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6-23 13:13:52作者：
在茫茫人海中，我是不幸的，又是幸运者。不幸的是我家四代人遭受中共恶党的迫害，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被恶党摧残致死；我的父亲被害早亡；我本人被中共恶警酷刑致残；我的孩子被非法劳教。幸运的是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身体健康，内心祥和。
右派帽子带给全家人的苦难
我出生于1954年，家住云南省昆明市，父亲是机关干部。1957年我2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那时他才29岁，为此父亲曾两次被送去劳动教养。听母亲讲，父亲第一次被带走时很凄惨，那天突然闯进家里几个人，不由分说地把我父亲拽走了，母亲当时正抱着我，她还怀着7个月的身孕。在慌乱之中，她急忙找出父亲的几件衣服，又拿出几元钱，追出去想让父亲带着。等出门一看，人已走远了。
当时我家门前有一个很深的大沟，人们都迈不过去，想跨过沟得从东边绕着走，母亲一看绕着走追不上，情急之中她顾不得身孕跳进沟里，然后爬到沟的对面，这样从近路追上了他们。她哀求那几个人说：“求求你们把这几件衣服和这几元钱给他带上吧。”
然而，母亲的哀求却被无情地拒绝了。母亲趴在地上放声大哭，哭了一阵子没办法只好回家。到家后看见邻居正抱着我，母亲一把把我抱在怀里，放声痛哭。
父亲被劳改后，母亲由于在当地无依无靠，就领着幼小的我到河北省承德市我的外公家过活。为了生计，母亲找了一份工作。
5年后才见到被革职的爸爸
我长到7岁，看到同龄的孩子们都生活在父母身边，自己却从未见过父亲。问了两次母亲：爸爸在哪？母亲只说在很远的地方。我又去问姥姥：“我爸爸长得什么模样？”姥姥告诉我说：“长得大个儿，很瘦。”
我7 岁时，突然有一天，我和弟弟正在院里和泥玩，进来一个高个儿男人，穿着旧衣烂衫，他问我们的名字，弟弟见是生人，吓得赶紧跑到屋里去。得知我的名字后，这个男人又问：“你姥姥在家吗？”我说：“在。”也赶紧进屋喊姥姥，姥姥急忙出门，与高个儿男人对视之后，两人顿时泪流满面。姥姥把他让进屋，让我和弟弟叫他爸爸，还解释说：“你爸爸出门回来了。”因为陌生，当时我俩谁也没敢叫，我虽然没敢叫，但心里知道这就是父亲了，就端出一盘炒熟的黄豆招待他。当时我的父亲很尴尬，由于他身无分文，没有见面礼给我们，只是拉着我俩的手不停地哭。到了晚上母亲下班回来了，父亲看见她伸出手来要与她握手，母亲看见父亲后悲喜交加，扭头跑到另一个屋哭去了。当时我不太理解母亲为什么要哭，现在回想起来，那眼泪里包含着多少心酸苦辣。后来得知父亲被开除了公职，我们一家被下放到辽宁省锦州郊区农村。母亲为了一家人团聚，辞去了承德市的工作，随父亲来到锦州农村。
爸爸又被扣上反革命帽子
这时父亲又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从那时起我和弟弟就成了狗崽子，每天生活在歧视中。那时冬天学校室内生炉子，同学们用烧红的炉钩子烧弟弟的棉衣，还烧他的脸，并且还说：“看你狗崽子老不老实。”
从那以后挨打成了家常便饭，母亲心疼得常常暗自落泪，可也没办法。
看到我和弟弟备受欺凌，父亲的心都要碎了，他与母亲商量：“为了孩子，咱们离婚吧！两个孩子都归你，少受牵连，别让他们当狗崽子了。”
当时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母亲这样回答说：“你劳改好几年我都带孩子等你了，以后就是再难我们一家人也得在一起，不能撇下你一个人。”正是母亲的这番话，坚定了我堂堂正正做人的信念，我觉的我的母亲很伟大。
两代人被专政，爷爷含冤离世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家又在劫难逃。因为我爷爷四清时给定了地主成份，被扫地出门，全部家产统统分给了贫下中农，文革中自然就成了专政的对象。70多岁的爷爷每天在生产队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晚上他和父亲等几个被专政对象在台上挨贫下中农的批斗，批斗过程中还不时地喊口号，什么：“紧跟毛××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被批斗的几个人天天被打得遍体鳞伤，早上疼得起不来炕，“贫宣队”干部就说他们不好好接受改造。后来爷爷被折磨得含冤死去，火化之后火葬场知道爷爷是地主，不卖给我们骨灰盒，只卖给我们一个小坛子，这是火葬厂专门给“黑五类”和“反革命”准备的。
耄耋老人劳郁成疾，含冤离世；无辜父亲屡遭摧残，险些丧命
住在承德市的外公在中共建政前自己有工厂，中共建政后被迫全部交公。文革时，快80岁的老人，每天挨批斗，批斗完就被逼着去工厂洗油布，后来病倒了。母亲得知消息后，带着弟弟去照料外公，当地造反派不顾外公死活，天天逼着他去洗油布，母亲和弟弟只好替外公去干活。
