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8-25 02:51:21作者：
据国外媒体报道，印度全国软件与服务企业协会(Nasscom)会长基兰·卡尼克(Kiran Karnik)周二发出警告称，为避免中国今后取代印度在全球软件外包业务上的领先地位，印度需大力加强教育和IT基础投入。卡尼克称，今后3~5年内中国软件外包业务赶上印度的可能性不大，但其他竞争对手会快速行动起来，尤其不能忽视中国的发展速度。他认为，随着中国IT人才数量的增长及政府管理政策的完善，中国正逐渐成为软件外包的重要国家。“虽然目前全球软件外包依然最青睐印度，但我们应确保今后数年中印度仍将保持领先地位。这就需要我们出台相应优惠政策，建立良好的税收环境，加大教育投入，打造更好的IT基础结构。”亚洲开发银行上月指出，印度教育投入已远远滞后于其经济增长速度，该国仅有1.2万家技术培训和职业学院，而中国此类机构多达50万家。近年来，软件外包业务已成为拉动印度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2006年印度软件和服务的总营收达302亿美元，远高于2000年的58亿美元，其中以软件外包业务增幅最大。Nasscom称，2006年中国软件和服务总营收为122亿美元，2000年为24亿美元，但增长领域主要集中于国内市场。卡尼克表示，中国不但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和数量众多的IT人才，且中国IT人才的英语水平也正迅速提高，同时，中国政府鼓励国内软件企业积极开拓外包业务。Nasscom在一份有关中国IT实力评估报告中指出，过去数年中，中国领先的软件企业平均年增长率在40%~50%左右，外包业务也稳步发展。卡尼克称，除中国外，印度软件外包的潜在对手还包括南非、越南、韩国和墨西哥等。他还表示，中印两国应加强IT领域的交流合作以取长补短；即使今后中国大幅度缩短与印度在IT发展上的差距，也不会对印度带来重大威胁，原因是全球软件外包需求将进一步增长。（2007年8月22日新浪科技）
这也是印度人未雨绸缪的一种宣示吧。
作为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或者是由于长期的历史的积淀，或者是现如今瞬息万变的时代进程，都让承载着历史与现实的人们风物长宜放眼量。
在这方面，印度比中国似乎来得更清晰些。上个世纪后期，印度人就对自身的状况忧心忡忡，甚至以“民族危机”来描述。在第54届印度哲学大会上，主席K•S•穆尔迪直言不讳地发出了印度面临民族危机的声音，并且具体解释说，“品德、目标、信仰、意志的危机”导致了印度的瘫痪。
我真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也能够幸运地拥有这份民族自觉。品德，呵呵；目标，呵呵；信仰，呵呵；意志，呵呵……危机？凡此种种，哪个现如今的中国会幸免于难？
也正因此，印度在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方面有着比中国看上去要陈腐得多但却非常耐人寻味的措施。印度在保护民族产业方面的力度，确实让我们中国人汗颜。在中国举国上下卖国求荣，各级贪官污吏疯狂贱卖国有资产的当口，印度却为外国投资设置了重重障碍，对发达国家如此，对发展中国家亦然。去年8月22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印度工业联合会相关人士表示，中国企业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有关投资保护方面的问题有望在今年11月得到圆满解决。据印度本地媒体报道，尽管中印已就《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开展大量前期工作并举行了至少6次会谈，但基于安全方面的忧虑，印度内政部对该《协议》仍持反对态度。据了解，为推动《协议》的进展，印度财政部曾多次向内政部征求对《协议》的意见，但印内政部迟迟不愿作出评论。在缺少内政部意见的情况下，财政部推动《协议》签署的所有工作只能暂停。《协议》难以签署，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将难以受到保护。此前，所谓的“安全问题”已经使香港和记黄埔、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投资印度港口、通信行业时多次遭禁。
而中国呢？为了解决政治体制这个尾大不掉的旷世难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就想出了通过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接轨的方式，让洋鬼子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突出的，就是加入世贸组织。要知道，中国入世所签署的九个重要文件当中，只有一个是针对企业的，其他八个都是针对政府的，在比如关税、权力干预市场、国民待遇等诸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而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削弱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就如同没有一个人愿意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一样。中国委府之所以会出此下策，就是因为官僚体系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依靠国内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对局势有任何改善之功效。
中国的入世谈判过程，不可谓不艰难险阻惊涛骇浪，而中国所作出的让步，比起近百年前的巴黎和会上来，也算是当仁不让了。所以，海内外对于中国入世与全世界签订城下之盟的条款称之为新卖国21条，也并不为过。
比如，到现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只有最发达的十几个国家开放了自己的金融领域，而中国作为在世界经济中初来乍到者，却在美国等强权的威逼利诱之下，义无反顾地在中国金融领域门户大开，使得国际资本可以长驱直入，致使中国资本帐户的半推半就也就是个幌子，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命脉早就拱手相让。
