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托请”之风，宋设置锁院，由皇帝临时指定考官，接受任命后即刻搬进贡院（考场）隔离开来，不得与任何人往来。从而防止了考官与应试举人通过会面，而达成互相徇私勾结的情况。
学子应试完毕，考卷被收上来时，那些籍贯、姓名等个人资料将被密封，代之以号码。这无非是防止阅卷老师在批改过程中有所巡视。更为绝的是，宋朝统治者大概认为这一做法还不够保险，恐怕阅卷人认得字迹，于是，专门调派了大批吏役将试卷重抄一遍，可谓做足功夫。最后一关还要由皇帝亲自把关，所谓“殿试”，这是最后的录取程序，并决定名次先后。
宋在防止舞弊方面可谓是绞尽脑汁，周全备至，为的是维护考试秩序和公证性。但是，制度是死的，执行的人是活的因为科举出身对仕途升迁影响巨大，加上追求荣华富贵的梦想，让科举考试成了盛况空前的学子大比拼，竞争的惨烈程度史书中记载周详。真应了那句老话：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无论民间无论官方，这些才子们集无数人的智慧“开发”了让人叹为观止的作弊形式。
考官要隔离是吧？利用时间差。具体就是考官在接受任命到前往贡院“隔离”这段时间内，要怎么磨磨蹭蹭都行，赶紧派个下人什么的去报料就ok了。传闻苏轼当考官就干过类似的事，只不过阴差阳错的成全了别人而已。据《鹤林玉露》记载：元祐中，苏轼主持礼部考试，他在举行考试之前，托人将一篇文章送往李家。而李廌恰好有事外出，他的仆人将苏轼的文章放在桌子。送书信的人离开不久，章惇两个儿子——章持、章援来李家拜访，看见放在桌上的文章，喜出望外，拿回去认真揣摩。李廌回家之后，不见苏轼的文章，心中怅惋不已。考试时，试题果然与苏轼所写的文章十分类似。章持、章援模仿苏轼的文章挥笔而就。而李廌则表现不佳。
至于密封试卷重抄试卷之类的措施，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作记号，而这记号是在文中体现。显然，作弊的手段高明与否，就要看那个记号作得怎样了。这种通过作记号的方式进行的作弊被称为通关节。宋以后，通关节的技术也随着科场规制的严密而越来越高明、越来越隐蔽，还出现了一个专门术语“用襻”，“襻”就是旧时衣服上扣住纽扣的套。往往约定的暗号为两个字，好像古代衣服上的襻扣。钟毓龙《科场回忆录》载：杭州有个叫冯培元的探花，为了报答曾经资助他完成学业的富人的厚恩，想让这位富人的儿子考上，就帮他与人约定在答卷中写两个“襻”字，富人得到“襻”字以后，心花怒放，特意以重金聘请一位誊录书吏来誊录试卷。考试结束后，富人又热情款待誊录书吏。在酒酣之际，这位誊录书吏得意洋洋地向富人邀功，说发现试卷中有两个字不通，帮着改掉了，而这两个字恰好是用于通关节的“襻”字，这位富人舞弊的目的也就落空了。
无论如何，宋朝在科举考试上下的功夫是有目共睹的，为了保证科举的公平性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尽管也会遭遇非议，但总体上还是使“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取舍原则有了制度上的保障。稍有不足的是，以文取人失去了对考生综合素质的考察。当时就有人对此提出批评，据《吹剑四录》载：“唱名状元严州方梦魁，赐名逢辰，右足跛，左目瞽。第四名川人杨潮，南省元泉州陈应雷皆瞽一目”，认为这是糊名考校所带来的消极结果，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声誉。其实，方逢辰虽然有身体的缺陷，但他是南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反而证明了在科举考试中，真的有“知识改变命运”的情况。
自宋代起，凡於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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