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48个孩子的雷击后遗症

专家让吴洁做脑电图：没有任何异常，诊断书上写道：雷击伤后，癫痫？医生留给他们一个大大的问号。
　　
吴宗林悟出的“心情疗法”，其实在国外已有不少雷击后遗症患者在尝试。
　　
一个巨大的火球，甚至比篮球场还大，沉默地奔腾着从天而降。没有人看到它是怎么窜进兴业村小学的。

教室的每个窗户上光秃秃地竖着7根铁条，那是雷电最喜爱的目标。如果铁条和大地相连，雷电就会顺着它们进入广阔的大地，消失于无形，但铁条没有接地，此路不通！

四年级正上数学课，隔壁六年级教室里的孩子正在朗诵一篇寓言。

朗读声戛然而止。

雷电终于找到了奔往大地的“通道”，一瞬间，相当三峡水电站装机总容量一千倍的能量找到了出口：7个孩子死亡，还有48个孩子身上留下了死神的手印。

对他们的不幸，无论医疗技术还是略显荒谬的救助途径，都无策以对。　

●病痛

吴洁，重庆市开县义和镇兴业村小学四年级学生。2007年5月23日中午，云层时浓时淡地消解着灼热的阳光。吴洁在外婆家匆匆吃过饭，穿着白色的校服一路小跑到学校，同学在嬉笑打闹。吴洁加入到跳绳的小队中。

两点刚过，天色突然一片昏暗，阴云像幕布似的将天空遮得严严实实。吴洁“有种不祥的预感”，立马钻出正在绕圈的跳绳跑到教室。

第一节课是数学。教室里没有电灯，但哗哗的翻书声还是在黑暗中准时响起。老师程先文问他的学生：“能看清黑板上的字吗？”同学们齐声说能看清。“其实，根本看不清楚。”但吴洁也说能看清，他们都习惯做乖孩子。

课间休息时，外边还黑黑的，大多数同学呆在座位上。吴洁也没动，趴在桌上写作业。

第二节课还是数学课。下午四点快要下课时，突然接连打起雷。第一声不算大，第二声很大，第三声雷刚响起，学生们就倒下一大片。

教室里没人看清楚那个比篮球场还大的火球是怎么飞进来的。

遭遇致命一击时，吴洁没有恐惧，也没感到疼痛。苏醒后，她发现自己被抬到老师的办公桌上，双脚很麻、头脑发晕，那时她还并不很害怕。前排的另一个女生却没这么幸运，听说前排的同学死了，吴洁才后怕起来。

雷击过后，有7个孩子再没站起来，48个孩子经抢救死里逃生，吴洁是幸运者之一。不过，这份幸运来得并不彻底，每天发作一次或几次的抽搐不断提示着：雷电对她的打击远未结束。

“手疼，脚疼，脑袋疼。”一听吴洁呻吟，爷爷、奶奶、祖爷爷、祖奶奶，就得赶紧把她带到床上，拽着她的腿和胳膊又搓又拍，还要轻轻按摩太阳穴。即使这样，吴洁仍然蜷成一团，双拳紧握，脚趾紧抠。

她嘟着小嘴满床翻滚，脚和手把床板踢打得通通响。枕巾，衣服，碎布条，床头的这些东西，被她顺手就抓走蒙住脸，捂住耳朵。老人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吴洁安静下来，看她的手指和脚趾渐渐松弛——这意味着几分钟后，吴洁会清醒过来。

遭遇雷击之后，吴洁几乎天天抽搐，少则1次，多则5次。每次短则十几分钟，长则两个多小时。这段时间自己做了什么，清醒后的吴洁没有任何记忆，也不觉得丝毫痛苦。但她倦怠的眼神在说，她刚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战斗。

●后遗症

雷电蕴藏着巨大的力量。

一次雷电能产生200亿千瓦的电流，足以同时启动两千万个电饭煲。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三峡水电站，电站装机总容量为1820万千瓦，只有一次雷电功率的千分之一。

被雷电击中，电流会穿越人体进入地下，约有10%的人就此停止心跳，大难不死者则要忍受漫长的病痛。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急危重病救治中心主任苏磊说，雷击可引起心脏、中枢神经系统严重的功能失调，由电能转为热能可导致深部组织的损伤、坏死及大出血。