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在村里工作队的监视下每天吃饭前都得在我家院子里的毛××像前请罪，一群人围着他喊：“打倒反革命！造反有理！”等口号。那几年，几乎每天晚上父亲都被拉去批斗。有时我自己在家里害怕，就去批斗会场看父亲，去了更害怕，只见七八个人在台上，跪在几寸宽的长凳上，造反派们有的拿着皮鞭、皮带抽；有的拳打脚踢，一会儿就把他们打到了台下，然后再命令他们爬上来，再跪在长凳上，他们的脸被打得像猪头一样肿胀。被专政的这几个人有时白天还被迫戴着纸糊的大高帽子游街。有一天开批斗会时，造反派把我父亲打得趴在台上起不来了，一个姓田的干部叫道：“干脆给他踢下台去，打死得了，省心！”这时我家对门的张爷爷劝阻说：“把他打死，他家四口人谁养活？”这样，我父亲才免于一死。
一天晚上11点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哭着又去看他，只见被批斗的李叔叔被吊了起来，然后让他的儿子打他，他儿子不忍心，但还是打了，又让他小女儿说他父亲如何反党，女孩说：“我爸爸没有反党，只是在家里供祖宗的灵位。”
然后他父亲又被毒打一顿。我见了吓得跑回了家。刚到家不一会儿，几个人架着我父亲回来了，进屋后使劲儿一推，父亲便被狠狠地推倒在地上，没有了知觉，我吓得使劲地哭喊：“爸爸，你别死啊，我害怕啊！”
那时多盼望能有人看我们爷俩儿一眼啊，帮我们一下啊。我还小，才13岁啊，可是谁敢啊，都是“亲不亲线上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第二天我向张爷爷借了一块钱，买了饼干泡水喂父亲，这时我发现那天晚上父亲被打掉了三颗牙。
我开始想母亲，盼望母亲和弟弟早点回来，我记得母亲临走时走过的小路，就天天跑到小路口盼母亲，真是望眼欲穿呵！后来外公终于被折磨成疾，得了癌症，不久含冤而死。母亲和弟弟料理完外公的丧事后回到了锦州。
被当作“狗崽子”的悲惨童年
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恐惧中，我上火肿痄腮，肿得很厉害，比馒头还大，走路时得用手托着，一咳嗽都疼。父亲向生产队请假，想带我去看病，生产队负责人不但不给假反而说：“狗崽子死了省心。”
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父亲只好领着我去请假，他们一看我病得实在严重，就同意了。到了公社医院，医生说得用刀切个小口，把脓和血放出去，但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狗崽子，不给打麻药就动刀，把我疼得大声地哭，父亲按着我不让我动，也忍不住地哭了。
那时我上小学，工作队几乎天天找我，让我揭发父亲。说：“亲不亲线上分，出身不能选，路线可以选。你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要和你父亲划清界限。”
他们还问我：“你父亲在家里有什么反革命言论？说出来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告诉他们说：“我父亲只告诉我要好好学习，没有反革命言论。”
就这样学校停了我三个月的课。
父亲被中共的残忍逼到了绝路口
大约是在1967年的夏天，李叔叔由于受不了长期批斗折磨，再加上女儿在造反派的诱骗下和他划清了界限，他痛苦地喝白矾自杀了。那时造反派们整天找李叔的女儿谈话，让她站到所谓的无产阶级一边，还说：只有听党的话才能走上光明的大道，才能有美好的前途。
我生怕失去父亲，每天小心翼翼地看着他。李叔叔死后不久的一天，爸爸磨了一袋子高粱米，又磨了一袋子玉米面，还嘱咐我：天太热时要把粮食袋子口敞开，免得粮食发霉生虫子。
一天，我半夜醒来突然发现父亲不见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拼命的往河套方向跑，也顾不上路黑害怕，一口气跑到小树林，只见父亲正要拿绳子上吊，我拼命跑上去，抱住父亲哭着说：“爸爸你不能死，我不能没有爸爸啊！”
父亲一脚把我踢开说：“你饶了我吧，我实在受不了。”
我爬起来又抱住父亲的腿说：“爸爸，明天再开批斗会，我让他们打我，我替你挨打，爸爸我害怕，我要回家！”
由于我喊声很大，父亲害怕了，若让生产队知道这是畏罪自杀，还得罪上加罪。同时在我的哀求下，父亲终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带着我回了家。这时我才明白那两袋子粮食是父亲为我准备的。那时父亲是为了我坚持活着，每天继续挨打、挨批斗。
那阵子，我时常看到被专政的人自杀的惨状：有的手触高压电电死的；有的自己躺在白菜地里，用刀将喉咙切开；有喝药死的；有上吊死的……。真是恐怖至极啊！我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常常仰望天空，问苍天：“老天爷，这是怎么了？”
父亲在人不如猪的日子里煎熬着
1967年7月的一天，宣传队干部在我家窗前挖了一个长坑，里面放了5、6桶大粪，弄的我家满屋都是苍蝇，他们说这是反革命分子应得的。
