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8-18 19:27:38作者：十年砍柴
今天打开某报，看到两条新闻放在一起对比，很能显出编辑的匠心所在。——有司借“纸包子”东风加大舆论和谐力度的当下，这种技巧是逼出来的。
这边赫然一条新闻让我立刻哀悼钱包中的几张百元大钞了。-----经过一阵充分听取民意的做秀后终于尘埃落定，北京税务部门宣布小客车的车船税由原来的200元涨价到480元；而那边的新闻竟然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大佬在恬不知耻地说中国公民的税负在全世界上是较低的。
中国老百姓的税负怎样，其实不用庙堂上的老爷来判断、解释，每个纳税人的感觉是最真切的。但纳税人，在某些人眼里，无非是蚁民而已，蚁民的感觉轻重其实人家是在不在乎的，也用不着费口舌来辩解，之所以人家专门写出宏文证明中国百姓税负低，是因为有国际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民的税负高。说白了，人家在乎洋大人的看法，在为天朝挣面子的大型化妆舞会即将召开前，这些不怀好心、恶意攻击中国政府的国际谬论当然要驳斥之，就如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早已有之，如果不是洋大人关注仅仅几个国内蚁民在吵闹，根本就不会引起大人们如此重视，直至一个侍郎级的老爷被处以极刑。
绝对的税负高低并没有什么意义，比如中国帝制时代，多数时期土地税是收成的十分之一，甚至是十五分之一，到了清康熙朝，还宣布永不加赋。明之覆亡，多数人认为是百姓不堪赋税重负而导致社会动乱，黄仁宇先生在《十六世纪中国的财政和税收》中论证当时的赋税并不重，到了崇祯帝为了应付满清和李自成，方才采取在正税外乱收费，即用加派的方式筹集辽饷和剿饷，竭泽而渔，饮鸩止渴。
所以说税负是高还是低，得具体分析，看主要向谁征税，如何征税，征的税去干什么了。明末因为农民基本上处于贫困境地，可主要税源仍然还是农业，用我们老家的话来说，这叫打死几只蚊子也没几滴血。黄仁宇评价道：“当时的许多人对于税收的看法纯粹是将其作为一种生产收入的工具，而不是将其当成一个可以调节的装置。当税收不能进行调节时，各地的土地所有、土地租佃以及利息税率等情况合在一起就会将税收限制在同性范围之内，税收的任何增长都会让最低层的纳税人感到不可忍受。”
我们这个党国在前三十年，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搞工业化，用剪刀差来掠夺农民，所以才可能在和平年代有上千万的农民饿死这样的人间奇迹。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刚刚吃饱饭，各种税和费又像枷锁一样套上去了，苦不堪言，农民只好选择逃离土地。再这样下去整个农村社会会崩溃的，当轴者也看到了再往种地的农民身上刮油水得不偿失，于是有了废除农业税的德政。
那么现在税收的主要来源只能是工商业，是城市居民。近两年工商企业和城市居民感觉到税越来越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尤其是中产阶级和准中产阶级，以及民营企业和小型的服务行业。当然，政府可能会说税收主要来源于大型企业以及新兴的房地产，可是，大型企业的收入主要是靠垄断地位取得的，比如石油、化工、电力、铁路、民航、通讯等等无不如此，消费者和他们根本没有博弈的实力，他们上交的税只是从消费者那里掠取的很小一部分。房地产更是如此，土地资源由政府垄断，房地产商和政府官员有利益共生的关系，除了给政府的一点税外，大量官员寻租，这一切都转嫁给买房的人，这也是房价飞涨的根本原因。中产阶层和准中产阶层当房奴的越来越多，他们为畸形的房价不得不透支未来的收入，势必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壮大，也将影响整个社会中产阶层的壮大，说是杀鸡取卵毫不为过。