兴业村幸存小学生的病痛，集体证明着雷电的余威：

张意明(四年级男生)：路走得稍微多些，左腿会疼，疼得哇哇大哭；天一阴就紧张，不让开电灯和电视，甚至连电闸都得关掉。

扈月英(六年级女生)：身体发虚，爱出汗，常头晕；脾气大了，反应变得迟钝，不愿意说话，不愿意做事，经常一个人发呆。

王盼盼(六年级男生)：脾气变大，动不动就发火；胆子变小，会被不算大的雷声吓哭；做数学题时，常把……

害怕雷电，反应迟钝，性情变坏，身体虚弱，头昏乏力，这些特征在雷击幸存小学生身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吴洁最严重，其次是六年级的扈维苇——几乎每天至少昏厥一次。

扈维苇，瘦高个，眼睛乌黑，有点腼腆，笑起来很甜。从一年级开始，她年年是班级头名，今年7月3日的毕业考试也不例外，尽管在考场上还昏迷过一次。语文86分，数学93分，她自己的评价却是“才考了这么点。”

提起那次恐怖的雷击，维苇最怕自己因此变笨，影响学习。但她不得不沮丧地承认，脑子转得没以前快了，情绪也没以前高了。

维苇昏厥前，有时候有征兆：呼吸急促，浑身没劲，心情烦躁，一句话也不愿说，就想找个地方靠着或躺着；有时候却毫无征兆，突然之间就仰面跌倒。

天打五雷轰的传统习语词令人不安。吴洁刚遭雷击时，爷爷奶奶就有过同一个念头：作法驱邪。

法师是本村人，一大早就赶到吴家。驱邪过程两个多小时。不过，吴洁只记得几个片段：法师用黄纸画了好多张符，挂3张到卧室墙上，其余的通通烧掉，将灰烬泡到水中让她喝下去；法师用鸡冠沾着鸡血，往她的额头和手心涂抹。如果不是爷爷奶奶在旁提醒，她差点忘记法师还烧过她的衣服。“我的记忆力比以前差了好多”，吴洁数次重复了这样一句话。

第一次作法后，吴洁的病依然如故。后来又请过两次法师，法师说，如果灵验，当晚会打雷。

一直等到天亮，山村还是静悄悄。
　　
●求医

与洪水、地震、台风等天灾相比，雷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是个小数字，我国去年发生雷电灾害约两万起，717人死亡，640人受伤。美国有50到100例，德国只有3到7例。

由于受害者人数较少，对雷击引发的病症，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就连疾患与雷击的因果关系，目前都没有有力的数据佐证。

雷击当日，包括吴洁和扈维苇在内的48名伤者被送往开县人民医院抢救。在医院过完“六一”儿童节后，两人一起出院回家。医生说，经专家组检查鉴定，她们的生命体征已经完全正常。

“6月1日晚上，我还头疼得厉害，肚子也痛得厉害，医生给我打了针。”吴洁说，住院期间，她经常头疼。

爸爸吴宗林向医生反映了这一情况，但医生坚持说，吴洁一切正常，可以出院了。

6月3日，女儿出院第二天，吴宗林匆匆前往重庆上班。一天二三十块的工钱，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吴宗林和妻子常年外出打工，把吴洁姐弟俩留给自己60多岁的爸爸妈妈和80多岁的爷爷奶奶照看。接到女儿遭遇雷击的电话后，为省下往返两百块钱的路费，吴宗林一个人赶往开县人民医院。

6月4日，吴宗林离家第二天，女儿突然昏厥抽搐。发作前后，她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不想做，懒懒地躺在凉席上直喊“头疼、腿疼、胳膊疼”。打电话给开县人民医院，医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在兴业村卫生所当医生的姐夫舒祖全找到自己的老师，一起商量着给吴洁开了药方：注射清开灵针、血塞通针等。药水一瓶一瓶地被推进体内，可吴洁的病情丝毫不见好转。

吴宗林决定让女儿来重庆看病。6月17日，吴洁和爷爷转了三趟车，一大早出发，天擦黑才踏入爸爸的宿舍。
在重庆，吴宗林带女儿去新桥医院挂了个神经内科的专家号。这家医院是三级甲等，神经内科的实力在当地数一数二。专家让吴洁做脑电图：没有任何异常，诊断书上写道：雷击伤后，癫痫？

医生留给他们一个大大的问号。

吴宗林一遍一遍地问医生，女儿到底得了什么病。他宁愿女儿是癫痫，甚至是比癫痫更严重的病。只要能有定论，不管这个病魔多么可怕，起码可以让他知道与谁搏斗，怎么搏斗。

另一个孩子——维苇去医院，也只得到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6月24日，维苇跟着妈妈再次去开县人民医院，两天后拿到的诊断是：雷击伤后，癔病？

