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7-27 00:25:37作者：朱紫正
武训，山东堂邑县（今冠县）人。乞丐，开始有姓无名，因为他在家族子弟中排行第七，因此称为武七。武七早年丧父，家境贫寒，从小跟随母亲在街市上行乞，一旦行乞得了钱，就一定会买美味的食物侍奉母亲。后来他的母亲也去世了，武七稍微一长大，就或者卖苦力，或者行乞谋生。由于恨自己不认识字，武七发誓要积累钱财设立义学，所以将所得的钱财寄放在富家借贷生息，累计借贷给三十多人，后来用积下的钱买下了二百三十多亩田，依然像从前一样行乞。还是穿着破旧的衣服，只能盖住小腿，武七白天行乞，晚上织布。有人劝他娶妻，武七却谢绝了。
这样又过了几年，武七终于在他的家乡柳林庄兴立了他的第一个义塾，这个义塾耗费了四千余串铜钱，武七将自己此前买下的田产全部拿出来作为资塾之用。义塾分为两级，第一级称为“蒙学”，第二级称为“经学”。义塾开学那天，武七先拜见请来的义塾教书先生，然后又遍拜每一个来念书的学生，亲自拿着装满丰盛食物的餐具招待教书先生，然后武七就退避到了义塾门外，等宴会结束之后，才吃了一点剩下的食物。武七说：“我是乞丐，不敢和教书先生行平等的礼”。
武七曾经有一次从外面来到义塾中，遇到教书先生白天在睡觉，他就默默地跪在床榻之前，教书先生从睡梦中惊起；遇到学生嬉戏，他也如此：教书先生和学生们因此都相互戒勉，更加努力的治学。有学生念书不认真，武七听到了，就哭着劝那个学生用心念书。当地有官吏表彰他的勤苦劝学，就给武七起名为“武训”。
武训有一次到了一个叫馆陶的地方，有一位叫了证的僧人要在馆陶的鸦庄兴立学塾，但是钱不够，于是武训就拿出了几百串铜钱帮助他建成了学塾。后来武训又积累了千余串铜钱，在临清建立了义塾，武训兴建的义塾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当地县里有一位张家的，名唤陈氏的寡妇，家里很贫穷，割自己身上的肉侍奉自己的婆婆，于是武训就送给她十亩田帮助她奉养自己的婆婆。武训要是遇到孤苦贫寒的人，就会立刻借钱帮助他，但是却终身不去讨要，也不将这样的事情告诉别人。
光绪二十三年，武训在临清义塾外面的屋廊之下去世了，享年五十九岁。在武训的病很危急的时候，他听到一群学生的念书诵读之声，还睁着眼睛在那里笑呢！当地人被武训的兴学之义所感动，就给武训刻了一个石像，返回了四十亩田，让武训的侄子进行祭祀。山东的巡抚官员张曜和袁树勋先后向朝廷上疏，请求予以表彰，朝廷最后下令建造一座孝义祠祭祀武训。
以上是《二十五史》之一的《清史稿》上面关于武训兴办义学的列传故事。由于武训几十年行乞兴办义学，后人尊称他是“千古奇丐”、“武圣人”。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对武训推崇备至，创办育才中学，提倡“武训精神”。
武训的传奇并不止在于他行乞兴办义学的本身，更在于后人对他兴办义学截然对立的褒贬评判。1944年，电影导演孙瑜受陶行之先生所托，决定将武训的故事拍拍摄成电影。经过多方努力，1948年7月，正值中共和中华民国内战正酣的时候，中国电影制片厂终于答应投资拍摄《武训传》。1948年11月，刚刚拍摄了影片的三分之一，由于受到中共全面夺取天下政权的影响，隶属于中华民国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遭遇了难以逾越的困难，不得不停拍《武训传》。1949年2月，隶属中共阵营的昆仑影业公司以低价购得《武训传》的拍摄权和底片、拷贝。孙瑜加入昆仑公司继续接拍此片。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武训传》在1951年2月完成拍摄之前，按照当时中共的口味，对剧本进行了三次修改，其中前两次修改带着浓烈的政治色彩。
1950年底，初步拍摄成功的《武训传》首次公映，据当时的描述，“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1951年2月，为了尽快通过中共的电影审查，孙瑜带着拷贝到北京找到了周恩来等中共头目。1951年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胡乔木、朱德等一百多名中共头领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武训传》。“大厅里反映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中共军事头领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说“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胡乔木没有提多少意见，周恩来只是希望将影片中表现武训在行乞过程中被人毒打的镜头剪短。孙瑜马上照办。