大约在1968年冬季的三九天里，气温平均在零下二、三十度，生产队的几头母猪要下崽了，队干部白天让我父亲下地干活，晚上命令他与这几头母猪住在一个破屋里面守候它们。有一天，父亲自言自语地说：“晚上十点以后我太冷、太饿了”。我听了后决定晚上去给父亲送点饭。那天晚上下着大雪，我烙了几个玉米面大饼子，用毛巾包上2个，放在胸口上，双手捂着胸口小跑2、3里路到了父亲那里。一进破屋，只见房子没有窗户，大雪从外面被风吹进来落在地上。几个母猪偎缩在草里鼾睡歇息，可是父亲却被冻得抱着双臂在地上走来走去。见此情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从胸口里取出已经凉了的大饼子送到父亲嘴里……。
那几年造反派每隔几个晚上就到家里来查户口，看看有没有外来人，弄得我们睡觉也带着恐惧。
一人被专政，全家人生活更凄惨
那时我家5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劳力，非常贫困，每逢年节生产队都借给每户贫下中农20元钱，被专政的人家不准去借。我家穷得没吃没穿，我直到20岁才穿上裤头。有一次抄家，造反派要抢走我母亲的一条裤子，他们说：“这条裤子的布料抖擞，只有资产阶级小姐才穿这样的裤子。”这时母亲被逼急了，说道：“我只有这一条换洗的裤子，你们拿走了我就得光屁股。”这样裤子才没被抢走。
与我父亲一同被批斗的还有一个姓宋的老太太，老人身材瘦小，而且是小脚。她无儿无女，因为出身不好白天被逼出工干活，晚上照样挨批斗。后来她被摧残得起不来了，无人照看她。有一天邻居发现她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咽的气。
抹不掉的痛苦记忆
1980 年，中共给我父亲平了反，局外人觉的中共党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可是这些年的苦难怎能两个“平反”二字就能抹去？日日夜夜的折磨，年积月累的恐惧使我父亲的身体早就被拖垮了，他患了胃癌，勉强活到1985年，才62岁。他一生中半辈子都是在中共暴政的迫害中度过的。
父亲在晚年时有一次提到了他在昆明劳改所的经历。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们被迫到山上去背煤，每人一个大个儿的竹背篓，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里的山路，天黑才到住地。回来时一点名发现少了一个人，管教让我父亲一人回去找，父亲一个人走在山路上，周围漆黑，他又不敢喊，就硬着头皮找，走着走着他突然被绊倒了，一看正是掉队的那个人，这人已经咽气了，可那篓煤还压在他的后背上。他还提到，在劳改所里被管制的人都吃不饱饭，一个大学刚毕业就被打成右派的小伙子，饭量很大，每日都饿得发慌。有一天半夜他实在饿得睡不着觉了，就扒下枕头套到厨房的大锅里偷了半袋子饭吃了。第二天早上劳改所发现饭少了，就开始搜查，这个大学生怕查不出来连累大家，就主动承认了。结果从那天起大会小会批斗他，他实在忍受不了折磨，就用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剁掉了。因为这个事儿，他的未婚妻与他断绝了关系。这个小伙子才华横溢，大家都在暗地里为他惋惜。
深重的创伤使我早年就被病魔缠身
李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她从小就没有母亲，是父亲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李叔叔自杀后她无依无靠，15岁就到了偏远山区，与一个比她大15岁的男人结了婚，至今仍然生活贫困。这就是其党指给她的“光明大道”。
多年来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不用说看到警察，就是看到解放军都害怕。苦难的生活使我20多岁就患上了心脏病，后来又发现肝大，时常头疼还伴随着抽搐，生孩子落下了风湿痛，夏天不敢开窗户，每逢阴雨天疼得直哭，40多岁时又查出肚子里长了个瘤子，想到我的父母都是癌症去世的，我不敢去医院确诊。到了后来瘤子疼得我只能侧着身体睡觉，而且不能把腿伸直，一伸腿瘤子就剧烈地疼。因为那时下岗家里没有钱，所以我从不到医院去医治，有时竟想一死了之，但又舍不得孩子。后来听说到庙里烧香能祛邪治病，我便常常光顾那里，可病情非但没好转，还越来越重。
大法师父驱走折磨我几十年的病魔
1997 年6月，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炼功后仅半个月就觉的浑身轻松，从头到脚没有了疼痛。一天夜里睡觉时不知不觉中我把腿伸直了，醒来后吓得我赶紧捂着肚子等着出现疼痛，可等了半天也没有疼痛感，我再仔细摸了摸肚子：瘤子没有了，当时我以为在做梦，就掐了掐腿，原来不是做梦有感觉，我万分惊喜，立即起身下床，对着我们师父的像磕头，我泪流满面，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下决心一定要修炼到底。
讲真相，无辜遭中共恶警绑架