面对新兴经济体的轰然起立，全世界都给于了特别的关注。而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同时又都是从贫穷落后状态里绝地反击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度，中国和印度受到的瞩目自然会更多。不过，国际在比较后发现，印度占据着实力上的优势。去年7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发展模式》的文章认为，印度经济奇迹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值得称道的是印度创造这些奇迹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与亚洲许多国家选择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明显不同的是，印度走的是一条扩大内需和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道路。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亚洲许多国家都创造了经济奇迹，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选择的是一条“出口导向加吸引外资”的快速赶超型发展战略。这种战略能够在短期内收到明显效果，但并不具有持久性。然而，印度却与众不同。它没有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也没有刻意鼓励出口廉价产品，甚至也没有想方设法吸引外国投资，印度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内部需求扩大的结果，是消费推动和服务业壮大的结果。印度经济增长没有过多地依靠外资，也没有靠投资来拉动，印度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在于收入增加引起的市场扩大。这意味着，印度经济抗击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更强，因为其增长的动力在于内部，而不像中国那样依赖国际市场。印度增长模式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经济增长与国民富裕是同步实现的。印度推行的是一套“国民同富”的发展政策，在经济改革中没有偏袒任何一个行业或任何一个部门，私营经济在印度得到了鼓励并充分发扬。这样做能够有效防止收入两极分化，同时也避免了让改革成为某些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印度模式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其生产效率的提高。目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的30～40%都是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的依靠总量投入。这一点与中国有明显不同，也有别于其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不过，印度经济奇迹与亚洲其他国家最大的一个区别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显著不同。印度政府很少直接干预经济运行，而是推出了一系列鼓励私营经济、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发展的政策。自由市场机制在印度经济奇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断壮大的私营企业是印度经济奇迹的核心。现在，印度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私营企业，而且拥有亚洲最具活力的证券市场和最现代化的金融服务体系。这些优势将把印度经济奇迹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分析和结论，现如今已经越来越为全世界所共识。中国依靠丧心病狂的资源、劳动力、环境、生态等投入，换取官员的仕途升迁所需要的统计数据帐目上的字据，以及连真金白银都不是的美国央行随便印刷的绿油油的美元，将最好的产品、服务以及所附带的福利和附加值通通奉献给全世界，而将中国国民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饱受污染和假冒伪劣之苦，这种本末倒置，大概也决定了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和印度角逐结果的自不待言。
具体到开篇涉及的外包领域，中国的外包业务刚刚起步，而印度却在其中感到有些不耐烦。去年8月8日快讯，美国《商业周刊》最近的报道说，曾经为世界诸多大企业提供电话售后和咨询服务的印度现在不想做这种累人又不怎么赚钱的活了。同时，美欧公司也对印度呼叫中心的服务水平抱怨不已，像戴尔这样的世界知名公司甚至干脆把电话客服专线又拉回了美国。《商业周刊》指出，随着印度最顶尖的公司在为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提供外包服务方面越来越有经验，它们发现外包服务的最低端业务——呼叫中心已经无利可图。“与几乎所有人一样，印度人也不愿意与因对服务不满而骂骂咧咧的客户打交道。更重要的是，印度几家最大的外包公司表示，它们的美国企业客户总是不断地压低价格，从而无可避免地降低了它们可以提供的服务质量。”所以，印度外包公司最近开始拒绝呼叫中心合约，它们更愿意接受报酬更好的协议，如处理抵押贷款、保险理赔、核对工资单等。而与此同时，有消息称惠普将在大连建立服务全球的客服呼叫中心。在大连，除了惠普，更多的日本公司也在这里设立了电话服务中心。据了解，许多日本公司已经在大连建立产业基地，于是针对日本国内服务的呼叫中心在大连也遍地开花。日本公司期望大连当地熟练使用日语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满足其持续的人才需求。东京工程应用公司公司计划到2007年聘用1000名雇员。“投资大连的呼叫中心将为我们节省30%的成本。”该公司负责人说。甚至许多欧美企业也将日语客服设到了大连。上海、北京、大连、广州等地区也正在发展电话服务外包产业，中国大有取代印度成为新的“全球呼叫中心”之势。但是很多专家现阶段并不看好中国成为新的“全球呼叫中心”。他们认为，能够讲流利英语的人才成本还很高。中国的优势可能在于建立面向全球华人的客服中心。
