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7-31 03:34:20作者：茉莉
——《山麓那边是西藏》一书自序
到这本集子出版之际，我关注西藏问题正好十年。
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我，一个出生并成长于中国湖南山乡的人，从未有机会与那块神秘而美丽的高原相遇，却隔着半个地球，在北欧斯堪底纳维亚半岛上，以中国流亡者的身份，长期不懈地关心和评论西藏问题。
按照我的藏族朋友的说法，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缘分”是一种佛教概念，佛教徒相信“一切存在都是因缘而生”。虽然我不是佛教徒，但也确实感到，我和那块土地情牵意挂的关系，不会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最初听说“西藏”这个地名时，我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六十年代初一个周末，在内地县城做教师的母亲带我去看一场电影--《柯山红日》。那是中共平息西藏叛乱后拍摄的一部影片，其中优美动人的藏地音乐令我至今难忘。
对一个童稚的小女孩来说，电影里那个柯山藏族土司，毫无疑问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越天险，解救被酷刑虐待的藏族农奴，肯定是最好最好的好人。我和同时代的中国孩子，就在这种政治观念的灌输下长大成人。
“喜马拉雅山啊，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啊，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边啊，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哟，苦变甜喽……。”多年来，我们听的、唱的就是这种激情嘹亮的歌曲，它的音调富有西藏民歌特色，很有艺术感染力，而且还是由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后来我才明白，那些歌词只是虚假的歌功颂德。
在那个人们像灰色蝼蚁一样生存的暗淡时代，文艺演出中热情奔放的西藏歌舞，鲜艳多彩的藏族服装，令不少人对那片高原产生遐想。自七十年代起，一批批不甘心被内地压抑气氛所窒息的年轻汉人，前去西藏“支边”。他们歌咏那里大海隐退群山高耸，歌唱那里牛粪火蓝色的炊烟、黑色的牦牛和灰色的天鹅。
在那有着悠久独特文明的高原，一批汉族文人寻觅到了诗歌。西藏成了他们体验生活获得灵感的地方，但除了王力雄之外，几乎没有人去追踪中共镇压藏人的那场残酷的战争，没有人去追问西藏人内心深沉的痛苦，以及雪山逃亡路上的累累尸体和斑斑血迹。
而我却有幸加入关注西藏、追问历史的行列，这得感谢我的第二祖国--瑞典。十几年来，瑞典不仅给我提供了一块安居的绿洲，还给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人道的国际视野，使我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看清中共是如何使用颠倒黑白的手法，通过教科书和各种文艺作品，制造并强化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谎言。
我和流亡藏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96年6月江泽民访问挪威的时候。当时，为了彰显中国的人权问题，大赦国际挪威分部在奥斯陆举行新闻招待会，应邀发表演讲的除了我和魏京生的妹妹魏珊珊之外，还有一位西藏喇嘛帕尔登．加措。这位达赖喇嘛的忠实子民曾在家乡作为政治犯入狱33年。在演讲中，老喇嘛掀开他的大红袈裟，露出身上的斑斑伤痕，令我非常震动。而后三天三夜，我和流亡藏人穿着黄色T恤，在奥斯陆街头抗议江泽民。从那时起，我对这个民族以及他们那段被遮掩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正如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序言中所说：“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入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