从1950年12月公映到1951年5月20日，社会上对《武训传》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中国大陆各大报刊发表了50多篇影评和介绍性文字，其中只有几篇对武训和影片持批评态度。但是，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班》发表毛泽东亲自捉笔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之后，整个社会对《武训传》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各大报刊开始纷纷刊登带着大批判调子的文章，到1951年8月底，各地报刊一共发表了850多篇这样的文章。文化界人士被组织起来发表表态性文章，跟《武训传》拍摄有关的人员被迫发表公开“检讨”，称赞过《武训传》的人士被要求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人们被迫参加中共组织的各种批判会。
为了达到更深一步的批判《武训传》的目的，中共由周扬和江青等13人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武训历史调查组”，在堂邑等地对武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所谓历史调查，最后由江青等3人执笔，写出了所谓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武训的身分污蔑为“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随后，1951年8月8日，周扬在《人民日报》上面发表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一文，将电影《武训传》定论性批判为“反人民、反历史和反现实主义”。中共头领周恩来被要求在中共内部做“检查”，相关人士有被迫作公开“检讨”的，也有后来被中共打成右派的，武训在当时社会人们的心目中成为“历史罪人”，《武训传》被禁映，社会对《武训传》的评价由正面走向反面。
批判《武训传》是毛泽东亲手发动的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性运动，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场运动打击下，中国大陆的私营影业立刻消亡，中共自己控制的电影厂也被迫停产。在这场运动开始之后，一年半的时间之内，中国大陆没有一个电影剧本通过中共的审查。文艺界按照中共的逻辑思维方式进行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艺创作局面开始形成，一个中共严厉管制文艺界的历史铁笼罩向中华大地，至今未有根本性的改观。直到今天，《武训传》在中共控制的中国大陆都不能公映，也不能出版音像制品，绝大部分文学史和电影史著作依旧按照中共话语论调来解释这场运动。
那么，1951年5月20给《武训传》判下“死刑”的毛泽东之文到底讲了些什么呢？第一，认定《武训传》是完全不合中共逻辑思维的“反动宣传”；第二，不点名的指责中共内部周恩来，朱德等这样的高级头领“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却“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这里的关键是，周恩来、朱德这样的中共高级头目对之毫无觉察的事物，摆到毛泽东前面，毛泽东却能像狼狗一样用高度敏锐的嗅觉又狠又准的发觉里面包含的不合中共邪恶口味，不符合共产主义邪恶逻辑的内涵，这不能不说是只有毛泽东才能跟中共和共产主义最邪恶内在本性保持高度同频共鸣效应的结果和表现。
毛泽东这种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最邪恶本性能保持高度同频共鸣效应的独一无二本能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表露，在最关键的历史时刻一次次的扭转共产党在中国的命运，要么挽救共产党的邪命，要么大大扩张共产党的邪恶势力，要么帮助共产党实现其邪恶的夺权目的，要么激发共产党最残暴，最邪恶的本性，肆虐人间。
在历史上，是谁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找到了实现其“打碎旧世界”邪恶目的的最佳人选？是毛泽东，是它发现了中国大陆农村地痞流氓这样的“革命最坚定者”。
在历史上，鼓吹共产主义暴力，煽动武装夺权，谁是叫得最凶的共产主义分子？是毛泽东，是它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历史上，是谁为共产党打下了它在中国的第一块大落脚地？是毛泽东，是它带领朱毛共匪盘踞井冈山，定“都”瑞金，让共产党在中国建起了它的第一个国中之国。
在历史上，是谁在共产党败亡逃奔时让共产党避免了灭顶之灾？是毛泽东，是它帮助共产党改变了遭受第五次围剿之后大逃亡的逃跑路线，带领共产党闯入贵州，避路湘中湘西，让共产党跳出了蒋介石不下的天罗地网。