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在外包业务领域，再一次成为全世界的垃圾场。通过廉价甚至免费的土地供应（别忘了与此对应的是住宅土地供应的严重短缺及其所必然导致的房价发疯似的上涨）、减免税收、提供超国民待遇等丧权辱国的方式，喜不自胜地夺取连印度都不愿意做的外包低端业务。在中国成为全世界加工厂并由此而在签证制度作为国际间户籍制度存在的前提下，中国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为全世界打工，通过透支自己祖国资源的方式让洋鬼子乐不思蜀之后，中国的服务业紧随着制造业，再一次演绎了将中国沦为人类飞地，汇集印度抛弃的垃圾业务，成为全世界最廉价的无烟工业（色情业也不过如此）的不归坦途。
可笑而可悲的是，即使如此，中国还是个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去年8月14日快讯，8月4日，商务部会同8部委和各地软件园在大连召开“部分城市服务外包座谈会”，大连被授予“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称号，大连欲借此确立它在中国软件外包领域的领头羊地位。但这次意义重大的座谈会上，一直以来与大连软件园一争高下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并未参会，甚至毫不知情。目前，国内6个软件出口基地中，大连有众多跨国公司和对日外包业务；北京则是中国最大的软件出口基地，软件产值也最高。8月4日商务部“大连会议”上，大连软件园作为东道主撰写了“服务外包认定标准”和“发展政策”的建议稿，内容包括标准制定、人才培训、退税政策、行业机构等。作为商务部认定的示范园区，大连软件园的工作受到了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等的认可。2005年大连市软件收入超过100亿元，软件园贡献了其中的50%。2006年6月大连被定为“发展外包服务”的样板。今年上半年，随着Oracle、AVAYA、NCR、NTT四家企业的到来，大连软件园已经吸引了包括IBM、埃森哲、SAP、惠普等在内的26家跨国公司入驻。但是，随着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多，人才严重短缺已经困扰着软件园里的企业。虽然大连市政府也意识到人才对大连的重要性，多次组织企业赴日、赴美进行招聘，但效果并不明显。目前，大连的四家软件院校每年的毕业生已远远不能满足企业需要。去年大连软件园与IBM合作的大型机培训，200多名学员还没毕业就被企业一抢而空。毕博全球开发中心中国总经理徐雄介绍，“2002年初的时候，大连的人才成本优势还比较大，现在，合适的人才不好找，价格也比四年以前上涨了2倍。”据知情人士透露，大连软件园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将达成合作，双方可能以各持股50%，成立总股本5000万元的合资公司，共同建立相关配套措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开展服务外包，缓解大连的人才紧缺。
就此编辑部点评道：虽然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中，大连被称为“中国的班加罗尔”，但大连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班加罗尔”，还前路漫漫。除了市场狭窄，人才短缺等目前面临的迫切问题，缺乏整体形象可能是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的最大困难，中国各个城市单打独斗，彼此竞争的现象很严重。因此，面对印度软件企业竞争，政府关键作用不是简单提供优惠政策，而是建立与印度全国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性质类似的机构，进行软件外包业务宣传和推广，提高软件外包的国家整体实力，形成有序竞争。
你相信吗？中国居然要用自己的明星城市去比拼印度的班加罗尔！以前，咱只听说过，苏州要誓作东方威尼斯，上海要做东方纽约，哈尔滨出现过东方果戈里大街，北京有过第五大道之类的，还没听说过中国要有个班加罗尔。如此下去，北京将成为北方的雅加达，天津将成为东方的阿比让，银川也不用耗费那么多的黄河水建什么塞上江南、干脆直截了当成为东方的德克里克不就完了嘛。咱见过崇洋媚外的，可这么没羞没臊的，还实在少见吧。
咱也别说什么中国高考扩招了许久，却培养出来一堆废物，闹得中国班加罗尔连合格外包垃圾业务可以忍辱负重专门供洋鬼子污言秽语发泄怒火的人才都没有；也别说什么委府其实根本就不是用来提供公共服务，而是强取豪夺的；更别说各地自相残杀是可以诀别的，中国嘛，无奇不有不是？
黄亚生曾经专门讨论过，为什么印度在外包业务上能够独领风骚而中国却不行。印度着眼于外包业务，而中国则崇尚招商引资。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外包业务只是在产品终端的合作，而招商引资则是将企业股权出让，合约的标的与指向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中国企业之所以要招商引资，从国有企业来说，那是自吹自擂的形象工程，更是负责人和管理者侵吞国有资产进行变现的途径；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则是借此改善中国金融对其歧视和封杀景况的出路，为了能够获得运营资金，不得不卖身投靠；而中国比比皆是的地方保护，制约的都是中国自己的企业（不管所有制），可对外资来说却网开一面，这就形成了，内资企业在中国无法跨地区运作，而外资却可以如入无人之境的奇观，因此，招商引资还具有着突破地方保护的功能，而中国人要通过洋鬼子来打破自己人打造区域隔绝，这不能不说是很如入无言以对的吧。
这就是说，外包业务要求的是企业生存环境质量非常好，法治化程度非常高，市场主体人人平等；而招商引资则是对不公平的市场地位的一种破坏性的补偿方式。虽然企业借此可以暂时摆脱资金困境，但是从长远来说，却埋下了民族产业凋敝的致命祸患。
不过，这也是给了中国人当头一棒，教训了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咱们，这个世界是不是可以靠着什么两会或者党代会就搞定的。国际游戏规则究竟该如何把握，我们民族的人格分裂该怎么避免在洋鬼子面前被扒去内衣赤身裸体丢人现眼。
