得革命党人逼他出任都督不是情与理的选择，而是势与利的选择。
军事会议后，黎元洪和汤化龙一起接见了美国驻汉口领事，对美国领事说，革命就是要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民国。17日，黎元洪接见英国驻汉口领事福特，又接见英文《大陆报》记者埃温德·丹格尔，指出满族统治者从未公正地对待过汉人，只有镇压屠杀，因而激发了革命，并承诺共和后中国将更大地对外开放，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劳动力结合，以开放中国的资源。
17日，革命党人在武昌阅马场举行设坛、祭天、誓师活动，设黄帝轩辕氏牌位，树“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大旗。黎元洪戎装佩剑，宣读《祭告天地文》、《祭告黄帝文》，然后慷慨激昂地宣读誓词：
“……义声一动，万众同心，兵不血刃，克复武昌，我天地、山川、河海、祖宗之灵，实凭临之！元洪投袂而起，以承天庥，以数十年群策群力呼号流血所不得者，得于一旦，此岂人力所能及哉！日来搜集整备，即当传檄四方，长驱漠北，吊我汉族，歼彼满夷，以我五洲各国立于同等，用顺天心，建设共和大业！”
五、策反清朝海军，拜黄兴为战时总司令
10月17日，清海军提督萨镇冰乘“楚有”号舰抵达武汉江面。萨镇冰是黎元洪在天津水师学堂时的老师，因此黎元洪写信劝其加入革命。信中说：
“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肯甘为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耶？……刻下局势，只要吾师肯出，拯救四万万同胞，则义旗所至，山河改观，以四万万同胞与数千满族竞争，以方兴之民国与运尽之清廷抵抗，……将见不需八月，而亚洲地图之上，必有中华民国国旗飘扬也。”萨镇冰见信后表示：“真不忍见同胞骨肉相残。”此后的战事中萨镇冰与民军有了某种默契，海军发炮多远射荒郊或射向水面，减轻了民军的压力。黎元洪还给清海军各舰舰长写了内容相似的信，由于他是海军出身，因而同学众多，影响颇大。11月2日，海筹、海容、海琛在九江反正，其余舰只也于数日后由汤茗芗率领响应革命。黎元洪一面致电九江军政分府予以优待，一面派人前去慰问，并请海军协助民军。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连派重军镇压，北洋军主力在10月底到达孝感、滠口一线，汉口鏖战正急，10月28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到达前线。黄兴以军事才能著称，被任命为战时总司令。黎元洪派人赶制一面丈二大旗，上书斗大“黄”字，鼓舞士气。
11月3日，阅马场又搭高台，台正中高悬“战时总司令黄”六字大旗，黎元洪登台拜将，将印信、聘状、令箭等物亲手交给黄兴。黄兴发表演说，表示要“从黎都督与诸同志后，直捣虏廷，恢复神州”，并下台检阅部队，然后渡江赴汉阳，设立战时指挥部。
当时北洋军在汉口、汉阳的总兵力已达三万，民军不过数千，敌众我寡，到11月27日，汉阳全部沦陷，黄兴回到武昌。后人论及汉阳保卫战的失败，不少说是由于黎元洪的掣肘，黄兴无法全权指挥，当机立断。其实黎元洪基本上支持了黄兴的指挥部署，告诫军民将领要听从黄兴的命令，在战事中也能与黄兴配合。
例如11月21日，清军向汉阳进犯，黎元洪命令武昌民军由青山附近渡江，先占汉口谌家矶，然后进击刘家庙，包抄清军的后路。11月25日，援鄂湘军王隆中、甘兴典部擅自退出战场，黎元洪接到黄兴的通知后，马上派人携带犒赏物品及现银到王隆中部，劝其以大局为重，重返前线，后又亲自前往规劝敦促，但王隆中依然率部退往湖南。黎元洪非常愤慨，当即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要求将王、甘二人明正典刑。
汉阳失守，黄兴痛不欲生，黎元洪派人劝慰，请黄兴迅速撤回武昌，以免危险。部分党人对黄兴不满，要求追究责任，黎元洪劝解说：“你们要责备黄先生，首先要责备我，因为黄先生的总司令是我任命的。但是大家要知道，黄兴二字对革命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如果我们今天对黄先生有不理智行为，会使敌人认为革命党内部起了分化，长敌人气焰，灭自己威风，使独立各省灰心。”在黎元洪的安排下，黄兴顺利地离开武昌回到了上海。
六、停战议和，反劝袁世凯倒戈相向
汉阳虽然失守，但全国的革命形势却发展迅猛，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的省份和地区已达11个，清朝统治处于土崩瓦解之中。无奈之中清廷只好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并答应袁世凯实行君主立宪、开放党禁、皇族不得干政等主张。袁世凯带着这些带着这些讯息，在10月底11月初，派人与黎元洪讲和，遭到了黎元洪的果断拒绝。
黎元洪在回信中指出袁世凯的议和试探包藏祸心，“假托于君主立宪”是历史上指鹿为马的赵高和认贼作父的张帮昌的故伎，并利用排满的民族大义动员袁世凯倒戈相向，推翻清廷。“公果能归乎？与吾侪共扶大义，将见四万兆之人，皆皈依于公心，将来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之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之。”黎元洪拒绝接受“君主立宪”，坚决要求实现民主共和，这是他排满思想的又一重要表现。后人论史，常把黎元洪看作对袁世凯妥协的始作俑者，这其实又是宗冤案。早在北洋军进逼武汉的时候，《大汉报》主编胡石庵就以“全鄂士民”的名义，要求袁世凯顺应时势人心，回师北向，“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黄兴到武昌后也致信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即南北各省，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无人能先知先觉，预知袁世凯后来会成为窃国大盗，依当时情势，劝其倒戈相向在情理之中。
袁世凯知道唯有革命党人存在，清廷才会容忍他如同勒索般的漫天要价，因此并不真想拿下武昌。11月27日，他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精心策划，派英国驻汉口领事戈飞向武昌方面提议停战议和。同时为了增加以后议和时的筹码，命令北洋军对武昌城一通猛攻，使武昌形势一度很危急，军政府和黎元洪被迫接受“先停战后议和”的方案。
12月9日，双方正式签定停战协定，在全国范围内，反清民主革命的枪声静寂下来。18日，南北议和谈判在上海正式开始。25日孙中山自海外归来，29日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1月3日，黎元洪被选举为副总统。到2月上旬，南北议和达成最后妥协，革命党人同意让出政府，由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则同意公开宣布赞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终于土崩瓦解，黎元洪也完成了他由清军将领到民国元勋的重大转变。
历史的偶然性中常常蕴涵着必然性，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下面常常隐藏着非戏剧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只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还是能够解开黎元洪身上的许多谜团。应该说，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虽然是被迫出任军政府都督，但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琨、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也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封建军官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也做过一些错事和坏事，但我们不能把他等同于袁世凯、段祺瑞、曹琨、吴佩孚那样的封建军阀，还是应该肯定他曾经起到过的历史作用，做出过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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