在历史上，是谁让共产党登堂入室，进入国家殿堂？是毛泽东，是它一手策划了“西安事变”，逼迫中华民国接纳农民土匪出身的共产党，成为国家承认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
在历史上，是谁让共产党扩张成邪气高涨的庞大邪恶势力？是毛泽东，是它力主“一分抗日，二分内战，七分扩张”，让共产党扩张成能与中华民国分庭抗礼的反叛势力。
在历史上，是谁让共产党夺取了天下？是毛泽东，是它勾结苏联，出卖国家，获取军援，吞并了中华民国大陆，让共产党夺取了天下。
在历史上，是谁让共产党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运动，残害人间？是毛泽东，是它一手发动的各种暴力政治运动，帮助共产党清洗了在中国大陆的一切异己力量。
从毛泽东斥责周恩来等人丧失“批判”能力和“投降”来看，共产党是恶龙，毛泽东就是这恶龙的龙头。共产党发动的每一次邪恶的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这个龙头标定方向和目标，拖着共产党的恶龙之身，向着万丈高崖之下，无底深渊之中的罪恶泥潭盘曲游弋而去。这个过程中，共产党的恶龙之身之尾稍不如龙头之意，或有迟疑之色，它就要将恶龙之身靠向崎岖怪石，将恶龙之尾拍向花岗石墙，龙血淋漓，脱皮断尾，在所不惜。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批判《武训传》所写的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在1967年5月26日被《人民日报》重新发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与1951年5月20日的首次发表遥相呼应。1967年是个什么年代呢？是毛泽东一生中发动的最大一次暴力政治运动——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第二个年头。
毛泽东的文章，时隔16年之后，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被特意重新发表，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探究的稀罕之事。而这一次，陪同《武训传》一起被批判、指责的中共内部高级头领，已经不是周恩来，而是：刘少奇——狂热的共产主义赤色中国大陆民众在对毛泽东社论的欢呼声中宣布“把《武训传》和《修养》一起抛进垃圾堆”，其中，所谓《修养》，是中共内部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个人之作。
刘少奇为什么会成为毛泽东不惜发起“文化大革命”来打倒的对象呢？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之前的大概十年之中，毛泽东不惜残害亿万民众，都一心想要大耍共产主义之邪，而刘少奇则对此有所保留。毛泽东要让共产主义的万分邪统统上演，刘少奇却不干，它只想来共产主义的千分邪。于是刘少奇便成为毛泽东的肉中钉，眼中刺，非得尽除而后快。周恩来早就在1951年那次大批《武训传》的暴力文化政治运中重领教过毛泽东的这种最变态的共产主义邪气了。
仔细想一想，你可以从中发现什么呢？通观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罪恶史，相信你会恍然大悟：原来毛泽东就是最邪恶的共产主义狂热分子。
注：参考文献，严秀，《风雨苍黄〈武训传〉》
这样又过了几年，武七终于在他的家乡柳林庄兴立了他的第一个义塾，这个义塾耗费了四千余串铜钱，武七将自己此前买下的田产全部拿出来作为资塾之用。义塾分为两级，第一级称为“蒙学”，第二级称为“经学”。义塾开学那天，武七先拜见请来的义塾教书先生，然后又遍拜每一个来念书的学生，亲自拿着装满丰盛食物的餐具招待教书先生，然后武七就退避到了义塾门外，等宴会结束之后，才吃了一点剩下的食物。武七说：“我是乞丐，不敢和教书先生行平等的礼”。
武七曾经有一次从外面来到义塾中，遇到教书先生白天在睡觉，他就默默地跪在床榻之前，教书先生从睡梦中惊起；遇到学生嬉戏，他也如此：教书先生和学生们因此都相互戒勉，更加努力的治学。有学生念书不认真，武七听到了，就哭着劝那个学生用心念书。当地有官吏表彰他的勤苦劝学，就给武七起名为“武训”。
武训有一次到了一个叫馆陶的地方，有一位叫了证的僧人要在馆陶的鸦庄兴立学塾，但是钱不够，于是武训就拿出了几百串铜钱帮助他建成了学塾。后来武训又积累了千余串铜钱，在临清建立了义塾，武训兴建的义塾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当地县里有一位张家的，名唤陈氏的寡妇，家里很贫穷，割自己身上的肉侍奉自己的婆婆，于是武训就送给她十亩田帮助她奉养自己的婆婆。武训要是遇到孤苦贫寒的人，就会立刻借钱帮助他，但是却终身不去讨要，也不将这样的事情告诉别人。
光绪二十三年，武训在临清义塾外面的屋廊之下去世了，享年五十九岁。在武训的病很危急的时候，他听到一群学生的念书诵读之声，还睁着眼睛在那里笑呢！当地人被武训的兴学之义所感动，就给武训刻了一个石像，返回了四十亩田，让武训的侄子进行祭祀。山东的巡抚官员张曜和袁树勋先后向朝廷上疏，请求予以表彰，朝廷最后下令建造一座孝义祠祭祀武训。