中国自从1949年进入社会主义制度后，实现了从民族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的倒退和复辟，专制色彩愈演愈烈，逐渐强大而无孔不入的政权，还在继续扩展着权力自身的空间，使得收到排挤的其他社会主体龟缩到越来越狭窄的角落之中。去年6月8日快讯，美国独立研究组织SRI International旗下科技及经济发展中心日前发表研究报告，揭示“联系”的力量，即个人、企业、国家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类的福利极为重要。SRI确立了分析架构，来定义联系能力背后的驱动因素和所带来的效益，同时将联系能力量化，并且评估其影响。据此，SRI创建了“联系指数”（Access Index），并且按照国家和地区的“开放”程度，即国内企业、个人能够接触和联系国外对象和资料的程度，列出了75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国在“联系指数”排行榜中积37．6分，总体排名第52位。而美国和日本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充足的资源，在“联系指数”排行榜上仅分列第12位和第19位。SRI International的“联系力量”研究由联邦快递母公司FedEx Corp．委托进行，首次全面定义、衡量、分析联系的力量如何有助推动变革和进步，开创了同类研究之先。中国在“联系机遇指数－企业”排行榜中位列第22。虽然中国的联系能力有限，但其能从目前的联系水平中获取机会。特别在“发展和竞争力”指标中，中国排名第10位，并且在“创新”指标中体现出增长趋势（排名第22位）。联系创新资源（学术研究、理论和研究成果）和发明者及企业家网络的能力为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稳定的创新产出做出了贡献。中国在“联系机会指数－国家”排行榜中位列第33。这得益于中国在“更广阔市场”指标中的强势地位（排名第8位），但是受到“全球联系”（排名第74位）和“发展及繁荣”（排名第29位）指标的制约。中国在“联系机会指数－个人”排行榜中位列第45。虽然中国在“选择和期望”指标中得分非常高（排名第8），但在“关系”和“幸福”指标中排名极低（分别位列第67和第48）。
其中，企业如此，国有企业演变为官僚体系之中的玩偶，股份制、民营、个体乃至外资企业则无一例外都必须向权力顶礼膜拜并行贿，否则会被以形形色色的理由剥夺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条件。
最为悲惨的，则属于那些非官方的社会组织，以及家庭和个人。在中国的制度格局当中，非政府组织是受到严格资格审查和严密监视的，各种社会力量通通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而无法活动，在社会组织产生之处的登记制度，就摒除了绝大部分组织存在的合法性，使之胎死宫内根本得不到公之于众的机会。
通看现在的全世界，强政府（在中国则是委府——很多人对我创造并且频繁使用的这个词汇的含义不易把握，其实还是中国社科院唐钧兄灵光，在别人当面问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时，替我解释说，就是党委和政府嘛。其实，中国自上而下，哪儿不都是这种珠联璧合惹得祸害？）弱民间，应该以中国为最（朝鲜那种非常状态国家姑且不论），强大的统治力量挤压得社会无处容身，并且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所有制，在改革开放的名义下推卸责任地演变为社会所有制，而相应的社会制度供给又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基本上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别的不说，我自己到现在，从来没有碰到过哪怕花拳绣腿般的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等等，一文不名），将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从官方庇护下抛弃出来，扔到毫无遮风避雨功能的社会之中，任其生老病死自相残杀，这种社会逐渐失去了自我繁衍休养生息纠错调整的内在机能，沦为死路一条。
如此情况下，更不用说一向被全世界艳羡的中国式的家庭，逐渐蜕变为单纯的配种站和合伙降低生活成本搭帮吃饭、住房、用车、行尸走肉的“拼”一族等群体胡作非为的代名词。家庭结构的缩减，更为制度所强迫（看看建设部有关小户型的9070政策、及其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吧），更是以赋予家庭不堪重负的扶贫济困责任却根本不予相应补偿或者政策提振，使得家庭制度也摇摇欲坠，家庭的安全感和稳定性收到了空前的挑战和贬斥。原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却以“市场化”理由理直气壮地甩给了家庭，从制度上对家庭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个人嘛，看看权利社会是个什么德行样，就知道了。这方面，我已经说得很多，于此不赘。总而言之，什么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什么权力社会到权利社会，什么专制时代到宪政时代，什么管理型到服务型，什么以钱为纲到公平公正，做梦去吧。
就在中国还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来自印度的垃圾外包业务，并为找不到适合工作人员而手忙脚乱之际，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去年7月7日快讯，在信息技术外包市场上有一匹黑马：越南。不声不响地，这个拥有8,400万人口的国家正崛起为全球最大的IT生产商和IT创新企业外包其业务的替代目的地。富士通（Fujitsu）已经在这里生产电路板；英特尔公司（Intel）正斥资3亿美元兴建一座芯片封装和测试工厂；而芯片生产设备设计商Novellus Systems可能很快将步英特尔的后尘，在越南建立自己的工厂。越南的企业家们正纷纷从海外返回祖国，在日益成为科技产业中心的胡志明市开设自己的小企业。像中国和印度一样，越南政府早就将IT业视为一项重要产业。只要是IT公司，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企业，都可以享受快速投资审批以及优惠的税收待遇。在当今的全球市场上越南具备一些先天优势。