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6-23 21:01:49作者：Bright B Simons撰文
中国人就连恐龙化石也能造假。事实上，中国每天有不少伪造的化石卖给西方国家，并在后者的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展出。造假工艺如此高超，就连行内的顶级专家也无法分辩出它们是贋品。
中国的造假风潮，已处在完全失控的边缘；当然，前提是如果它还没有挣脱缰绳的话。
有人笑着说，假恐龙化石给沉闷的考古学增添了几分趣味。但众所周知，中国的造假大师们并不仅仅对侏罗纪的化石感兴趣；2001年，假药就夺去了至少20万中国人的性命。
事实上，造假大师们根本没有什么品位，因为任何产品都可以是他们造假的题材。美国认为，西方国家80%的假货，都能与中国广东等地的造假大师扯上关系。
这些造假大师的技艺何以如此炉火纯青？中国政府多次打假，为何反而导致他们的触角越伸越长？
当然，我们不能把以上问题的答案，都简单归结为根深蒂固的有组织犯罪文化。这让人想到了一个常被提及的问题：为何意大利黑手党的生命力这么强呢？社会学家认为，透过家族网络而建立起来的“另类道德体系”与“犯罪文化”，是重要诱因。因此，中国的造假风潮，归根到底也许是个“文化病理学”的例子。
一些学者对造假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把它与中国当下的一些社会习气联系在一起，如考试作弊成风、“假教授”层出不穷、公共道德日益败坏、及国民（特别是年轻人）对法制与社会秩序越来越麻木等。不过他们也认为，所有这些都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只是其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的确令人触目惊心。
但谁说得准呢？如果说年轻人对社会的麻木程度、公众诚信程度、对贪污腐败文化的态度等，可以拿来比较不同的社会，这些都会流于主观标准而没有客观印证。然而，若要寻找促成中国造假现象的客观因素，就应该朝着证据的方向努力。
之前，笔者曾进行过一次非科学性的调查，发现跨国公司突然或大规模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之举，与随后发生产品大量召回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当对整个东亚进行分析时，这种关系变得不那么明显了。
不过，拨开这些迷雾后，我们仍可发现一些联系。自从索尼将大部分的生产线从日本转移至中国、并扩大了江苏工厂后，厄运就接踵而至，索尼连续召回了多款产品。松下的命运，也是如此。
2005年，佳能决定将生产中心从日本转移至江苏，并中断了与意大利Olivetti SpA的长期合作关系。第二年，它不得不从市场上召回了14万台复印机，实属史前无例。
2004年，南韩的LG在中国大举扩张液晶屏生产工厂；去年，它大规模召回了上万台平板电视。
2001年，手机生产商摩托罗拉将生产线搬到了天津；第二年，它便发布了召回数百万台产品的坏消息。
2004 年，全球可编程解决方案的佼佼者赛灵思（Xilinx），打算将供应链的中心环节从台湾转移至中国大陆，甚至期望能在那里建立一座制造工厂。但该公司最后在2006年打消了这念头，因为它在放弃IBM部件而转用“中国制造”部件后，竟要大批召回可编程芯片Spartan 3。
需要再次提醒的是，本人的这个调查不具任何科学性。任何一个业余社会学家都会承认，找到一个因果联系，跟清理国王奥革阿斯（Aegean）养了3,000 头牛的牛棚一样困难。不过，这份调查倒是认真考察了上述公司在生产线迁往中国前后的召回事件，并发现开始在中国制造后召回事件大大增加。
这与中国的造假活动又有什么关系呢？应该有不少的，不过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隐蔽。上述调查予人的一大感觉是，这些企业决定转至中国生产之前，并未进行慎重的考虑；产品召回，是相关工厂水平不达标所造成的；它们也不得不重新调整指挥与控制结构，以适应全球供应链的新变化。
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已成为供应链上的一个断点，还持续地影响着其它环节。太多跨国企业一下子涌向中国市场，便造成了目前这种现象。
如此分析，当然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跨国企业涌向中国，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多重影响，不仅限于前面提到的制造业供应链。
首先，从小处说。西方企业之所以纷纷抢摊中国，完全是受到了众多廉价、熟练劳动力的吸引。在人均GDP只相当于一个拉美国家的中国，这些跨国企业的生产能力，甚至能达到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一半。当然，同样因为廉价劳动力，有组织犯罪网络也得以在全球各地迅速铺开。
第二，随着生产活动转向中国、以及中国技术资本的大量聚集，技术资本的回报率自然而然就会下降。即便市场推广、法律、金融、风险管理及设计等流程，依然在西方进行，或它们的调整步伐远不如技术领域迅速，这种情况依然会发生。这些流程，给投资活动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回报。中国的企业家也希望从技术投资领域省出精力，以获得高回报。
由于没有品牌保护和知识产权方面的投入，有组织犯罪网络能给熟练工人更多工资，以吸引更多的技术资源，与西方制造商相抗衡，因此假货的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高。同时，随着技术投资的回报降低（证据是为西方跨国企业代加工的利润减少了），中国企业将集中精力在代表了技术与相关流程的成品上。
在外国技术资本继续统领着中国经济时，企业家若仍做着发展自主品牌的白日梦，可谓是极其幼稚了。面对此种竞争，中国企业家们只好与犯罪集团联手，仿冒既有品牌，以降低风险。
在技术之外的其它资本，对品牌质量也会带来冲击，就像假货的效果一样。随着西方的技术迁入，中国已将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定为目标，并相信会带来高收入职位。不过，中国企业与它们犯罪盟友们日前仍乐于制造假货。
