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6-23 21:03:01作者：吴忠撰文
根据中国国家智库的最新调查，两年后中国将开始面临全国性的劳工短缺问题，这比此前预测的提前了很多，原因是看似充足的农民工供应，其实正在逐渐萎缩。这趋势将带来重要的影响，迫使中国对目前严重倚赖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加工制造业的经济，进行彻底的结构调整。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对农村劳动力利用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供应，并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充足。此次调查覆盖17个省的2749个行政村。从调查结果看，74 %的村庄已再没有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
只有25％的受调查村子表示，它们还有一些40岁以下的劳动力剩余。在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这一比例分别为24%、23.6%和28.4%，即中西部数字比东部要低。由此及见，在相对贫穷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廉价劳工的供应正日益减少。这还表明，劳力短缺正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蔓延到劳力输出的内陆地区。
中国社科院在上周四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引述了这项调查结果，以支持其论点：中国正接近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Lewisian turning point），即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
“刘易斯转折点”的依据，是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Arthur Lewis，1915-91）的一则理论。刘易斯说，当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时，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就会开始大幅上涨。
中国社科院的报告说，中国经济即将面临劳力短缺问题。根据《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到2009年，甚至连农村地区都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社科院较早前也有一份调查预言，到2010年，中国将面临劳力短缺的问题。社科院的报告似乎证实了国家发改委较早前的估计：中国的新劳力供应，已于去年达到顶峰。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农村现时总共有5亿劳动力。农业部估计，要维持中国的农业生产，至少需要1.7亿劳动力，而且农村还需要数目不明但相当多的人从事其他劳动。估计农民自己开办的乡镇企业，就需要1.5亿劳动力。
根据不同的估计，在城里务工的农民工人数约在8000万与1.3亿之间。那意味着，目前中国还有2000至7000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这几千万的剩余劳动力并算不多，因为单是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当前的劳动力缺口，就至少达200万。
此外，随着北京采取措施促进农村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农村会吸收更多剩余劳动力，劳工短缺问题可能更突出。社科院《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说，劳工短缺导致工资上涨的情况，最快有可能在三年内便会出现。
事实上，东部沿海地区几年前已开始出现民工短缺现象，之后农民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就逐步加快。根据《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3年至2006 年，农民工的人均月工资从781元人民币（折合102美元）涨到953元人民币（折合125美元）。与上年相比，2004年农民工的人均月工资增长 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
而且，月工资600元人民币以上的农民工，在全部农民工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上升，从2003年的43.2%增加至2006年的63.6%。去年，月工资在1000元以上的农民工，在全部农民工中所占比例已达到25.9%。
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触及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外国投资者纷纷离开这个“世界工厂”，到别处寻找更廉价的劳工。这将迫使中国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经济结构调整。
事实上，正如《亚洲时报在线》6月7日题为“三年2600家港企败走珠三角”的报道所说的，在珠三角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以及采取加税措施之后， 8000多家香港中小型企业中有2600多家已撤离该地区。这些企业都是从事来料加工业务。一些香港投资者把他们的工厂从珠三角地区迁到内陆或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地区。
中国政府实施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当前的劳力短缺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明确表示，在可预见的将来政府不会改变独生子女政策，这是一项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基本国策”。
分析家说，即便政府现在就改变独生子女政策，这样做也无助于缓解劳力短缺问题。正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吴要武老师敦促政府，要在中国完全失去在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的竞争优势之前，赶紧调整经济结构。例如，《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敦促政府加快对死板的户籍制进行改革的步伐，取消其它限制，方便人口在全国流动。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另一名研究员都阳说，针对人口流动进行的户籍制改革，将有助于延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寿命，为调整经济结构赢得宝贵的时间。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最近对农村劳动力利用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供应，并不像普遍认为的那样充足。此次调查覆盖17个省的2749个行政村。从调查结果看，74 %的村庄已再没有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
只有25％的受调查村子表示，它们还有一些40岁以下的劳动力剩余。在中部、西部和东部地区，这一比例分别为24%、23.6%和28.4%，即中西部数字比东部要低。由此及见，在相对贫穷的中部和西部地区，廉价劳工的供应正日益减少。这还表明，劳力短缺正从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蔓延到劳力输出的内陆地区。
中国社科院在上周四发布的《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引述了这项调查结果，以支持其论点：中国正接近所谓的“刘易斯转折点”（Lewisian turning point），即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转变。
“刘易斯转折点”的依据，是诺贝尔奖得主刘易斯（Arthur Lewis，1915-91）的一则理论。刘易斯说，当来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越来越少时，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就会开始大幅上涨。
中国社科院的报告说，中国经济即将面临劳力短缺问题。根据《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到2009年，甚至连农村地区都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社科院较早前也有一份调查预言，到2010年，中国将面临劳力短缺的问题。社科院的报告似乎证实了国家发改委较早前的估计：中国的新劳力供应，已于去年达到顶峰。
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农村现时总共有5亿劳动力。农业部估计，要维持中国的农业生产，至少需要1.7亿劳动力，而且农村还需要数目不明但相当多的人从事其他劳动。估计农民自己开办的乡镇企业，就需要1.5亿劳动力。
根据不同的估计，在城里务工的农民工人数约在8000万与1.3亿之间。那意味着，目前中国还有2000至7000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这几千万的剩余劳动力并算不多，因为单是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当前的劳动力缺口，就至少达200万。
此外，随着北京采取措施促进农村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农村会吸收更多剩余劳动力，劳工短缺问题可能更突出。社科院《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说，劳工短缺导致工资上涨的情况，最快有可能在三年内便会出现。
事实上，东部沿海地区几年前已开始出现民工短缺现象，之后农民工的工资增长速度就逐步加快。根据《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3年至2006 年，农民工的人均月工资从781元人民币（折合102美元）涨到953元人民币（折合125美元）。与上年相比，2004年农民工的人均月工资增长 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
而且，月工资600元人民币以上的农民工，在全部农民工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上升，从2003年的43.2%增加至2006年的63.6%。去年，月工资在1000元以上的农民工，在全部农民工中所占比例已达到25.9%。
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触及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外国投资者纷纷离开这个“世界工厂”，到别处寻找更廉价的劳工。这将迫使中国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经济结构调整。
事实上，正如《亚洲时报在线》6月7日题为“三年2600家港企败走珠三角”的报道所说的，在珠三角地区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以及采取加税措施之后， 8000多家香港中小型企业中有2600多家已撤离该地区。这些企业都是从事来料加工业务。一些香港投资者把他们的工厂从珠三角地区迁到内陆或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地区。
中国政府实施了3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和当前的劳力短缺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明确表示，在可预见的将来政府不会改变独生子女政策，这是一项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基本国策”。
分析家说，即便政府现在就改变独生子女政策，这样做也无助于缓解劳力短缺问题。正所谓，“远水救不了近火”。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吴要武老师敦促政府，要在中国完全失去在劳动密集型制造行业的竞争优势之前，赶紧调整经济结构。例如，《2007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敦促政府加快对死板的户籍制进行改革的步伐，取消其它限制，方便人口在全国流动。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另一名研究员都阳说，针对人口流动进行的户籍制改革，将有助于延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寿命，为调整经济结构赢得宝贵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