1999 年7月，江氏出于妒忌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我凭着做人的良知，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进京和平上访后被非法关押。出狱后看到世人被媒体所蒙蔽，带着敌视的心理看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我开始向人们讲述大法真相。2000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家里洗衣服，某县政保科的6、7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进屋不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到处乱翻。可是什么也没找到，最后他们把我丈夫刚发的一千多元工资抢走，然后把我强行带走。他们开车把我带到一个县城的政保科。
我亲历丧失人性的肉体摧残
这些恶警们把我带进屋后就说：“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你自己交待吧”。我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他们开始露出凶相，把我的外衣扒下，把我按跪在地上， 2个人按着我；2个人一边一个踩我后脚的大板筋，同时破口大骂。过了一阵子他们又拿来绳子把我捆上，我的脖子被勒得出不来气，后来才知道这叫“上绳”。现在我的脖子上还有一个大包。然后他们又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疼得我眼睛冒金星，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在恶警的叫喊声中我渐渐地醒了，但眼睛还是睁不开，这时我浑身疼得躺在地上实在起不来，头上都是鸡蛋大的包，头沉得象戴上大铁帽子一样。接下来他们又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我的乳房，乳房被踢破了。我又一次昏了过去。当我再次醒来时感觉大便都被他们踢出来了。就这样我这个近50岁的妇女被他们连续毒打8个多小时。
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二点了，几个警察把我拖到看守所里，给了我一个“单间”，我一进去就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看了看这房间，好象很久没用了，地板上的灰很厚，地上还堆着大便，屋子非常冷，没有采暖设施。我被毒打时出了许多汗，现在感到浑身发冷，不一会儿腿就开始抽筋，一直抽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7点多，进来2个警察把我架走，看守所本来有审讯室，可抓我的警察们把我带出去继续审问。6个警察先是对我一顿毒打，看我还是什么也不说，他们就狠毒的把我的肩卸下来，我咬紧牙关一言不发。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警察指使另一个警察去取牙签，说是要往我的手指甲里面钉，可是那个警察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他们把我拖回看守所。我趴在地板上又起不来了。寒冷的冬天警察不允许家里人给我送被子，说是这得上边批。
610头目的阴损折磨使我双臂残疾
一个多月后，他们把我拉到县政保大队5楼，这时我市的一个610头目来了，他进屋二话没说，就给我上背铐，即：把我的右臂从肩上拧下来背到后背上，又用力抓起我的左手，然后把两只胳膊在后背上斜交叉地铐在一起，他又将一个玻璃瓶子塞进我的双臂与后背的空档处，以勒紧铐子，增强拉力。然后这个头目邪恶地说： “再有钢的人也挺不过一小时，二个小时人就得废了。”他们不但铐着我，还你一拳他一脚地打我。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的双臂和双手全都肿了起来，又热又麻，这时这个610头目很内行地上来用力攥我的双手，顿时我浑身的骨头象被碾碎了一样疼，豆大的汗珠象雨点似的落了下来，之后我开始呕吐。可我就是横下一条心，绝不屈服。这时那个头目又过来，一只手拽着我的头发往后背，另一只手掐着我的下颚往下捏，还阴损地说：“我办案20多年了，什么样的犯人在我面前都能开口，我就不信你不说。”3个小时零10分过去了，我还是一声不吭，最后他们要去吃饭，不得不把手铐打开，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时这个县的警察知道我已经被迫害得致残了。无论是送去判刑还是教养体检都不会合格，便勒索我的家人一万元钱后，把我放出。
出狱后的三年时间里，在生活上我根本不能自理，连洗脸、梳头、穿衣服都得家人代劳，我被酷刑折磨得浑身整天疼痛，经常整宿不能入眠。但我坚信师父，坚修大法，每天坚持学法炼功，前不久我的双臂渐渐康复，现在我已能基本自理。
女儿讲真相，苦历了三年魔难
