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中国青年报》编辑的童大焕日前发表文章题为《当代中国该怎样面对农民》的文章。他针对有学者提出的“山西黑煤窑事件说明中国当代乡村底层的沦陷”的观点，表示，导致中国乡村社会底层沦陷的最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对乡村大幅度的摄取，导致乡村全面的贫瘠化；二是中国乡村被不合理的政策和法律制度完全排斥在自由市场体系之外，导致农民和农业的无助和极度的细碎化。
四川自贡市红旗乡的农民刘正有说，中国底层乡村的沦落主要是因为地方官员对农民的盘剥---
刘正有：“中国的问题就是没有问责制和追究制，所以纵容了地方政府的无法无天，肆无忌惮地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这才是关键。”
文章说，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城乡之间的隔绝、断裂与贫富悬殊分化程度，可能是中外历史上都极为罕见的。即使中国以市场化为方向和目标的改革开放已近30 年，但农民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土地和房屋，仍然被政策和法律排斥在自由平等的市场之外，没有产权基础和保障。自贡市红旗乡的农民刘正有说，中国农民的很多合法权益很本得不到保障---
刘正有：“官权一旦滥用就疯狂了。宪法虽明确规定公民的私有财产受法律保护，但因为权力被滥用以后，什么都保护不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童大焕建议对土地和农村房屋产权制度的改革进行探索，进一步保障农民的权益。他并指出，目前广东佛山、重庆等地已在这方面开始了有益的尝试。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学家何清涟说，目前中国重庆正在做农村土地产权改革的试点工作，就是所谓的股田制---
何清涟：“他们有一个试点两年前就做完了。地方政府斡旋让一个公司出资金，农民按照每亩地折价多少，自己再出300多元，就算一亩地一股，折合5千多元人民币，算是一股，拿21年经营权放到公司里去入股。说是农民也参与管理，还有就是也承诺土地使用的性质不变，就是不会把农业用地改变成工业用地或者建设用地。”
何清涟说，这一制度20年前就曾经在广东试行过---
何清涟：“重庆目前的这项改革部分地借鉴了广东的做法，但是重庆有些条件比广东低，就是因为它的发展比广东滞后了20来年。在这个情况下，重庆市政府跟十几、二十年前的广东政府不一样，应该说重庆地方政府过去的贪污腐败和农民的征地问题上做了很多恶劣的事情。”
何清涟说推行股田制还存在以下有待解决的问题---
何清涟：“但是这一切都很难说，因为国土局刚刚公布一个材料，就是中国土地违法的主体是政府，而且89% 以上是违法，那么能保障这样的事情今后不再发生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思路不错，问题是农民在这个改变当中到底有多少权力决定自己的命运，有多少权力决定他们的土地怎么样投资？怎样折价？怎样经营？怎样管理？还有以后面对土地用途的改变的时候，他们有多少发言权，这都是需要讲清楚的问题。”
童大焕还建议，在中国逐步实现城乡平等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工资制度，确保农民能够享受到基本的“国民待遇”。(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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