该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亚太地区属于最低之列，而该国达94%的识字率则可排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越南人的平均年龄也不高，他们都渴望获得成功。越战后出现的婴儿潮使该国人口远超过了8,000万，大部分越南人的年龄都不超过30岁。有利的投资环境已吸引许多海外越南人返回祖国创办IT企业。这些人不少都有多年的IT业从业经验，他们的回归帮助10年前还几乎不存在的越南IT产业得以起步。当然，越南还面临来自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太区大国的严峻挑战。以中国为例，虽然该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但规模优势仍能使该国的IT产品生产商保持价格竞争力。为了能与这些大国展开有效竞争，越南的IT企业需要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在高度专业化服务领域，质量比价格更为重要，这使小企业可以在这一领域与较大型企业展开有效竞争。此外，附加值更高的服务往往意味著更高的价格和更高的准入门坎；越南的IT企业或许应遵循这一发展策略。
这可真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祸不单行。
说不定过两天，中国就会出现什么中国的河内、中国的岘港、中国的胡志明市而让咱们欢天喜地；甚至，再冒出个中国的金边、中国的仰光、中国的平壤也尚未可知。崇洋媚外嘛，管它是哪儿呢，只要不是中国就行。
就这样，即使全世界都外包给了中国，我们又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
2007年8月23日于西班牙马洛卡
这也是印度人未雨绸缪的一种宣示吧。
作为文明古国，印度和中国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或者是由于长期的历史的积淀，或者是现如今瞬息万变的时代进程，都让承载着历史与现实的人们风物长宜放眼量。
在这方面，印度比中国似乎来得更清晰些。上个世纪后期，印度人就对自身的状况忧心忡忡，甚至以“民族危机”来描述。在第54届印度哲学大会上，主席K•S•穆尔迪直言不讳地发出了印度面临民族危机的声音，并且具体解释说，“品德、目标、信仰、意志的危机”导致了印度的瘫痪。
我真不知道，中国人是不是也能够幸运地拥有这份民族自觉。品德，呵呵；目标，呵呵；信仰，呵呵；意志，呵呵……危机？凡此种种，哪个现如今的中国会幸免于难？
也正因此，印度在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方面有着比中国看上去要陈腐得多但却非常耐人寻味的措施。印度在保护民族产业方面的力度，确实让我们中国人汗颜。在中国举国上下卖国求荣，各级贪官污吏疯狂贱卖国有资产的当口，印度却为外国投资设置了重重障碍，对发达国家如此，对发展中国家亦然。去年8月22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印度工业联合会相关人士表示，中国企业受到的不公待遇以及有关投资保护方面的问题有望在今年11月得到圆满解决。据印度本地媒体报道，尽管中印已就《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开展大量前期工作并举行了至少6次会谈，但基于安全方面的忧虑，印度内政部对该《协议》仍持反对态度。据了解，为推动《协议》的进展，印度财政部曾多次向内政部征求对《协议》的意见，但印内政部迟迟不愿作出评论。在缺少内政部意见的情况下，财政部推动《协议》签署的所有工作只能暂停。《协议》难以签署，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将难以受到保护。此前，所谓的“安全问题”已经使香港和记黄埔、华为、中兴等中国公司投资印度港口、通信行业时多次遭禁。
而中国呢？为了解决政治体制这个尾大不掉的旷世难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就想出了通过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接轨的方式，让洋鬼子来推动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突出的，就是加入世贸组织。要知道，中国入世所签署的九个重要文件当中，只有一个是针对企业的，其他八个都是针对政府的，在比如关税、权力干预市场、国民待遇等诸方面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而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削弱自身的权力和利益，就如同没有一个人愿意束手就擒坐以待毙一样。中国委府之所以会出此下策，就是因为官僚体系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依靠国内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对局势有任何改善之功效。
中国的入世谈判过程，不可谓不艰难险阻惊涛骇浪，而中国所作出的让步，比起近百年前的巴黎和会上来，也算是当仁不让了。所以，海内外对于中国入世与全世界签订城下之盟的条款称之为新卖国21条，也并不为过。
比如，到现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只有最发达的十几个国家开放了自己的金融领域，而中国作为在世界经济中初来乍到者，却在美国等强权的威逼利诱之下，义无反顾地在中国金融领域门户大开，使得国际资本可以长驱直入，致使中国资本帐户的半推半就也就是个幌子，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命脉早就拱手相让。