我的孩子由于为大法和平上访遭到拘捕，又被送进洗脑班。后来，因向世人讲述大法真相被非法劳动教养三年。
在马三家教养院的劳教生活使她尝尽了同龄人无法忍受的苦难，使她深深的感受到了中共豢养下的打手们的邪恶、卑鄙、残忍和伪善的流氓本性。
刚进马三家教养院，她被分进不同的大队，见证了马三家教养院的邪恶。
那时马三家教养院共分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还分成六个分队。当确定了所去分队后，就由分队长安排人员对新到的大法弟子进行“转化”。所谓的转化就是由二名已经转化的学员对刚来的大法弟子进行歪理邪说的轮番灌输，从早上起床开始一直到深夜1、2点多钟、甚至持续到夜里3点多钟。每次二个人讲累了再换二个人，不间断的、轮流向大法弟子进行“转化”。其间不让大法弟子睡觉，而且从早上到深夜，让大法弟子坐在塑料板凳上，有时坐在走廊，有时坐在厕所，有时坐在水房，或教室，经常换转化环境。
当这种方式持续二个月左右后，大法弟子仍不接受转化的，队长便安排已经转化的学员对其进行强制转化。就是将这名大法弟子单独囚禁在一个屋内，由二名已转化的人陪同，吃住都在这一个屋子里面，一天24小时的轮番做转化工作，不让其睡觉，进行精神与意志的折磨与摧残。这种转化方式是每个曾在马三家接受过教养的大法弟子都亲身经历的。而实质上比这个更加阴险、更加隐蔽和残忍的对坚定的大法弟子的迫害往往都是在不被外人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
首先对不转化的学员，当家属来接见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不让见，因为马三家教养院的恶警们害怕这些大法弟子把自己受迫害的情况告诉家人，恶警们害怕自己的恶行被曝光。下面是马三家的恶警对大法弟子实施迫害的普遍情况：
1.从精神上折磨大法弟子：每天播放诋毁大法的录音给坚定的大法弟子听，不让睡觉。
2. 从身体上摧残大法弟子，进行强制性转化：体罚坚定的大法弟子一天24小时站立，直到挺不住；甚至让大法弟子一天24小时蹲着，不准起来，直到挺不住；让已经转化的学员对坚定的大法弟子进行打骂，打嘴巴、用脚踢、用手铐铐在凳子上；将坚定的大法弟子双腿盘上，用绳子勒紧，不让双腿拿下来，直到受不了为止；将坚定的大法弟子双手举高，举高的程度是双脚不能完全着地，双手被举高后铐在暖气管子上，直到挺不了，让你说不练了为止。
3.对待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坚定大法弟子，马三家的恶警更是采取武力，强行将其关入小号内，进行打骂、电棍电击等酷刑折磨。
4. 每天进行手工劳动，从早晨吃过早饭后，一直干到晚上9点钟。每年的春季还要去挖树坑、栽树为教养院赚取大量的钱财；每年的六月份还要去掰青苞米，一干就是一个多月。每年的十月份还要下大地扒长熟后的苞米，天天顶着烈日，有时赶上下雨更是惨，浑身都是泥，一扒就是一个月为教养院赚取大量的钱财。这项体力劳动就连年青人都受不了，马三家连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不放过，必须人人下地进行体力劳动。
5.马三家教养院还时不时的请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对大法弟子进行思想教育，会后还要写揭批写感受，不停的折磨在泯灭人性的双重迫害下违心转化的学员。
每当女儿回忆起在马三家教养院的日日夜夜，心情非常沉重。用她的话说，真是度日如年，不堪回首。
苦难经历话心语
半个世纪以来，我家四代人遭受中国共产党的残酷迫害，家中亲属均受牵连，几十人吃尽了苦头。可这只是中国大陆亿万个不幸家庭的冰山一角。
中共执政55年酷爱暴力，杀人如麻。同样的悲剧以不同的方式反复上演，从无间断过，半个多世纪害死中华同胞8千万，罪恶累累。中共政权的罪业难消。欠债还钱、欠命还命，这既是人道也是天道，欠一个民族的苦难更是不可能逃避的。中共亡定，解体清算必然。漫漫黑夜终有尽头，让我们认清恶党本性，坚决与其决裂，迎接没有中共恶党的新中国！
右派帽子带给全家人的苦难
我出生于1954年，家住云南省昆明市，父亲是机关干部。1957年我2岁时父亲被打成右派，那时他才29岁，为此父亲曾两次被送去劳动教养。听母亲讲，父亲第一次被带走时很凄惨，那天突然闯进家里几个人，不由分说地把我父亲拽走了，母亲当时正抱着我，她还怀着7个月的身孕。在慌乱之中，她急忙找出父亲的几件衣服，又拿出几元钱，追出去想让父亲带着。等出门一看，人已走远了。
当时我家门前有一个很深的大沟，人们都迈不过去，想跨过沟得从东边绕着走，母亲一看绕着走追不上，情急之中她顾不得身孕跳进沟里，然后爬到沟的对面，这样从近路追上了他们。她哀求那几个人说：“求求你们把这几件衣服和这几元钱给他带上吧。”
然而，母亲的哀求却被无情地拒绝了。母亲趴在地上放声大哭，哭了一阵子没办法只好回家。到家后看见邻居正抱着我，母亲一把把我抱在怀里，放声痛哭。
父亲被劳改后，母亲由于在当地无依无靠，就领着幼小的我到河北省承德市我的外公家过活。为了生计，母亲找了一份工作。
5年后才见到被革职的爸爸