用高房价掠夺中产阶层犹厌不足，近两年出台的新税收政策无不是磨刀霍霍向城市中产层，一位城市居民的收入都交了所得税，可每年满十二万后还得再交所得税，你想想，在今天的大城市，如果一个人月供3000元的房贷，老婆没工作或者工资很低，养一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父母，他每个月一万元算多吗？这次北京上调车船税还是这思路，事先还有税务部门的人解释说买得起汽车的人不在乎这点钱，真是睁眼说瞎话。真正不在乎的是少数买奔驰、宝马的富翁以及用纳税人钱支付一切费用的公车，而大多数买车的中间层对车船税的涨价、保费和油价的上涨非常敏感。看来当政者笃定要把一些刚刚脱贫的中产者再赶回贫困阶层，似乎这样就社会和谐、江山稳固了。中产阶层如果是萎缩而不是壮大，将直接影响塔基的贫困层，他们不敢随便下参观吃饭，他们不敢随便买衣服，那么进城的农民工肯定会受影响，雇农民工的餐馆和工厂会减少，即使雇用他们也把工资压倒极低的水平，如此，老家的几亩地免了农业税有何意义？而且对中产层的重税负，也会阻挡一部份从底层进入中产层的人的步伐。
而通过非正常手段暴富以及通过寻租而富有的官员，这类既得利益者，却很难用税收的手段重新分配他们的财富，连官员个人财产的申报办法至今都不敢出台。蒋经国当年豪情万丈到上海“打老虎”，强行收购黄金，推行金圆券，有权力背景的大老虎他没办法，倒是把上海成千上万的小康家庭逼到破产，最后他不得不空留遗恨在沪江，跟着老爸去台湾岛。
税收上以后就要看收的税怎样使用，政府常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是连详细的、准确的税收、财政支出报表都是国家机密不为纳税人了解的情况下，所谓的民意机构人大对预算的执行和审查基本上是走过场，一个执政党的党库混同于国库，怎能真正“用之于民”？君不见每年的审计风暴，刮过去后除了带来沙尘暴外没啥影响。西方国家大有税负高的，比如瑞典这些北欧高福利国家，可是人家税负高是为了支撑老百姓从摇篮到父母的社会保障。反观我们，税负逐渐向那些高税收的发达国家看齐，而社会福利保障则强调自己是第三世界，自愿和亚非拉多数欠发达国家站在一起。----其实我们对一般老百姓的教育、医疗的保障未必比得上如越南、泰国这些发展中国家。
一个买汽车的人，要交车船税，还要交养路费，可一开车出去,国道、高速公路上到处有人设卡收买路钱，这种三重收费的状况基本上是中国人当下税负的缩影。
当一个垄断市场的商家把一种微型汽车从5万元涨价到10万元后，反而津津乐道地说：汽车很便宜呀，你看看奔驰、宝马动辄上百万元一辆。这说法和用我们的税负和高福利的发达国家比较一样不讲道理。
收上去的钱哪去了？我承认有一部分用在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上以缓和社会矛盾，可是由于政治上的垄断，税收的支出基本上是随意的、毫无顾忌的，想怎样花就怎样花，就如一个控制主人钱袋的保姆，她任意为自己涨工资，她拿钱去菜市场买高出市价许多的食品拿回扣，还美其名曰为主人诚心诚意服务。君不见包括党务部门在内的公务员涨工资，根本不用征求纳税的老百姓意见。在明清两代，皇室成员要花户部的钱也不能想怎样花就怎样花，由皇帝任命的文官----户部尚书对皇帝的要钱常常讨价还价，所以万历帝才派出矿税使出去为自己攒小金库。现在党务部门花国库的钱比当年皇帝花户部的钱方便多了。防务费当然是必须的，可是当政者一再强调要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强调党指挥枪。一支只听从某个集团私人武装让所有的纳税人来养，好比一个人花大钱替别人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你如果掏钱不痛快替别人养大的孩子没准反过来可能揍你一顿。用于医疗的公共财政支出据说一半是花在官员的身上，而各地的衙门想怎样豪华就怎样豪华，掏钱的人根本没有置喙的权利。笔者由此倒可以对“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新的理解，也就是说广大细民的利益都让别人给代表了，可以任意处置，你钱就是我的钱，我花钱你买单。
