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在那遥远的地方

三十年前，我参加了文革十年后的那场高考，是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塔克拉玛干的沙漠深处，在茫茫戈壁和滔滔瀚海之间，在一条两头无限伸向天边的公路旁，我们七、八个来自幸福公社幸福农场的知青疲惫不堪地依靠在行李卷儿上，望眼欲穿地盯着路的一头，等待着搭乘过路的命运之车。明天就要高考了，我们无论如何都得想法搭上车去县城赶考。

　　昨天傍晚，吃过晚饭后，炊事班给我们几个赶考的人每人发了两个白面馍馍，是路上的干粮。这是对我们的照顾。平时不是吃包谷面窝头就是包谷面发糕，再不然就是包谷面糊糊或搅团。和不赶考的人比起来，我们已经很幸运了。整整一个星期，我们每天只需要出半天工，剩下的时间复习功课。

　　几乎所有的人都出来送我们。我们的样子很滑稽：穿着厚厚的棉衣和大衣，后背背着行李，两肩一边跨着装满复习材料的书包，另一边跨着馒头和水壶，站都站不稳；在伙伴们羡慕和祝愿的再见声中，上路了。我们要步行去公社，从那里再想法搭便车去县城。农场只有两辆牛车，都已派了其它用场。从农场到公社差不多有二十公里的路程。说是路，实际上只是平时毛驴和牛车压出来的印子。我们顺着这些痕迹，深一脚浅一脚地开始了考大学的跋涉。

　　农场在塔克拉玛干西南部的沙漠腹地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绿洲上。周围是连绵起伏的沙丘（我们叫沙包）。再往里一点儿，就进入沙漠禁区了。其实没人禁你，但你要进去，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塔克拉玛干”的词义就是“进去出不来”。有一次我们出去砍骆驼刺沤肥（冬天的农活），稀稀落落的的草丛把大家散的远远的，谁都看不见谁。我贪多，不知不觉地砍进了“禁区”，差点儿“塔克拉玛干”了。当我突然感到周围一片异样的寂静时，才发现只剩自己一人了。爬到眼前最高的一个沙包上一看，四面八方竟全是一个模样。我顿时瘫跪下来。不是形容，也不是夸张。我也是到这会儿才知道什么叫“瘫”。我跪在沙包顶上，全身发抖，想喊喊不出，想动动不了。不知道真是我发不出声来，还是沙漠大得无极，把喊叫声吞吸了进去。平时听说的“进去出不来”的故事象走马灯似地一幕一幕地在脑海里川流不息。什么谁谁谁何年何月失踪了，若干年后有人发现了此人的“木乃依”（干尸）；什么某某司机晚上停车休息后，头一夜的沙包原封不动地被风挪到了路的另一边，第二天竟毫无察觉地掉转车头走向了另一方向，从此再也没见此人；等等。谁都知道，误在里面不是件好玩儿的事。我在发呆发瘫了一、二十分钟后，终于生的愿望战胜了恐怖。几乎是滚下沙包，趴在地下开始寻找脚印。任何印迹。不知爬了多远、转了多少圈。就在彻底绝望的时刻，突然看见几粒羊粪蛋，我的心差点儿跳出来，紧盯着它们，生怕它们又突然不见了。这是生的希望。又看见几蹶驴粪。很快就又看到了驴蹄子印。就这样，我跟着这些牲畜的蹄印走出了死亡之地，而且还没忘了把比我自己还重的一捆骆驼刺也背了回来。朋友们都说我傻。

　　农场的存在全因了一条小小的季节性河流。小河里的水平时用于日常的吃喝和大田里的庄稼，几乎没有剩余种蔬菜。除了种一点耐干旱的恰麻古（蔓菁），我们一年四季吃的都是家里带来的咸菜。记得刚下乡头几个月，大家都被每天的老三顿－发糕糊糊、锅贴糊糊、搅团窝头（全是包谷面）和一点点舍不得吃的咸菜吃得胃酸胃痛、脸面浮肿的时候，男生们不知怎么地逮住了一条野猪，让我们大大地丰盛了一顿。比过年还过瘾。还有一次，炊事班的同学弄来了一麻袋黄萝卜，用水一煮，给每人发了一大茶缸，有六、七根吧，大家“一吃一个不言传”。我从小挑食，向来不吃炒熟的黄萝卜，更别提煮的了。看大家都吃得很香，就捏着鼻子尝了一口。一尝竟发现天下还有如此好吃的东西。王母娘娘的蟠桃恐怕也不过如此罢。从此以后，再不挑食。