以上是《二十五史》之一的《清史稿》上面关于武训兴办义学的列传故事。由于武训几十年行乞兴办义学，后人尊称他是“千古奇丐”、“武圣人”。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对武训推崇备至，创办育才中学，提倡“武训精神”。
武训的传奇并不止在于他行乞兴办义学的本身，更在于后人对他兴办义学截然对立的褒贬评判。1944年，电影导演孙瑜受陶行之先生所托，决定将武训的故事拍拍摄成电影。经过多方努力，1948年7月，正值中共和中华民国内战正酣的时候，中国电影制片厂终于答应投资拍摄《武训传》。1948年11月，刚刚拍摄了影片的三分之一，由于受到中共全面夺取天下政权的影响，隶属于中华民国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遭遇了难以逾越的困难，不得不停拍《武训传》。1949年2月，隶属中共阵营的昆仑影业公司以低价购得《武训传》的拍摄权和底片、拷贝。孙瑜加入昆仑公司继续接拍此片。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武训传》在1951年2月完成拍摄之前，按照当时中共的口味，对剧本进行了三次修改，其中前两次修改带着浓烈的政治色彩。
1950年底，初步拍摄成功的《武训传》首次公映，据当时的描述，“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1951年2月，为了尽快通过中共的电影审查，孙瑜带着拷贝到北京找到了周恩来等中共头目。1951年2月21日晚7时，周恩来、胡乔木、朱德等一百多名中共头领在中南海某大厅观看了《武训传》。“大厅里反映良好，映完获得不少的掌声。”中共军事头领朱德与孙瑜握手，称赞说“很有教育意义”，周恩来、胡乔木没有提多少意见，周恩来只是希望将影片中表现武训在行乞过程中被人毒打的镜头剪短。孙瑜马上照办。
从1950年12月公映到1951年5月20日，社会上对《武训传》的评价基本是正面的，中国大陆各大报刊发表了50多篇影评和介绍性文字，其中只有几篇对武训和影片持批评态度。但是，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班》发表毛泽东亲自捉笔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之后，整个社会对《武训传》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逆转，各大报刊开始纷纷刊登带着大批判调子的文章，到1951年8月底，各地报刊一共发表了850多篇这样的文章。文化界人士被组织起来发表表态性文章，跟《武训传》拍摄有关的人员被迫发表公开“检讨”，称赞过《武训传》的人士被要求进行公开的“自我批评”，人们被迫参加中共组织的各种批判会。
为了达到更深一步的批判《武训传》的目的，中共由周扬和江青等13人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武训历史调查组”，在堂邑等地对武训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所谓历史调查，最后由江青等3人执笔，写出了所谓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武训的身分污蔑为“大流氓，大债主，大地主”。随后，1951年8月8日，周扬在《人民日报》上面发表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一文，将电影《武训传》定论性批判为“反人民、反历史和反现实主义”。中共头领周恩来被要求在中共内部做“检查”，相关人士有被迫作公开“检讨”的，也有后来被中共打成右派的，武训在当时社会人们的心目中成为“历史罪人”，《武训传》被禁映，社会对《武训传》的评价由正面走向反面。
批判《武训传》是毛泽东亲手发动的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性运动，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场运动打击下，中国大陆的私营影业立刻消亡，中共自己控制的电影厂也被迫停产。在这场运动开始之后，一年半的时间之内，中国大陆没有一个电影剧本通过中共的审查。文艺界按照中共的逻辑思维方式进行公式化，概念化的文艺创作局面开始形成，一个中共严厉管制文艺界的历史铁笼罩向中华大地，至今未有根本性的改观。直到今天，《武训传》在中共控制的中国大陆都不能公映，也不能出版音像制品，绝大部分文学史和电影史著作依旧按照中共话语论调来解释这场运动。
那么，1951年5月20给《武训传》判下“死刑”的毛泽东之文到底讲了些什么呢？第一，认定《武训传》是完全不合中共逻辑思维的“反动宣传”；第二，不点名的指责中共内部周恩来，朱德等这样的高级头领“学得了马克思主义”，却“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这里的关键是，周恩来、朱德这样的中共高级头目对之毫无觉察的事物，摆到毛泽东前面，毛泽东却能像狼狗一样用高度敏锐的嗅觉又狠又准的发觉里面包含的不合中共邪恶口味，不符合共产主义邪恶逻辑的内涵，这不能不说是只有毛泽东才能跟中共和共产主义最邪恶内在本性保持高度同频共鸣效应的结果和表现。