“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税收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正常税收，而只能是吴思先生所说的血酬，也是黄宗羲曾说的“此吾产业之花息也”。地盘是我打下的，想怎样收保护费就怎样收，保护费如何支配也是我的私事，不容交保护费的人干涉。
在宪政国家里，收税也是强制的，但这种强制是建立在选民同意的基础上，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政府怎样收税不但要由议会同意，更重要的是收上的税怎样花得由议会这类民意机构肯批准并监督。多数人同意高税负高福利那就高税负高福利，如果有朝一日大家觉得低税负低福利好那就改过来也没什么不对，当然如此会伤害少数人的利益，可是这种方式是最不坏的方式，而且少数人可以利用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等自由权利争取同盟者，表达自己的意见，寻求救济渠道。如果税收上去乱花，选民可以用选票把当政者赶下去，换一家物业公司。可具有中国特色的物业公司不但声称要永远替你服务下去，不许其他公司染指，他找来的保安三天两头打业主，小区内垃圾遍地没人管，可这公司不但改善服务质量而且年年涨物业费。
征得纳税人同意才收税、花钱必须在纳税人的监督下的税收不同于梁山的宋江等头领收保护费。宋江等头领打家劫舍，到了梁山上大秤分金银，其分配方案被抢的庄户人家是没办法干涉的，就连底层的小喽罗也说了不算，按地位高低宋江等人占了大头，其他的小喽罗分到一点肉汤。至于头领们怎样花钱摆宴席，如何装修聚义厅，梁山周围的老百姓和梁山里的小人物更没有发言权，所以这样的肥差使宋江委托他的弟弟宋清打理。
梁山周围的老百姓只有交保护费的权利，而保护费如何使用与他们没关系。这就是血酬，是打江山后的“花息”，严格地说连吴思后来引申出来的“法酬”都不是，更不是什么现代国家的税收。
这边赫然一条新闻让我立刻哀悼钱包中的几张百元大钞了。-----经过一阵充分听取民意的做秀后终于尘埃落定，北京税务部门宣布小客车的车船税由原来的200元涨价到480元；而那边的新闻竟然是国家税务总局的大佬在恬不知耻地说中国公民的税负在全世界上是较低的。
中国老百姓的税负怎样，其实不用庙堂上的老爷来判断、解释，每个纳税人的感觉是最真切的。但纳税人，在某些人眼里，无非是蚁民而已，蚁民的感觉轻重其实人家是在不在乎的，也用不着费口舌来辩解，之所以人家专门写出宏文证明中国百姓税负低，是因为有国际机构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公民的税负高。说白了，人家在乎洋大人的看法，在为天朝挣面子的大型化妆舞会即将召开前，这些不怀好心、恶意攻击中国政府的国际谬论当然要驳斥之，就如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早已有之，如果不是洋大人关注仅仅几个国内蚁民在吵闹，根本就不会引起大人们如此重视，直至一个侍郎级的老爷被处以极刑。
绝对的税负高低并没有什么意义，比如中国帝制时代，多数时期土地税是收成的十分之一，甚至是十五分之一，到了清康熙朝，还宣布永不加赋。明之覆亡，多数人认为是百姓不堪赋税重负而导致社会动乱，黄仁宇先生在《十六世纪中国的财政和税收》中论证当时的赋税并不重，到了崇祯帝为了应付满清和李自成，方才采取在正税外乱收费，即用加派的方式筹集辽饷和剿饷，竭泽而渔，饮鸩止渴。
