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谎言与末世心态的游戏规则

最近一个多月，中国政府在“治理”环境生态方面做了两件惊世大事，一是要求世界银行删改一份有关中国环境污染状况的报告，原因是该报告指出污染导致中国每年有75万人过早死亡。中方要求删除报告的理由是担心该报告内容会引起中国的“社会动乱”。另外一件事情是：原计划3月公布的2005年《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将被无限期搁置，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赡在7月12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绿色GDP是媒体、社会为了简明而用的一个名词，真正的绿色GDP核算制度目前并不存在。

与此同时，披露的另一条消息更让国人寒透了心：许多省份要求退出绿色GDP核算试点。原因亦很清楚：根据2004年的报告，治理当年污染所需费用足以把各地GDP的增长削平，从而刺穿了地方政府竭力吹胀的政绩泡沫。

前一条消息令国际舆论愤怒且深感失望，后一条消息让国人非常沮丧，因为中国政府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让人们最后一个幻想破灭。这个幻想是：中国的官员即便腐败无能至不可救药的程度，但在治理环境生态这一问题上应该与民众达成共识，因为国家领导人就算食品、饮水可以享受特供，但呼吸的空气总要与平民休戚与共、利益相关吧？毕竟要共一国风雨。

其实，在环境生态状况上公然制造谎言，除了表明中国当局对治理频临崩溃的环境生态毫无信心之外，还表明了一种政治上的末世心态。这种末世心态与当年苏共统治晚期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末世心态类似，主要特点就是政治上犬儒主义盛行，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的冠冕堂皇与私下行为极端龌龊并行不悖，而且当局用各种方式鼓励这种虚伪无耻，没有任何信仰的犬儒式机会主义蔓延于全国。

在环境生态上的谎言，只不过是中国当局众多谎言中的一部分罢了。胡锦涛努力为第四代领导人贴上的各种政治标签，如延安道路、共产党员的保先教育等，事实上根本无人相信，包括他本人在内也未必相信──这种状态就是苏联崩溃前夕的社会状态。当年勃列日涅夫就曾对自己的弟弟讲过：“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用来哄民众的空话。”

自从中国进入邓小平时代，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其说是作为一种信仰，还不如说是中共领导层用来迫使官员们表示忠诚的一种方法。中国各级官员现在均是没有信仰的人，但都精通获取权力并牢牢把持之道，在公开场合说官话套话表示自己对党的“忠诚”，在私下里却奉行完全相反的另一套。能够证明官场双面人格的最佳例证是网友编的贪官廉政语录，这些语录将这种人格的极端分裂展示得淋漓尽致。

当局对极少数敢于站出来说话的人，采取非常严厉的打压措施，这种打压已经接近秦二世时期赵高指鹿为马的猖獗。任何人只要说出与当局意志不同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其归宿必然是牢狱。而一旦这些人士成为“国家的敌人”，其命运必然是成为社会弃儿。

在当局的利益牵引与残酷压制之下，犬儒式机会主义蔓延于全中国，正是这种犬儒式机会主义为今天的新极权体制奠定了社会基础。中国现在形成了一种外人看来荒诞但局中人却都参与的游戏规则：精英集团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乐于维持现状，并继续通过庞大的宣传机器日复一日地营造并维护“皇帝的新衣”这一神话，根本不用担心童话被戳穿后陷入困境。而民众则分化成两类，一类以玩世不恭之态在安全的边界内抒发自己的不满与焦虑；而另一类不是让自己躲在“民族主义”的思想避难所里，就是让自己成为毛泽东时代的真诚怀念者。他们愤怒指责今天中国的苦难来自于全球化与国际资本的压迫，讴歌他们想像中的理想主义的毛时代。对于这种有助于转移社会视线的愤怒，因为于当局者有利，中国当局倒也颇为容忍。

问题是，报告可以删节或者干脆不发表，但却丝毫挽救不了濒危的环境生态；纸板馅包子可以被宣布成假新闻，却对构筑中国的食品安全毫无补益。环境生态的安全，尤其是饮水安全却已经逼近了中国人最后的生存底线。中国现在已经进入环境危机高发期，依靠谎言只能维护稳定于一时，却无法回避这些灾难带来的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