为了那些被遗忘了的失败者，我开始采访流亡藏人，挖掘关于西藏的真相，呼吁中国同胞去注视被长期忽略的历史真实，认识我们汉族征服者所制造的血腥，从而质疑中共大汉族主义的西藏政策。
这就是十年来，我用中文写下这些文章的目的。尽管“茉莉”这个笔名在中国大陆是被从纸煤到网络全面封杀的，尽管一谈西藏问题，我就免不了在网上遭到本族同胞的斥责恶骂，但我有时能收到一些来自远方的读者回音，他们表示喜欢我的关于西藏的文章，这给予我异常珍贵的鼓励。
现在北京的著名藏族女作家唯色，就是我最忠实的读者之一。两年前，唯色告诉我一件趣事：她在刚学上网时，如饥似渴地阅读我和曹长青的文章。由于不懂网络下载的功能，她拨号上网用笔抄录，几乎花掉了一个月薪水的电话费。
有好几次，我在瑞典和欧洲他国遇见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出国探亲，有机会在海外网络上读到我的文章，会打印下来向孩子推荐。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内蒙古大学的老教授，退休后到欧洲探望孩子，偶然看到我写专栏的香港《开放》杂志，我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见解引起了他的重视。老教授的孩子说，他的父亲用笔记本一字一句地摘录我的文章，带回国内去。也许，对经历过迫害“内人党”时代的蒙古知识分子，我的那些涉及民族问题的文字，唤起了他们苦难深重的公共记忆。
由此，我看到了为那些在政治高压下噤声的读者而写作的价值，看到了秉笔直书历史和现实的意义，这是我不揣浅陋把这些文字结集出版的原因。
我感谢允晨文化出版社和资助此书出版的蒙藏委员会，更庆幸亚洲还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使这本目前无法在中国或西藏境内出版的书，得以在台湾面世。今日的台湾，在西藏问题上，已经从过去的反共对抗，转变为全球性普世关怀的立场。
台湾与西藏，本来各有各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渊源，但中共却把这两个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到一起，迫使大陆民众认同反台独和藏独的口号。如果台湾读者能从这本西藏问题评论集中，获得某种启发，从而认清中共的专制本质，这将是令我感到欣慰的。
记得我曾在印度西藏流亡社区达兰莎拉，长久地眺望那银光闪闪的多拉达雪峰，山麓的那一边，便是我们念兹在兹的西藏。因此，和海外藏人一样有着流亡命运的我，将这本集子定名为《山麓那边是西藏》，我们的惆怅和向往之情尽在其中。
到这本集子出版之际，我关注西藏问题正好十年。
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我，一个出生并成长于中国湖南山乡的人，从未有机会与那块神秘而美丽的高原相遇，却隔着半个地球，在北欧斯堪底纳维亚半岛上，以中国流亡者的身份，长期不懈地关心和评论西藏问题。
按照我的藏族朋友的说法，这是一种特殊的缘分。“缘分”是一种佛教概念，佛教徒相信“一切存在都是因缘而生”。虽然我不是佛教徒，但也确实感到，我和那块土地情牵意挂的关系，不会是无缘无故发生的。
最初听说“西藏”这个地名时，我还是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六十年代初一个周末，在内地县城做教师的母亲带我去看一场电影--《柯山红日》。那是中共平息西藏叛乱后拍摄的一部影片，其中优美动人的藏地音乐令我至今难忘。
对一个童稚的小女孩来说，电影里那个柯山藏族土司，毫无疑问是十恶不赦的坏人，而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越天险，解救被酷刑虐待的藏族农奴，肯定是最好最好的好人。我和同时代的中国孩子，就在这种政治观念的灌输下长大成人。
“喜马拉雅山啊，再高也有顶；雅鲁藏布江啊，再长也有源。藏族人民再苦啊，再苦也有边啊，共产党来了苦变甜哟，苦变甜喽……。”多年来，我们听的、唱的就是这种激情嘹亮的歌曲，它的音调富有西藏民歌特色，很有艺术感染力，而且还是由著名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演唱。后来我才明白，那些歌词只是虚假的歌功颂德。
在那个人们像灰色蝼蚁一样生存的暗淡时代，文艺演出中热情奔放的西藏歌舞，鲜艳多彩的藏族服装，令不少人对那片高原产生遐想。自七十年代起，一批批不甘心被内地压抑气氛所窒息的年轻汉人，前去西藏“支边”。他们歌咏那里大海隐退群山高耸，歌唱那里牛粪火蓝色的炊烟、黑色的牦牛和灰色的天鹅。