在全球化大生产的背景下，与其将假货泛滥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观察家们不如多多关注，不同形式的资本回报率有着多大的差别吧！出现这种现象的国家，也不过是整个全球化生产经济的一个微观世界而已。
中国的造假风潮，已处在完全失控的边缘；当然，前提是如果它还没有挣脱缰绳的话。
有人笑着说，假恐龙化石给沉闷的考古学增添了几分趣味。但众所周知，中国的造假大师们并不仅仅对侏罗纪的化石感兴趣；2001年，假药就夺去了至少20万中国人的性命。
事实上，造假大师们根本没有什么品位，因为任何产品都可以是他们造假的题材。美国认为，西方国家80%的假货，都能与中国广东等地的造假大师扯上关系。
这些造假大师的技艺何以如此炉火纯青？中国政府多次打假，为何反而导致他们的触角越伸越长？
当然，我们不能把以上问题的答案，都简单归结为根深蒂固的有组织犯罪文化。这让人想到了一个常被提及的问题：为何意大利黑手党的生命力这么强呢？社会学家认为，透过家族网络而建立起来的“另类道德体系”与“犯罪文化”，是重要诱因。因此，中国的造假风潮，归根到底也许是个“文化病理学”的例子。
一些学者对造假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把它与中国当下的一些社会习气联系在一起，如考试作弊成风、“假教授”层出不穷、公共道德日益败坏、及国民（特别是年轻人）对法制与社会秩序越来越麻木等。不过他们也认为，所有这些都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只是其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的确令人触目惊心。
但谁说得准呢？如果说年轻人对社会的麻木程度、公众诚信程度、对贪污腐败文化的态度等，可以拿来比较不同的社会，这些都会流于主观标准而没有客观印证。然而，若要寻找促成中国造假现象的客观因素，就应该朝着证据的方向努力。
之前，笔者曾进行过一次非科学性的调查，发现跨国公司突然或大规模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之举，与随后发生产品大量召回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当对整个东亚进行分析时，这种关系变得不那么明显了。
不过，拨开这些迷雾后，我们仍可发现一些联系。自从索尼将大部分的生产线从日本转移至中国、并扩大了江苏工厂后，厄运就接踵而至，索尼连续召回了多款产品。松下的命运，也是如此。
2005年，佳能决定将生产中心从日本转移至江苏，并中断了与意大利Olivetti SpA的长期合作关系。第二年，它不得不从市场上召回了14万台复印机，实属史前无例。
2004年，南韩的LG在中国大举扩张液晶屏生产工厂；去年，它大规模召回了上万台平板电视。
2001年，手机生产商摩托罗拉将生产线搬到了天津；第二年，它便发布了召回数百万台产品的坏消息。
2004 年，全球可编程解决方案的佼佼者赛灵思（Xilinx），打算将供应链的中心环节从台湾转移至中国大陆，甚至期望能在那里建立一座制造工厂。但该公司最后在2006年打消了这念头，因为它在放弃IBM部件而转用“中国制造”部件后，竟要大批召回可编程芯片Spartan 3。
需要再次提醒的是，本人的这个调查不具任何科学性。任何一个业余社会学家都会承认，找到一个因果联系，跟清理国王奥革阿斯（Aegean）养了3,000 头牛的牛棚一样困难。不过，这份调查倒是认真考察了上述公司在生产线迁往中国前后的召回事件，并发现开始在中国制造后召回事件大大增加。
这与中国的造假活动又有什么关系呢？应该有不少的，不过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隐蔽。上述调查予人的一大感觉是，这些企业决定转至中国生产之前，并未进行慎重的考虑；产品召回，是相关工厂水平不达标所造成的；它们也不得不重新调整指挥与控制结构，以适应全球供应链的新变化。
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已成为供应链上的一个断点，还持续地影响着其它环节。太多跨国企业一下子涌向中国市场，便造成了目前这种现象。
如此分析，当然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跨国企业涌向中国，对全球经济带来了多重影响，不仅限于前面提到的制造业供应链。
首先，从小处说。西方企业之所以纷纷抢摊中国，完全是受到了众多廉价、熟练劳动力的吸引。在人均GDP只相当于一个拉美国家的中国，这些跨国企业的生产能力，甚至能达到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一半。当然，同样因为廉价劳动力，有组织犯罪网络也得以在全球各地迅速铺开。
第二，随着生产活动转向中国、以及中国技术资本的大量聚集，技术资本的回报率自然而然就会下降。即便市场推广、法律、金融、风险管理及设计等流程，依然在西方进行，或它们的调整步伐远不如技术领域迅速，这种情况依然会发生。这些流程，给投资活动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回报。中国的企业家也希望从技术投资领域省出精力，以获得高回报。
由于没有品牌保护和知识产权方面的投入，有组织犯罪网络能给熟练工人更多工资，以吸引更多的技术资源，与西方制造商相抗衡，因此假货的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高。同时，随着技术投资的回报降低（证据是为西方跨国企业代加工的利润减少了），中国企业将集中精力在代表了技术与相关流程的成品上。
在外国技术资本继续统领着中国经济时，企业家若仍做着发展自主品牌的白日梦，可谓是极其幼稚了。面对此种竞争，中国企业家们只好与犯罪集团联手，仿冒既有品牌，以降低风险。
在技术之外的其它资本，对品牌质量也会带来冲击，就像假货的效果一样。随着西方的技术迁入，中国已将制造高附加值产品定为目标，并相信会带来高收入职位。不过，中国企业与它们犯罪盟友们日前仍乐于制造假货。
在全球化大生产的背景下，与其将假货泛滥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观察家们不如多多关注，不同形式的资本回报率有着多大的差别吧！出现这种现象的国家，也不过是整个全球化生产经济的一个微观世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