所以说税负是高还是低，得具体分析，看主要向谁征税，如何征税，征的税去干什么了。明末因为农民基本上处于贫困境地，可主要税源仍然还是农业，用我们老家的话来说，这叫打死几只蚊子也没几滴血。黄仁宇评价道：“当时的许多人对于税收的看法纯粹是将其作为一种生产收入的工具，而不是将其当成一个可以调节的装置。当税收不能进行调节时，各地的土地所有、土地租佃以及利息税率等情况合在一起就会将税收限制在同性范围之内，税收的任何增长都会让最低层的纳税人感到不可忍受。”
我们这个党国在前三十年，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搞工业化，用剪刀差来掠夺农民，所以才可能在和平年代有上千万的农民饿死这样的人间奇迹。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刚刚吃饱饭，各种税和费又像枷锁一样套上去了，苦不堪言，农民只好选择逃离土地。再这样下去整个农村社会会崩溃的，当轴者也看到了再往种地的农民身上刮油水得不偿失，于是有了废除农业税的德政。
那么现在税收的主要来源只能是工商业，是城市居民。近两年工商企业和城市居民感觉到税越来越重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尤其是中产阶级和准中产阶级，以及民营企业和小型的服务行业。当然，政府可能会说税收主要来源于大型企业以及新兴的房地产，可是，大型企业的收入主要是靠垄断地位取得的，比如石油、化工、电力、铁路、民航、通讯等等无不如此，消费者和他们根本没有博弈的实力，他们上交的税只是从消费者那里掠取的很小一部分。房地产更是如此，土地资源由政府垄断，房地产商和政府官员有利益共生的关系，除了给政府的一点税外，大量官员寻租，这一切都转嫁给买房的人，这也是房价飞涨的根本原因。中产阶层和准中产阶层当房奴的越来越多，他们为畸形的房价不得不透支未来的收入，势必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壮大，也将影响整个社会中产阶层的壮大，说是杀鸡取卵毫不为过。用高房价掠夺中产阶层犹厌不足，近两年出台的新税收政策无不是磨刀霍霍向城市中产层，一位城市居民的收入都交了所得税，可每年满十二万后还得再交所得税，你想想，在今天的大城市，如果一个人月供3000元的房贷，老婆没工作或者工资很低，养一个孩子，还有年迈的父母，他每个月一万元算多吗？这次北京上调车船税还是这思路，事先还有税务部门的人解释说买得起汽车的人不在乎这点钱，真是睁眼说瞎话。真正不在乎的是少数买奔驰、宝马的富翁以及用纳税人钱支付一切费用的公车，而大多数买车的中间层对车船税的涨价、保费和油价的上涨非常敏感。看来当政者笃定要把一些刚刚脱贫的中产者再赶回贫困阶层，似乎这样就社会和谐、江山稳固了。中产阶层如果是萎缩而不是壮大，将直接影响塔基的贫困层，他们不敢随便下参观吃饭，他们不敢随便买衣服，那么进城的农民工肯定会受影响，雇农民工的餐馆和工厂会减少，即使雇用他们也把工资压倒极低的水平，如此，老家的几亩地免了农业税有何意义？而且对中产层的重税负，也会阻挡一部份从底层进入中产层的人的步伐。
而通过非正常手段暴富以及通过寻租而富有的官员，这类既得利益者，却很难用税收的手段重新分配他们的财富，连官员个人财产的申报办法至今都不敢出台。蒋经国当年豪情万丈到上海“打老虎”，强行收购黄金，推行金圆券，有权力背景的大老虎他没办法，倒是把上海成千上万的小康家庭逼到破产，最后他不得不空留遗恨在沪江，跟着老爸去台湾岛。
税收上以后就要看收的税怎样使用，政府常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可是连详细的、准确的税收、财政支出报表都是国家机密不为纳税人了解的情况下，所谓的民意机构人大对预算的执行和审查基本上是走过场，一个执政党的党库混同于国库，怎能真正“用之于民”？君不见每年的审计风暴，刮过去后除了带来沙尘暴外没啥影响。西方国家大有税负高的，比如瑞典这些北欧高福利国家，可是人家税负高是为了支撑老百姓从摇篮到父母的社会保障。反观我们，税负逐渐向那些高税收的发达国家看齐，而社会福利保障则强调自己是第三世界，自愿和亚非拉多数欠发达国家站在一起。----其实我们对一般老百姓的教育、医疗的保障未必比得上如越南、泰国这些发展中国家。