在那有着悠久独特文明的高原，一批汉族文人寻觅到了诗歌。西藏成了他们体验生活获得灵感的地方，但除了王力雄之外，几乎没有人去追踪中共镇压藏人的那场残酷的战争，没有人去追问西藏人内心深沉的痛苦，以及雪山逃亡路上的累累尸体和斑斑血迹。
而我却有幸加入关注西藏、追问历史的行列，这得感谢我的第二祖国--瑞典。十几年来，瑞典不仅给我提供了一块安居的绿洲，还给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人道的国际视野，使我能够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看清中共是如何使用颠倒黑白的手法，通过教科书和各种文艺作品，制造并强化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谎言。
我和流亡藏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在1996年6月江泽民访问挪威的时候。当时，为了彰显中国的人权问题，大赦国际挪威分部在奥斯陆举行新闻招待会，应邀发表演讲的除了我和魏京生的妹妹魏珊珊之外，还有一位西藏喇嘛帕尔登．加措。这位达赖喇嘛的忠实子民曾在家乡作为政治犯入狱33年。在演讲中，老喇嘛掀开他的大红袈裟，露出身上的斑斑伤痕，令我非常震动。而后三天三夜，我和流亡藏人穿着黄色T恤，在奥斯陆街头抗议江泽民。从那时起，我对这个民族以及他们那段被遮掩的历史产生了兴趣。
正如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序言中所说：“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入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
为了那些被遗忘了的失败者，我开始采访流亡藏人，挖掘关于西藏的真相，呼吁中国同胞去注视被长期忽略的历史真实，认识我们汉族征服者所制造的血腥，从而质疑中共大汉族主义的西藏政策。
这就是十年来，我用中文写下这些文章的目的。尽管“茉莉”这个笔名在中国大陆是被从纸煤到网络全面封杀的，尽管一谈西藏问题，我就免不了在网上遭到本族同胞的斥责恶骂，但我有时能收到一些来自远方的读者回音，他们表示喜欢我的关于西藏的文章，这给予我异常珍贵的鼓励。
现在北京的著名藏族女作家唯色，就是我最忠实的读者之一。两年前，唯色告诉我一件趣事：她在刚学上网时，如饥似渴地阅读我和曹长青的文章。由于不懂网络下载的功能，她拨号上网用笔抄录，几乎花掉了一个月薪水的电话费。
有好几次，我在瑞典和欧洲他国遇见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出国探亲，有机会在海外网络上读到我的文章，会打印下来向孩子推荐。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内蒙古大学的老教授，退休后到欧洲探望孩子，偶然看到我写专栏的香港《开放》杂志，我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见解引起了他的重视。老教授的孩子说，他的父亲用笔记本一字一句地摘录我的文章，带回国内去。也许，对经历过迫害“内人党”时代的蒙古知识分子，我的那些涉及民族问题的文字，唤起了他们苦难深重的公共记忆。
由此，我看到了为那些在政治高压下噤声的读者而写作的价值，看到了秉笔直书历史和现实的意义，这是我不揣浅陋把这些文字结集出版的原因。
我感谢允晨文化出版社和资助此书出版的蒙藏委员会，更庆幸亚洲还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台湾，使这本目前无法在中国或西藏境内出版的书，得以在台湾面世。今日的台湾，在西藏问题上，已经从过去的反共对抗，转变为全球性普世关怀的立场。
台湾与西藏，本来各有各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渊源，但中共却把这两个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到一起，迫使大陆民众认同反台独和藏独的口号。如果台湾读者能从这本西藏问题评论集中，获得某种启发，从而认清中共的专制本质，这将是令我感到欣慰的。
记得我曾在印度西藏流亡社区达兰莎拉，长久地眺望那银光闪闪的多拉达雪峰，山麓的那一边，便是我们念兹在兹的西藏。因此，和海外藏人一样有着流亡命运的我，将这本集子定名为《山麓那边是西藏》，我们的惆怅和向往之情尽在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