我长到7岁，看到同龄的孩子们都生活在父母身边，自己却从未见过父亲。问了两次母亲：爸爸在哪？母亲只说在很远的地方。我又去问姥姥：“我爸爸长得什么模样？”姥姥告诉我说：“长得大个儿，很瘦。”
我7 岁时，突然有一天，我和弟弟正在院里和泥玩，进来一个高个儿男人，穿着旧衣烂衫，他问我们的名字，弟弟见是生人，吓得赶紧跑到屋里去。得知我的名字后，这个男人又问：“你姥姥在家吗？”我说：“在。”也赶紧进屋喊姥姥，姥姥急忙出门，与高个儿男人对视之后，两人顿时泪流满面。姥姥把他让进屋，让我和弟弟叫他爸爸，还解释说：“你爸爸出门回来了。”因为陌生，当时我俩谁也没敢叫，我虽然没敢叫，但心里知道这就是父亲了，就端出一盘炒熟的黄豆招待他。当时我的父亲很尴尬，由于他身无分文，没有见面礼给我们，只是拉着我俩的手不停地哭。到了晚上母亲下班回来了，父亲看见她伸出手来要与她握手，母亲看见父亲后悲喜交加，扭头跑到另一个屋哭去了。当时我不太理解母亲为什么要哭，现在回想起来，那眼泪里包含着多少心酸苦辣。后来得知父亲被开除了公职，我们一家被下放到辽宁省锦州郊区农村。母亲为了一家人团聚，辞去了承德市的工作，随父亲来到锦州农村。
爸爸又被扣上反革命帽子
这时父亲又被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从那时起我和弟弟就成了狗崽子，每天生活在歧视中。那时冬天学校室内生炉子，同学们用烧红的炉钩子烧弟弟的棉衣，还烧他的脸，并且还说：“看你狗崽子老不老实。”
从那以后挨打成了家常便饭，母亲心疼得常常暗自落泪，可也没办法。
看到我和弟弟备受欺凌，父亲的心都要碎了，他与母亲商量：“为了孩子，咱们离婚吧！两个孩子都归你，少受牵连，别让他们当狗崽子了。”
当时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母亲这样回答说：“你劳改好几年我都带孩子等你了，以后就是再难我们一家人也得在一起，不能撇下你一个人。”正是母亲的这番话，坚定了我堂堂正正做人的信念，我觉的我的母亲很伟大。
两代人被专政，爷爷含冤离世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家又在劫难逃。因为我爷爷四清时给定了地主成份，被扫地出门，全部家产统统分给了贫下中农，文革中自然就成了专政的对象。70多岁的爷爷每天在生产队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晚上他和父亲等几个被专政对象在台上挨贫下中农的批斗，批斗过程中还不时地喊口号，什么：“紧跟毛××的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被批斗的几个人天天被打得遍体鳞伤，早上疼得起不来炕，“贫宣队”干部就说他们不好好接受改造。后来爷爷被折磨得含冤死去，火化之后火葬场知道爷爷是地主，不卖给我们骨灰盒，只卖给我们一个小坛子，这是火葬厂专门给“黑五类”和“反革命”准备的。
耄耋老人劳郁成疾，含冤离世；无辜父亲屡遭摧残，险些丧命
住在承德市的外公在中共建政前自己有工厂，中共建政后被迫全部交公。文革时，快80岁的老人，每天挨批斗，批斗完就被逼着去工厂洗油布，后来病倒了。母亲得知消息后，带着弟弟去照料外公，当地造反派不顾外公死活，天天逼着他去洗油布，母亲和弟弟只好替外公去干活。
家里只剩下我和父亲相依为命。父亲在村里工作队的监视下每天吃饭前都得在我家院子里的毛××像前请罪，一群人围着他喊：“打倒反革命！造反有理！”等口号。那几年，几乎每天晚上父亲都被拉去批斗。有时我自己在家里害怕，就去批斗会场看父亲，去了更害怕，只见七八个人在台上，跪在几寸宽的长凳上，造反派们有的拿着皮鞭、皮带抽；有的拳打脚踢，一会儿就把他们打到了台下，然后再命令他们爬上来，再跪在长凳上，他们的脸被打得像猪头一样肿胀。被专政的这几个人有时白天还被迫戴着纸糊的大高帽子游街。有一天开批斗会时，造反派把我父亲打得趴在台上起不来了，一个姓田的干部叫道：“干脆给他踢下台去，打死得了，省心！”这时我家对门的张爷爷劝阻说：“把他打死，他家四口人谁养活？”这样，我父亲才免于一死。
一天晚上11点了父亲还没有回来，我哭着又去看他，只见被批斗的李叔叔被吊了起来，然后让他的儿子打他，他儿子不忍心，但还是打了，又让他小女儿说他父亲如何反党，女孩说：“我爸爸没有反党，只是在家里供祖宗的灵位。”
然后他父亲又被毒打一顿。我见了吓得跑回了家。刚到家不一会儿，几个人架着我父亲回来了，进屋后使劲儿一推，父亲便被狠狠地推倒在地上，没有了知觉，我吓得使劲地哭喊：“爸爸，你别死啊，我害怕啊！”
那时多盼望能有人看我们爷俩儿一眼啊，帮我们一下啊。我还小，才13岁啊，可是谁敢啊，都是“亲不亲线上分”。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第二天我向张爷爷借了一块钱，买了饼干泡水喂父亲，这时我发现那天晚上父亲被打掉了三颗牙。
我开始想母亲，盼望母亲和弟弟早点回来，我记得母亲临走时走过的小路，就天天跑到小路口盼母亲，真是望眼欲穿呵！后来外公终于被折磨成疾，得了癌症，不久含冤而死。母亲和弟弟料理完外公的丧事后回到了锦州。
被当作“狗崽子”的悲惨童年