面对新兴经济体的轰然起立，全世界都给于了特别的关注。而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同时又都是从贫穷落后状态里绝地反击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度，中国和印度受到的瞩目自然会更多。不过，国际在比较后发现，印度占据着实力上的优势。去年7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发展模式》的文章认为，印度经济奇迹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值得称道的是印度创造这些奇迹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与亚洲许多国家选择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明显不同的是，印度走的是一条扩大内需和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的道路。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亚洲许多国家都创造了经济奇迹，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选择的是一条“出口导向加吸引外资”的快速赶超型发展战略。这种战略能够在短期内收到明显效果，但并不具有持久性。然而，印度却与众不同。它没有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也没有刻意鼓励出口廉价产品，甚至也没有想方设法吸引外国投资，印度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内部需求扩大的结果，是消费推动和服务业壮大的结果。印度经济增长没有过多地依靠外资，也没有靠投资来拉动，印度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在于收入增加引起的市场扩大。这意味着，印度经济抗击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更强，因为其增长的动力在于内部，而不像中国那样依赖国际市场。印度增长模式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经济增长与国民富裕是同步实现的。印度推行的是一套“国民同富”的发展政策，在经济改革中没有偏袒任何一个行业或任何一个部门，私营经济在印度得到了鼓励并充分发扬。这样做能够有效防止收入两极分化，同时也避免了让改革成为某些集团谋取私利的工具。印度模式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其生产效率的提高。目前，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的30～40%都是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的依靠总量投入。这一点与中国有明显不同，也有别于其他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不过，印度经济奇迹与亚洲其他国家最大的一个区别是政府对经济干预的程度显著不同。印度政府很少直接干预经济运行，而是推出了一系列鼓励私营经济、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发展的政策。自由市场机制在印度经济奇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断壮大的私营企业是印度经济奇迹的核心。现在，印度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私营企业，而且拥有亚洲最具活力的证券市场和最现代化的金融服务体系。这些优势将把印度经济奇迹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种分析和结论，现如今已经越来越为全世界所共识。中国依靠丧心病狂的资源、劳动力、环境、生态等投入，换取官员的仕途升迁所需要的统计数据帐目上的字据，以及连真金白银都不是的美国央行随便印刷的绿油油的美元，将最好的产品、服务以及所附带的福利和附加值通通奉献给全世界，而将中国国民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饱受污染和假冒伪劣之苦，这种本末倒置，大概也决定了在未来的岁月里，中国和印度角逐结果的自不待言。
具体到开篇涉及的外包领域，中国的外包业务刚刚起步，而印度却在其中感到有些不耐烦。去年8月8日快讯，美国《商业周刊》最近的报道说，曾经为世界诸多大企业提供电话售后和咨询服务的印度现在不想做这种累人又不怎么赚钱的活了。同时，美欧公司也对印度呼叫中心的服务水平抱怨不已，像戴尔这样的世界知名公司甚至干脆把电话客服专线又拉回了美国。《商业周刊》指出，随着印度最顶尖的公司在为美国和欧洲跨国公司提供外包服务方面越来越有经验，它们发现外包服务的最低端业务——呼叫中心已经无利可图。“与几乎所有人一样，印度人也不愿意与因对服务不满而骂骂咧咧的客户打交道。更重要的是，印度几家最大的外包公司表示，它们的美国企业客户总是不断地压低价格，从而无可避免地降低了它们可以提供的服务质量。”所以，印度外包公司最近开始拒绝呼叫中心合约，它们更愿意接受报酬更好的协议，如处理抵押贷款、保险理赔、核对工资单等。而与此同时，有消息称惠普将在大连建立服务全球的客服呼叫中心。在大连，除了惠普，更多的日本公司也在这里设立了电话服务中心。据了解，许多日本公司已经在大连建立产业基地，于是针对日本国内服务的呼叫中心在大连也遍地开花。日本公司期望大连当地熟练使用日语的大学毕业生能够满足其持续的人才需求。东京工程应用公司公司计划到2007年聘用1000名雇员。“投资大连的呼叫中心将为我们节省30%的成本。”该公司负责人说。甚至许多欧美企业也将日语客服设到了大连。上海、北京、大连、广州等地区也正在发展电话服务外包产业，中国大有取代印度成为新的“全球呼叫中心”之势。但是很多专家现阶段并不看好中国成为新的“全球呼叫中心”。他们认为，能够讲流利英语的人才成本还很高。中国的优势可能在于建立面向全球华人的客服中心。
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在外包业务领域，再一次成为全世界的垃圾场。通过廉价甚至免费的土地供应（别忘了与此对应的是住宅土地供应的严重短缺及其所必然导致的房价发疯似的上涨）、减免税收、提供超国民待遇等丧权辱国的方式，喜不自胜地夺取连印度都不愿意做的外包低端业务。在中国成为全世界加工厂并由此而在签证制度作为国际间户籍制度存在的前提下，中国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为全世界打工，通过透支自己祖国资源的方式让洋鬼子乐不思蜀之后，中国的服务业紧随着制造业，再一次演绎了将中国沦为人类飞地，汇集印度抛弃的垃圾业务，成为全世界最廉价的无烟工业（色情业也不过如此）的不归坦途。
