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类是留学生。他们年轻，英语好，适应能力强，应该说在美国的发展前景看好，最终多半选择在美国工作。但是，许多国人可能不知道，留学生的生活比国内大学生辛苦多了——煮一餐饭菜吃上一两天是“家常便饭”，经常加班为“老板”做试验，甚至连寒暑假也不例外。好在他们经过两年到5年的奋斗，可望“苦尽甘来”，进入美国中产阶层指日可待。我的中学同学吴卫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物理博士学位后，进入华尔街工作13年，现在已是华尔街一家对冲基金的经理，收入应该不菲。但加入美国籍的他依然觉得真正融入美国文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认为英语、工作以及和美国人相处都不成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文化的认同感和个人在这个社会的归属感。比如下班后与美国同事上酒吧，他们讲的很多历史典故、英文小说、名人逸事、流行文化等，他常常都没听过。久而久之，在工作之余，大多数中国人还是选择与同胞聚在一起。这些在美国的白领中国人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都希望能找到家的感觉和社会对他们价值的认同，而这在以白种人为主的美国社会里很不容易。在美国出生的中国人(ABC)，因为从小接触美国文化，他们在文化的认同感上没什么问题，但他们也不容易找到归属感，毕竟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
第二类是访问学者，就像我这样的。他们一般在国内读了学位，在事业上小有成就，然后出国深造。这些人年纪不小，一般都在三四十岁左右，拖家带口的。到了美国后，他们往往陷入两难选择：为了孩子能够有一个宽松的教育环境，他们选择留在美国，但不得不放弃在国内原有的事业基础。在美国从头开始创业，对于中年人来说谈何容易？于是，经过一番权衡，多数访问学者如期回国了，少数留了下来。我注意到，留下来的访问学者中，头发花白的不少，他们的年龄看上去通常比国内同龄人要大些。最令他们烦恼的是，在拿到绿卡之前，不敢轻易回国探亲，因为一回国，签证官很可能以“移民倾向”拒绝给回美签证，那么等待许久的绿卡就可能泡汤。所以，他们不得不忍受和父母亲人分离的痛苦，要是在国内的父母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更是进退两难。我认识在这里当访问学者的国内某大学博士，出国当博士后8年了，至今还没有拿到绿卡。前两年，他父亲突然去世，家里人知道他不可能回来，就一直瞒着他，半年后他才知道，已经是后悔莫及。
第三类是偷渡客，以我的福建老乡居多。美国华人中流传这么一句话：“全世界怕美国，美国怕长乐。”说的就是大量偷渡到美国的福州长乐人。现在的纽约唐人街几乎成了福州的“飞地”，在那里听到最多的就是福州话，其次是普通话，再次是广东话，很少有人说英语。偷渡客到了美国后，基本上在华人餐馆打“黑工”——或当帮厨，或当服务员，或送外卖，一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晚上好多人挤在地下室居住。他们英文电视看不懂，毫无生活乐趣可言。他们的目标就是赚钱，然后转合法身份。为了达到在美国合法居留的目的，他们往往花钱请律师，向美国当局申请所谓的“政治庇护”。这样，他们赚的钱，除了偿还巨额的偷渡费(据说现在的行情是5万美元左右)外，还要付高昂的律师费(一两万美元)，刚开始那几年一般剩不了几个银子。许多国内乡亲只看到偷渡客七八年甚至十多年后取得合法身份，初次回国时摆出的那副“衣锦还乡”的派头以及他们在老家盖的小洋楼，却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吃尽了苦头。你完全可以把他们在美国的生活质量和内地到沿海打工的民工相比拟，只是他们每小时赚的钱是国内的几倍罢了。我有个表哥，他原先在长乐某银行当科长，年纪轻轻，权力不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上世纪80年代末，他偷渡来美，先替人打工，后自己开餐馆。由于他的文化程度和见识都比一般的偷渡客高出许多，所以事业很快上了台阶，现在他已拥有3处房产。虽然已是家财万贯，可他每天还得围着餐馆转，似乎一刻都停不下来。他感慨地说，如果在国内有好的工作，实在没有必要出来。
第四类是移民，也就是通过正常途径到美国永久定居的中国人。这些人除了极少数“杰出人才”(比如顶尖的科学家、世界冠军、著名电影演员等)外，多数是由于亲属关系来美团聚的。我的初中同学王耘就属于这种情况。出国前，她在福建省一家报社当记者，不论是写稿还是拉广告，样样在行，因而颇受报社领导器重。因为先生在美国，为了家庭的圆满幸福，已过而立之年的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移居美国。王耘告诉我，“来美国8年多的酸甜苦辣，不是国内亲朋好友能够想象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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