由于长期生活在这种恐惧中，我上火肿痄腮，肿得很厉害，比馒头还大，走路时得用手托着，一咳嗽都疼。父亲向生产队请假，想带我去看病，生产队负责人不但不给假反而说：“狗崽子死了省心。”
我疼得实在受不了了，父亲只好领着我去请假，他们一看我病得实在严重，就同意了。到了公社医院，医生说得用刀切个小口，把脓和血放出去，但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狗崽子，不给打麻药就动刀，把我疼得大声地哭，父亲按着我不让我动，也忍不住地哭了。
那时我上小学，工作队几乎天天找我，让我揭发父亲。说：“亲不亲线上分，出身不能选，路线可以选。你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要和你父亲划清界限。”
他们还问我：“你父亲在家里有什么反革命言论？说出来你的前途是光明的。”
我告诉他们说：“我父亲只告诉我要好好学习，没有反革命言论。”
就这样学校停了我三个月的课。
父亲被中共的残忍逼到了绝路口
大约是在1967年的夏天，李叔叔由于受不了长期批斗折磨，再加上女儿在造反派的诱骗下和他划清了界限，他痛苦地喝白矾自杀了。那时造反派们整天找李叔的女儿谈话，让她站到所谓的无产阶级一边，还说：只有听党的话才能走上光明的大道，才能有美好的前途。
我生怕失去父亲，每天小心翼翼地看着他。李叔叔死后不久的一天，爸爸磨了一袋子高粱米，又磨了一袋子玉米面，还嘱咐我：天太热时要把粮食袋子口敞开，免得粮食发霉生虫子。
一天，我半夜醒来突然发现父亲不见了，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就拼命的往河套方向跑，也顾不上路黑害怕，一口气跑到小树林，只见父亲正要拿绳子上吊，我拼命跑上去，抱住父亲哭着说：“爸爸你不能死，我不能没有爸爸啊！”
父亲一脚把我踢开说：“你饶了我吧，我实在受不了。”
我爬起来又抱住父亲的腿说：“爸爸，明天再开批斗会，我让他们打我，我替你挨打，爸爸我害怕，我要回家！”
由于我喊声很大，父亲害怕了，若让生产队知道这是畏罪自杀，还得罪上加罪。同时在我的哀求下，父亲终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带着我回了家。这时我才明白那两袋子粮食是父亲为我准备的。那时父亲是为了我坚持活着，每天继续挨打、挨批斗。
那阵子，我时常看到被专政的人自杀的惨状：有的手触高压电电死的；有的自己躺在白菜地里，用刀将喉咙切开；有喝药死的；有上吊死的……。真是恐怖至极啊！我的精神都要崩溃了，常常仰望天空，问苍天：“老天爷，这是怎么了？”
父亲在人不如猪的日子里煎熬着
1967年7月的一天，宣传队干部在我家窗前挖了一个长坑，里面放了5、6桶大粪，弄的我家满屋都是苍蝇，他们说这是反革命分子应得的。
大约在1968年冬季的三九天里，气温平均在零下二、三十度，生产队的几头母猪要下崽了，队干部白天让我父亲下地干活，晚上命令他与这几头母猪住在一个破屋里面守候它们。有一天，父亲自言自语地说：“晚上十点以后我太冷、太饿了”。我听了后决定晚上去给父亲送点饭。那天晚上下着大雪，我烙了几个玉米面大饼子，用毛巾包上2个，放在胸口上，双手捂着胸口小跑2、3里路到了父亲那里。一进破屋，只见房子没有窗户，大雪从外面被风吹进来落在地上。几个母猪偎缩在草里鼾睡歇息，可是父亲却被冻得抱着双臂在地上走来走去。见此情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我从胸口里取出已经凉了的大饼子送到父亲嘴里……。
那几年造反派每隔几个晚上就到家里来查户口，看看有没有外来人，弄得我们睡觉也带着恐惧。
一人被专政，全家人生活更凄惨
那时我家5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劳力，非常贫困，每逢年节生产队都借给每户贫下中农20元钱，被专政的人家不准去借。我家穷得没吃没穿，我直到20岁才穿上裤头。有一次抄家，造反派要抢走我母亲的一条裤子，他们说：“这条裤子的布料抖擞，只有资产阶级小姐才穿这样的裤子。”这时母亲被逼急了，说道：“我只有这一条换洗的裤子，你们拿走了我就得光屁股。”这样裤子才没被抢走。
与我父亲一同被批斗的还有一个姓宋的老太太，老人身材瘦小，而且是小脚。她无儿无女，因为出身不好白天被逼出工干活，晚上照样挨批斗。后来她被摧残得起不来了，无人照看她。有一天邻居发现她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咽的气。
抹不掉的痛苦记忆
1980 年，中共给我父亲平了反，局外人觉的中共党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可是这些年的苦难怎能两个“平反”二字就能抹去？日日夜夜的折磨，年积月累的恐惧使我父亲的身体早就被拖垮了，他患了胃癌，勉强活到1985年，才62岁。他一生中半辈子都是在中共暴政的迫害中度过的。