一个买汽车的人，要交车船税，还要交养路费，可一开车出去,国道、高速公路上到处有人设卡收买路钱，这种三重收费的状况基本上是中国人当下税负的缩影。
当一个垄断市场的商家把一种微型汽车从5万元涨价到10万元后，反而津津乐道地说：汽车很便宜呀，你看看奔驰、宝马动辄上百万元一辆。这说法和用我们的税负和高福利的发达国家比较一样不讲道理。
收上去的钱哪去了？我承认有一部分用在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上以缓和社会矛盾，可是由于政治上的垄断，税收的支出基本上是随意的、毫无顾忌的，想怎样花就怎样花，就如一个控制主人钱袋的保姆，她任意为自己涨工资，她拿钱去菜市场买高出市价许多的食品拿回扣，还美其名曰为主人诚心诚意服务。君不见包括党务部门在内的公务员涨工资，根本不用征求纳税的老百姓意见。在明清两代，皇室成员要花户部的钱也不能想怎样花就怎样花，由皇帝任命的文官----户部尚书对皇帝的要钱常常讨价还价，所以万历帝才派出矿税使出去为自己攒小金库。现在党务部门花国库的钱比当年皇帝花户部的钱方便多了。防务费当然是必须的，可是当政者一再强调要坚决反对军队国家化，强调党指挥枪。一支只听从某个集团私人武装让所有的纳税人来养，好比一个人花大钱替别人养孩子是一样的道理，你如果掏钱不痛快替别人养大的孩子没准反过来可能揍你一顿。用于医疗的公共财政支出据说一半是花在官员的身上，而各地的衙门想怎样豪华就怎样豪华，掏钱的人根本没有置喙的权利。笔者由此倒可以对“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有新的理解，也就是说广大细民的利益都让别人给代表了，可以任意处置，你钱就是我的钱，我花钱你买单。
“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税收不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正常税收，而只能是吴思先生所说的血酬，也是黄宗羲曾说的“此吾产业之花息也”。地盘是我打下的，想怎样收保护费就怎样收，保护费如何支配也是我的私事，不容交保护费的人干涉。
在宪政国家里，收税也是强制的，但这种强制是建立在选民同意的基础上，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政府怎样收税不但要由议会同意，更重要的是收上的税怎样花得由议会这类民意机构肯批准并监督。多数人同意高税负高福利那就高税负高福利，如果有朝一日大家觉得低税负低福利好那就改过来也没什么不对，当然如此会伤害少数人的利益，可是这种方式是最不坏的方式，而且少数人可以利用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等自由权利争取同盟者，表达自己的意见，寻求救济渠道。如果税收上去乱花，选民可以用选票把当政者赶下去，换一家物业公司。可具有中国特色的物业公司不但声称要永远替你服务下去，不许其他公司染指，他找来的保安三天两头打业主，小区内垃圾遍地没人管，可这公司不但改善服务质量而且年年涨物业费。
征得纳税人同意才收税、花钱必须在纳税人的监督下的税收不同于梁山的宋江等头领收保护费。宋江等头领打家劫舍，到了梁山上大秤分金银，其分配方案被抢的庄户人家是没办法干涉的，就连底层的小喽罗也说了不算，按地位高低宋江等人占了大头，其他的小喽罗分到一点肉汤。至于头领们怎样花钱摆宴席，如何装修聚义厅，梁山周围的老百姓和梁山里的小人物更没有发言权，所以这样的肥差使宋江委托他的弟弟宋清打理。
梁山周围的老百姓只有交保护费的权利，而保护费如何使用与他们没关系。这就是血酬，是打江山后的“花息”，严格地说连吴思后来引申出来的“法酬”都不是，更不是什么现代国家的税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