毛泽东这种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最邪恶本性能保持高度同频共鸣效应的独一无二本能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表露，在最关键的历史时刻一次次的扭转共产党在中国的命运，要么挽救共产党的邪命，要么大大扩张共产党的邪恶势力，要么帮助共产党实现其邪恶的夺权目的，要么激发共产党最残暴，最邪恶的本性，肆虐人间。
在历史上，是谁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找到了实现其“打碎旧世界”邪恶目的的最佳人选？是毛泽东，是它发现了中国大陆农村地痞流氓这样的“革命最坚定者”。
在历史上，鼓吹共产主义暴力，煽动武装夺权，谁是叫得最凶的共产主义分子？是毛泽东，是它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在历史上，是谁为共产党打下了它在中国的第一块大落脚地？是毛泽东，是它带领朱毛共匪盘踞井冈山，定“都”瑞金，让共产党在中国建起了它的第一个国中之国。
在历史上，是谁在共产党败亡逃奔时让共产党避免了灭顶之灾？是毛泽东，是它帮助共产党改变了遭受第五次围剿之后大逃亡的逃跑路线，带领共产党闯入贵州，避路湘中湘西，让共产党跳出了蒋介石不下的天罗地网。
在历史上，是谁让共产党登堂入室，进入国家殿堂？是毛泽东，是它一手策划了“西安事变”，逼迫中华民国接纳农民土匪出身的共产党，成为国家承认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
在历史上，是谁让共产党扩张成邪气高涨的庞大邪恶势力？是毛泽东，是它力主“一分抗日，二分内战，七分扩张”，让共产党扩张成能与中华民国分庭抗礼的反叛势力。
在历史上，是谁让共产党夺取了天下？是毛泽东，是它勾结苏联，出卖国家，获取军援，吞并了中华民国大陆，让共产党夺取了天下。
在历史上，是谁让共产党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清洗运动，残害人间？是毛泽东，是它一手发动的各种暴力政治运动，帮助共产党清洗了在中国大陆的一切异己力量。
从毛泽东斥责周恩来等人丧失“批判”能力和“投降”来看，共产党是恶龙，毛泽东就是这恶龙的龙头。共产党发动的每一次邪恶的政治运动，都是毛泽东这个龙头标定方向和目标，拖着共产党的恶龙之身，向着万丈高崖之下，无底深渊之中的罪恶泥潭盘曲游弋而去。这个过程中，共产党的恶龙之身之尾稍不如龙头之意，或有迟疑之色，它就要将恶龙之身靠向崎岖怪石，将恶龙之尾拍向花岗石墙，龙血淋漓，脱皮断尾，在所不惜。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批判《武训传》所写的社论《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在1967年5月26日被《人民日报》重新发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与1951年5月20日的首次发表遥相呼应。1967年是个什么年代呢？是毛泽东一生中发动的最大一次暴力政治运动——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第二个年头。
毛泽东的文章，时隔16年之后，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被特意重新发表，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探究的稀罕之事。而这一次，陪同《武训传》一起被批判、指责的中共内部高级头领，已经不是周恩来，而是：刘少奇——狂热的共产主义赤色中国大陆民众在对毛泽东社论的欢呼声中宣布“把《武训传》和《修养》一起抛进垃圾堆”，其中，所谓《修养》，是中共内部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个人之作。
刘少奇为什么会成为毛泽东不惜发起“文化大革命”来打倒的对象呢？从根本上讲，就是因为之前的大概十年之中，毛泽东不惜残害亿万民众，都一心想要大耍共产主义之邪，而刘少奇则对此有所保留。毛泽东要让共产主义的万分邪统统上演，刘少奇却不干，它只想来共产主义的千分邪。于是刘少奇便成为毛泽东的肉中钉，眼中刺，非得尽除而后快。周恩来早就在1951年那次大批《武训传》的暴力文化政治运中重领教过毛泽东的这种最变态的共产主义邪气了。
仔细想一想，你可以从中发现什么呢？通观一百多年的共产主义罪恶史，相信你会恍然大悟：原来毛泽东就是最邪恶的共产主义狂热分子。
注：参考文献，严秀，《风雨苍黄〈武训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