可笑而可悲的是，即使如此，中国还是个马尾巴穿豆腐——提不起来。去年8月14日快讯，8月4日，商务部会同8部委和各地软件园在大连召开“部分城市服务外包座谈会”，大连被授予“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称号，大连欲借此确立它在中国软件外包领域的领头羊地位。但这次意义重大的座谈会上，一直以来与大连软件园一争高下北京中关村软件园并未参会，甚至毫不知情。目前，国内6个软件出口基地中，大连有众多跨国公司和对日外包业务；北京则是中国最大的软件出口基地，软件产值也最高。8月4日商务部“大连会议”上，大连软件园作为东道主撰写了“服务外包认定标准”和“发展政策”的建议稿，内容包括标准制定、人才培训、退税政策、行业机构等。作为商务部认定的示范园区，大连软件园的工作受到了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等的认可。2005年大连市软件收入超过100亿元，软件园贡献了其中的50%。2006年6月大连被定为“发展外包服务”的样板。今年上半年，随着Oracle、AVAYA、NCR、NTT四家企业的到来，大连软件园已经吸引了包括IBM、埃森哲、SAP、惠普等在内的26家跨国公司入驻。但是，随着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多，人才严重短缺已经困扰着软件园里的企业。虽然大连市政府也意识到人才对大连的重要性，多次组织企业赴日、赴美进行招聘，但效果并不明显。目前，大连的四家软件院校每年的毕业生已远远不能满足企业需要。去年大连软件园与IBM合作的大型机培训，200多名学员还没毕业就被企业一抢而空。毕博全球开发中心中国总经理徐雄介绍，“2002年初的时候，大连的人才成本优势还比较大，现在，合适的人才不好找，价格也比四年以前上涨了2倍。”据知情人士透露，大连软件园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将达成合作，双方可能以各持股50%，成立总股本5000万元的合资公司，共同建立相关配套措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开展服务外包，缓解大连的人才紧缺。
就此编辑部点评道：虽然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中，大连被称为“中国的班加罗尔”，但大连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班加罗尔”，还前路漫漫。除了市场狭窄，人才短缺等目前面临的迫切问题，缺乏整体形象可能是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面临的最大困难，中国各个城市单打独斗，彼此竞争的现象很严重。因此，面对印度软件企业竞争，政府关键作用不是简单提供优惠政策，而是建立与印度全国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性质类似的机构，进行软件外包业务宣传和推广，提高软件外包的国家整体实力，形成有序竞争。
你相信吗？中国居然要用自己的明星城市去比拼印度的班加罗尔！以前，咱只听说过，苏州要誓作东方威尼斯，上海要做东方纽约，哈尔滨出现过东方果戈里大街，北京有过第五大道之类的，还没听说过中国要有个班加罗尔。如此下去，北京将成为北方的雅加达，天津将成为东方的阿比让，银川也不用耗费那么多的黄河水建什么塞上江南、干脆直截了当成为东方的德克里克不就完了嘛。咱见过崇洋媚外的，可这么没羞没臊的，还实在少见吧。
咱也别说什么中国高考扩招了许久，却培养出来一堆废物，闹得中国班加罗尔连合格外包垃圾业务可以忍辱负重专门供洋鬼子污言秽语发泄怒火的人才都没有；也别说什么委府其实根本就不是用来提供公共服务，而是强取豪夺的；更别说各地自相残杀是可以诀别的，中国嘛，无奇不有不是？
黄亚生曾经专门讨论过，为什么印度在外包业务上能够独领风骚而中国却不行。印度着眼于外包业务，而中国则崇尚招商引资。二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外包业务只是在产品终端的合作，而招商引资则是将企业股权出让，合约的标的与指向有着本质性的差异。中国企业之所以要招商引资，从国有企业来说，那是自吹自擂的形象工程，更是负责人和管理者侵吞国有资产进行变现的途径；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则是借此改善中国金融对其歧视和封杀景况的出路，为了能够获得运营资金，不得不卖身投靠；而中国比比皆是的地方保护，制约的都是中国自己的企业（不管所有制），可对外资来说却网开一面，这就形成了，内资企业在中国无法跨地区运作，而外资却可以如入无人之境的奇观，因此，招商引资还具有着突破地方保护的功能，而中国人要通过洋鬼子来打破自己人打造区域隔绝，这不能不说是很如入无言以对的吧。
这就是说，外包业务要求的是企业生存环境质量非常好，法治化程度非常高，市场主体人人平等；而招商引资则是对不公平的市场地位的一种破坏性的补偿方式。虽然企业借此可以暂时摆脱资金困境，但是从长远来说，却埋下了民族产业凋敝的致命祸患。
不过，这也是给了中国人当头一棒，教训了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咱们，这个世界是不是可以靠着什么两会或者党代会就搞定的。国际游戏规则究竟该如何把握，我们民族的人格分裂该怎么避免在洋鬼子面前被扒去内衣赤身裸体丢人现眼。
中国自从1949年进入社会主义制度后，实现了从民族资本主义向封建主义的倒退和复辟，专制色彩愈演愈烈，逐渐强大而无孔不入的政权，还在继续扩展着权力自身的空间，使得收到排挤的其他社会主体龟缩到越来越狭窄的角落之中。去年6月8日快讯，美国独立研究组织SRI International旗下科技及经济发展中心日前发表研究报告，揭示“联系”的力量，即个人、企业、国家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类的福利极为重要。SRI确立了分析架构，来定义联系能力背后的驱动因素和所带来的效益，同时将联系能力量化，并且评估其影响。据此，SRI创建了“联系指数”（Access Index），并且按照国家和地区的“开放”程度，即国内企业、个人能够接触和联系国外对象和资料的程度，列出了75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中国在“联系指数”排行榜中积37．6分，总体排名第52位。而美国和日本拥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充足的资源，在“联系指数”排行榜上仅分列第12位和第19位。SRI International的“联系力量”研究由联邦快递母公司FedEx Corp．委托进行，首次全面定义、衡量、分析联系的力量如何有助推动变革和进步，开创了同类研究之先。中国在“联系机遇指数－企业”排行榜中位列第22。虽然中国的联系能力有限，但其能从目前的联系水平中获取机会。特别在“发展和竞争力”指标中，中国排名第10位，并且在“创新”指标中体现出增长趋势（排名第22位）。联系创新资源（学术研究、理论和研究成果）和发明者及企业家网络的能力为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市场稳定的创新产出做出了贡献。中国在“联系机会指数－国家”排行榜中位列第33。这得益于中国在“更广阔市场”指标中的强势地位（排名第8位），但是受到“全球联系”（排名第74位）和“发展及繁荣”（排名第29位）指标的制约。中国在“联系机会指数－个人”排行榜中位列第45。虽然中国在“选择和期望”指标中得分非常高（排名第8），但在“关系”和“幸福”指标中排名极低（分别位列第67和第48）。