　　光冲吃和到县城闲逛逛，借口出来考大学也都值了。还别说其它诸多诸多的原因了。我们象一群刚被放出笼的小鸟，兴奋地又唱又叫。可没唱两、三首就开始气喘吁吁了。你想，背着几十斤重的行李，走在走一步来退半步的沙子里，如果不是仗着年轻，一句歌可能都唱不出来。不知是哪一个聪明的男生，干脆把行李扔到地上，拖着走，一下省了好多劲儿。大家自然全部仿效。拖，也并非是件轻松事。我们把绳子一会儿拉在手上，一会儿跨在肩上，一会儿又套在脖子上，反正是越拖越重，越走越累。当我们把所有会唱的歌都唱了一遍之后，就再也唱不动了。行李角已经磨破。而我们的路走了二十分之一还不到。

　　沙漠中的夜晚，天永远是绽蓝的，月亮永远是明亮的，星星永远是铺天盖地、笼盖四野的。置身于其中，你永远都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大家默默地走着，被充满诗意的夜空感动着，被恒寂远宏的沙漠感动着，被自己坚韧不拔的跋涉感动着。有人低声哼起“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在没有其它歌曲可以替代的年代，这首歌恐怕是最能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了。你不觉得吗？北斗星永远标志着希望。我们脚下正在一步步走向希望。

　　整整走了一夜。凌晨五、六点钟，精疲力尽的我们终于到了公社。事先有人已经给我们留了一间会议室。进去借着月光一看，空荡荡的只有三、四把椅子。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已经没有打开行李的力气。靠墙一坐，枕着行李卷就睡过去了。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大家又分头去找进县城的便车。没车。只剩一条路：到十几公里外的公路上去档车。这意味着我们还要走一天。如果天黑之前能走到公路，还有可能挡到车、半夜到达县城。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我们又打起精神出发了。算我们幸运，走出去一里路的样子，有辆手扶拖拉机经过。我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哄而上。没等人家答应就把行李扔上了拖斗，人也跳了上去。不到中午，我们便到了公路旁。手扶拖拉机去了相反的方向。

　　这会儿，已经下午了。我们还在等。男生们躺在路基下，有的在抽烟，有的在打盹儿，有的在啃冻得硬棒棒的馍馍。女生们轮流坐在公路当中挡车。戈壁滩上冬天的太阳很是暖洋洋地，也照得我们懒洋洋地。虽然风沙不留情地割划着我们的脸面。过来过去的车都很少。偶尔来一辆，不是装满东西的货车，就是没用的小车。四处望去，一片沙黄，连一颗小草都没有。坐在路面上的女生目不转睛地盯着路的尽头。看着看着眼就花了。想要知道什么是海市蜃楼吗？到这儿来看看就知道了。不知是气化作用还是幻觉，总之，我们总看到远处有个黑点儿向我们移近，越来越大，可是一会儿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终于，又看到了一个黑点儿，越来越大。还听到了声音。所有人都支愣起来，全部冲上了路面。车到了跟前才看出原来是个胶轮拖拉机，带着个敞篷车斗。空的！这是我们的最后机会。大伙儿一涌而上。司机一再说他不去县城，我们说拉哪儿算哪儿。后来达成协议，他把我们拉到去县城的路口上。谢天谢地，我们有希望了。从路口再到县城只剩三公里，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在话下。

　　上车后，大家总算放下了心。一个挤着一个，靠着行李卷，在呼啸的风沙中睡过去了。三、四个小时后，司机叫醒了我们。我们却动不了了。原来都冻僵了。我们硬挣扎着伸展四肢，连滚带翻地把行李滚下去，再把自己滚下去。反正僵得已经没有了知觉。好在棉衣棉裤外加大衣还起了点儿保护作用。