7月3日，维苇上午参加完期末考试，下午就跟着爸爸妈妈到重庆。本来，妈妈邓辉敏在东莞打工，爸爸扈月术在青海打工。发生雷击后，为方便照顾女儿，夫妇俩决定回重庆找工。很快，他们在老乡开的石材厂落了脚。夫妇俩明确分工：丈夫去厂里打磨石板，妻子找医生给女儿看病。

7月6日，邓辉敏和女儿走进了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院。第二天出来的诊断结果同样是“癔病？”。医生说，在病灶不明的情况下，不要服用任何药物，多补充营养增加抵抗力就行。

吴宗林现在能做的，就是让女儿天天有肉吃，多跟女儿通几个电话。为此，他花580块钱在女儿床头装了部红艳艳的话机，花1700块钱搬了台橘黄色的星星牌冰箱回家。这些钱，他要苦干两个多月才能挣够。
　　
●自我拯救

对于吴宗林来说，巨额治疗费同样令他头疼。

女儿买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公司是不是应该赔偿？女儿是在学校受伤的，学校是不是也该赔偿？

保险公司的答复是，有“雷击导致目前病症”的医院证明才会赔付。吴宗林两次带女儿去医院，请医生开个证明，均被一口回绝，因为“如果开了，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女儿原先活蹦乱跳，自从雷击以后变了很多，浑身上下都是病，这显然是雷击造成的。但医院有机器查不出问题，死活不给开雷击导致病变的证明。”吴宗林一脸无奈地说，“一条路死了，其他路也跟着死。”

七个遇难学生都买了同一种保险，事后，其家属各得6000元左右的赔偿。“死了的才有几千块，活着的能给几个钱？”吴宗林又放弃了向保险公司索赔的念头。吴宗林向学校咨询，也碰了壁。兴业村小学负责人刘定松说，雷击是天灾，学校没有责任。

仅仅是天灾吗？这一说法早被否定。

兴业村小学的每间教室有6个窗户，每个窗上立着7根铁条。雷击发生后第二天，重庆市气象局调查，由于铁条未做接地处理，雷球飞来时无处放电，靠近窗户的学生成了电流入地的通道。7个学生都是在窗边倒下的。另外，学校没有安装避雷设施，也是伤亡严重的原因之一。

南京律师崔武认为，如果学校存在失职行为，要承担一定赔偿责任，但学校经费主要来自财政拨款，难有闲钱用来进行大额赔偿，而且学校财产是实施义务教育专用之物，不得提供担保，不得被用来抵债，法院不能变卖学校课桌椅子折现还债。　　吴宗林也在兴业村小学读过书。20多年过去了，学校还是老样子，桌椅板凳摇摇晃晃，教室地面坑坑洼洼。即使允许变卖校产，除了几间旧房，再找不出值钱的器件。

政府也许会管一管。

开县副县长邓有国及其秘书胡军答复，雷击受害者可从三方面寻求经济支持：第一，向义和镇政府申请困难救助，最高限额一千元。第二，从新农村合作医疗报销，最多可报住院费的40%，上限是一万元；第三，向保险公司索赔。在此过程中，如果遇到问题，政府可以协调。至于学校和相关部门有无责任，再三追问也没有答案。

“索赔和报销，都得出具雷击导致病变的医学证明。”兴业村小学负责人刘定松补充了一句。

头疼，昏厥，乏力，烦躁，吴洁对此渐渐有些麻木了，不再带着哭腔喊疼，也不问爷爷她昏了多久。精神好些时，她会做暑假作业。只是，好多题不会做，“以前学的忘得差不多了，做上半个小时，头就疼。”

被雷击以来，吴洁多数时间躺在床上，未及眉毛的刘海总是紧紧贴着额头，使小小的脑袋和大大的眼睛毫无遮拦。和爸爸妈妈通电话，或是看《大雄的猫狗时空传》和《猫和老鼠》，她的双眼才变得灵动起来，说话也会多些朝气。

“打针吃药，好像都没有逗她开心管用。”爸爸吴宗林说，自从装电话后，他几乎天天和女儿通电话，感觉女儿的脾气小了很多。心情一好，发病的次数和时间都会变少，“那580块钱花得值”。

吴宗林悟出的“心情疗法”，其实已有不少雷击后遗症患者在尝试。

上世纪90年代初，遭过雷击的美国人马斯布恩发起成立雷击幸存者自助协会。大会最重要的内容是，会员们可以尽情倾诉自己的不幸。相同的经历使他们更易交流，在倾诉中自我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