其中，企业如此，国有企业演变为官僚体系之中的玩偶，股份制、民营、个体乃至外资企业则无一例外都必须向权力顶礼膜拜并行贿，否则会被以形形色色的理由剥夺安身立命的基础和条件。
最为悲惨的，则属于那些非官方的社会组织，以及家庭和个人。在中国的制度格局当中，非政府组织是受到严格资格审查和严密监视的，各种社会力量通通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而无法活动，在社会组织产生之处的登记制度，就摒除了绝大部分组织存在的合法性，使之胎死宫内根本得不到公之于众的机会。
通看现在的全世界，强政府（在中国则是委府——很多人对我创造并且频繁使用的这个词汇的含义不易把握，其实还是中国社科院唐钧兄灵光，在别人当面问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时，替我解释说，就是党委和政府嘛。其实，中国自上而下，哪儿不都是这种珠联璧合惹得祸害？）弱民间，应该以中国为最（朝鲜那种非常状态国家姑且不论），强大的统治力量挤压得社会无处容身，并且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所有制，在改革开放的名义下推卸责任地演变为社会所有制，而相应的社会制度供给又严重不足，社会保障基本上是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别的不说，我自己到现在，从来没有碰到过哪怕花拳绣腿般的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医疗保障等等，一文不名），将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从官方庇护下抛弃出来，扔到毫无遮风避雨功能的社会之中，任其生老病死自相残杀，这种社会逐渐失去了自我繁衍休养生息纠错调整的内在机能，沦为死路一条。
如此情况下，更不用说一向被全世界艳羡的中国式的家庭，逐渐蜕变为单纯的配种站和合伙降低生活成本搭帮吃饭、住房、用车、行尸走肉的“拼”一族等群体胡作非为的代名词。家庭结构的缩减，更为制度所强迫（看看建设部有关小户型的9070政策、及其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吧），更是以赋予家庭不堪重负的扶贫济困责任却根本不予相应补偿或者政策提振，使得家庭制度也摇摇欲坠，家庭的安全感和稳定性收到了空前的挑战和贬斥。原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却以“市场化”理由理直气壮地甩给了家庭，从制度上对家庭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个人嘛，看看权利社会是个什么德行样，就知道了。这方面，我已经说得很多，于此不赘。总而言之，什么市民社会到公民社会，什么权力社会到权利社会，什么专制时代到宪政时代，什么管理型到服务型，什么以钱为纲到公平公正，做梦去吧。
就在中国还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来自印度的垃圾外包业务，并为找不到适合工作人员而手忙脚乱之际，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去年7月7日快讯，在信息技术外包市场上有一匹黑马：越南。不声不响地，这个拥有8,400万人口的国家正崛起为全球最大的IT生产商和IT创新企业外包其业务的替代目的地。富士通（Fujitsu）已经在这里生产电路板；英特尔公司（Intel）正斥资3亿美元兴建一座芯片封装和测试工厂；而芯片生产设备设计商Novellus Systems可能很快将步英特尔的后尘，在越南建立自己的工厂。越南的企业家们正纷纷从海外返回祖国，在日益成为科技产业中心的胡志明市开设自己的小企业。像中国和印度一样，越南政府早就将IT业视为一项重要产业。只要是IT公司，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企业，都可以享受快速投资审批以及优惠的税收待遇。在当今的全球市场上越南具备一些先天优势。该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亚太地区属于最低之列，而该国达94%的识字率则可排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越南人的平均年龄也不高，他们都渴望获得成功。越战后出现的婴儿潮使该国人口远超过了8,000万，大部分越南人的年龄都不超过30岁。有利的投资环境已吸引许多海外越南人返回祖国创办IT企业。这些人不少都有多年的IT业从业经验，他们的回归帮助10年前还几乎不存在的越南IT产业得以起步。当然，越南还面临来自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亚太区大国的严峻挑战。以中国为例，虽然该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上升，但规模优势仍能使该国的IT产品生产商保持价格竞争力。为了能与这些大国展开有效竞争，越南的IT企业需要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在高度专业化服务领域，质量比价格更为重要，这使小企业可以在这一领域与较大型企业展开有效竞争。此外，附加值更高的服务往往意味著更高的价格和更高的准入门坎；越南的IT企业或许应遵循这一发展策略。
这可真是黄鼠狼专咬病鸭子，祸不单行。
说不定过两天，中国就会出现什么中国的河内、中国的岘港、中国的胡志明市而让咱们欢天喜地；甚至，再冒出个中国的金边、中国的仰光、中国的平壤也尚未可知。崇洋媚外嘛，管它是哪儿呢，只要不是中国就行。
就这样，即使全世界都外包给了中国，我们又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
2007年8月23日于西班牙马洛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