　　还是老办法：拖着行李走。等进了县城，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所有的商店、饭馆都关了门。我们又饥又渴。找到县招生办时，工作人员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很大的包谷囊（ｎａｎｇ，一种当地维族老乡烤的饼）。没有喝的水，也没有洗漱的水。我们被领到住宿的地方，是一个小学校，总共有两排土坯盖的教室，每排有三、四间。所有的教室都只有一个简陋的木板门和两个有洞没有玻璃的窗户。里面空荡荡。看来孩子们都是坐在地上上课的。当然就不要提电灯了。我们曾经为修建水利工程在戈壁沙漠中风餐露宿过，这儿毕竟有几面挡风的墙，已经相当不错了。啃着干囊，和衣钻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大家抓紧最后一、两个小时背复习题。

　　第二天一清早，有人又给我们发了一个囊，还有一杯开水，然后带我们去考场。考场在小学旁边的一所中学里。考生不老少。本县的，各知青点来的。我找到自己的教室和座位。教室里弥漫着青烟。教室中间的铁皮洋炉点着火，两根粗大的、将近一米半长的、半湿不干的红柳根直戳戳地插在炉子中间，一小截在里面，大半截在外面。炉子摇摇晃晃不说，里面只见冒烟，不见有火。有人试着把炉子里两根长的换成短的，不但没成，反而把烟筒捅倒了。这一下，浓烟滚滚，只好把所有的门窗都打开。

　　时间到了。连熏带冻，每个人都鼻涕眼泪唏哩哗啦地开始了答卷。大家穿着大衣、戴着手套，手指冻得僵硬，歪歪扭扭地在考卷上划拉着。课桌是老苏联式的：桌椅连在一起。没有油漆。我的桌面由两大块木板拼成，中间的缝隙可以漏下去一只铅笔。椅子是一长条木板，边角上的树皮还在。

　　现在只记得作文了。题目是：“每当我想起周总理”。内容都写了些什么已经忘了，只记得不断地提醒自己：文章的主角是你自己，而不是周总理，千万别跑远了。后来才知道，绝大多数人都果然是跑了题，全去写周总理了。

　　三天后，我们坐上长途公共汽车直接回城里家中了。我的感觉不错。这一年规定不公布分数。但总有小道消息传出来。很快，听说我考了地区文科第一名。但也很快有了不祥之兆。有朋友从农场捎信来，非常隐晦地说了几句话。我完全没在意。爸爸妈妈却隐约感觉到什么事。当他俩从地委回来说话吞吞吐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原来爸爸妈妈去地区招生办了解到，公社有人作梗，我的政审没过关，材料根本就没有报到地区来。

　　理由：此考生是知青干部，为准备高考装病回家复习功课；如果放走，将会引起知青军心浮动、扰乱上山下乡的国家大计。意见：不予推荐。

　　我回到了幸福农场。

　　得知我的几个好朋友都去大学报到的消息那天晚上，我躺在土炕上，捂在被窝里……没有哭，打着手电读了一夜的书，直到电池耗尽，直到天亮。

　　哥哥也考过。他在沙漠更深处的一个小小气象站工作，一心想学天体物理，考试成绩不错，政审没过。理由是：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爸爸妈妈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们为建设边疆奉献了一生，多次遭受不公仍无怨无悔。现在为了下一代，为了公正，要说说话了。批卷的老师们也不干了。不光是我和我哥哥，理科的第一、二名也没走成。第二名的女孩是因为她妈妈的前夫解放时去了台湾。小小的边城考出了如此好成绩，却不放人走，与理不容。在舆论的压力下，地委通告批评了这种“极左”做法，同意让我们几个还是知青的考生（我哥哥除外）在自治区内的大学走读。开学两个月后，我进了自治区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

　　三十年后的今天，坐在美国全国考试中心的一所大学里批改着美国学生的高考试卷，回想自己的经历，心情难以描述。在那遥远的地方，我那些曾经教过一段时间的农民孩子是否还在幸福农场？有一幕情景常常在脑海里出现：一次在乘他们做习题的空档，我为自己高考在黑板边缘练习着写了几个英文单词，一回身才发现所有的孩子都停下笔来好奇地盯着那些字母。我给他们解释那是英文；世界很大，有很多国家，有一个国家叫英国；还有法国、德国、美国…… 他们个个眼睛都睁得大大地。今天，他们的模样都已经非常遥远模糊了，但是那些渴望求知的眼睛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他们的孩子也该高考了。是否还在那遥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