父亲在晚年时有一次提到了他在昆明劳改所的经历。他告诉我们，有一天他们被迫到山上去背煤，每人一个大个儿的竹背篓，也不知道走了多少里的山路，天黑才到住地。回来时一点名发现少了一个人，管教让我父亲一人回去找，父亲一个人走在山路上，周围漆黑，他又不敢喊，就硬着头皮找，走着走着他突然被绊倒了，一看正是掉队的那个人，这人已经咽气了，可那篓煤还压在他的后背上。他还提到，在劳改所里被管制的人都吃不饱饭，一个大学刚毕业就被打成右派的小伙子，饭量很大，每日都饿得发慌。有一天半夜他实在饿得睡不着觉了，就扒下枕头套到厨房的大锅里偷了半袋子饭吃了。第二天早上劳改所发现饭少了，就开始搜查，这个大学生怕查不出来连累大家，就主动承认了。结果从那天起大会小会批斗他，他实在忍受不了折磨，就用菜刀把自己的左手剁掉了。因为这个事儿，他的未婚妻与他断绝了关系。这个小伙子才华横溢，大家都在暗地里为他惋惜。
深重的创伤使我早年就被病魔缠身
李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同班同学，她从小就没有母亲，是父亲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李叔叔自杀后她无依无靠，15岁就到了偏远山区，与一个比她大15岁的男人结了婚，至今仍然生活贫困。这就是其党指给她的“光明大道”。
多年来我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不用说看到警察，就是看到解放军都害怕。苦难的生活使我20多岁就患上了心脏病，后来又发现肝大，时常头疼还伴随着抽搐，生孩子落下了风湿痛，夏天不敢开窗户，每逢阴雨天疼得直哭，40多岁时又查出肚子里长了个瘤子，想到我的父母都是癌症去世的，我不敢去医院确诊。到了后来瘤子疼得我只能侧着身体睡觉，而且不能把腿伸直，一伸腿瘤子就剧烈地疼。因为那时下岗家里没有钱，所以我从不到医院去医治，有时竟想一死了之，但又舍不得孩子。后来听说到庙里烧香能祛邪治病，我便常常光顾那里，可病情非但没好转，还越来越重。
大法师父驱走折磨我几十年的病魔
1997 年6月，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炼功后仅半个月就觉的浑身轻松，从头到脚没有了疼痛。一天夜里睡觉时不知不觉中我把腿伸直了，醒来后吓得我赶紧捂着肚子等着出现疼痛，可等了半天也没有疼痛感，我再仔细摸了摸肚子：瘤子没有了，当时我以为在做梦，就掐了掐腿，原来不是做梦有感觉，我万分惊喜，立即起身下床，对着我们师父的像磕头，我泪流满面，感激之情无以言表，我下决心一定要修炼到底。
讲真相，无辜遭中共恶警绑架
1999 年7月，江氏出于妒忌利用中共迫害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我凭着做人的良知，依照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进京和平上访后被非法关押。出狱后看到世人被媒体所蒙蔽，带着敌视的心理看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我开始向人们讲述大法真相。2000年12月的一天，我正在家里洗衣服，某县政保科的6、7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进屋不出示任何证件就开始到处乱翻。可是什么也没找到，最后他们把我丈夫刚发的一千多元工资抢走，然后把我强行带走。他们开车把我带到一个县城的政保科。
我亲历丧失人性的肉体摧残
这些恶警们把我带进屋后就说：“你的情况我们都已经掌握了，你自己交待吧”。我不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他们开始露出凶相，把我的外衣扒下，把我按跪在地上， 2个人按着我；2个人一边一个踩我后脚的大板筋，同时破口大骂。过了一阵子他们又拿来绳子把我捆上，我的脖子被勒得出不来气，后来才知道这叫“上绳”。现在我的脖子上还有一个大包。然后他们又拽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疼得我眼睛冒金星，泪水和汗水交织在一起，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在恶警的叫喊声中我渐渐地醒了，但眼睛还是睁不开，这时我浑身疼得躺在地上实在起不来，头上都是鸡蛋大的包，头沉得象戴上大铁帽子一样。接下来他们又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我的乳房，乳房被踢破了。我又一次昏了过去。当我再次醒来时感觉大便都被他们踢出来了。就这样我这个近50岁的妇女被他们连续毒打8个多小时。
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二点了，几个警察把我拖到看守所里，给了我一个“单间”，我一进去就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我睁开眼看了看这房间，好象很久没用了，地板上的灰很厚，地上还堆着大便，屋子非常冷，没有采暖设施。我被毒打时出了许多汗，现在感到浑身发冷，不一会儿腿就开始抽筋，一直抽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7点多，进来2个警察把我架走，看守所本来有审讯室，可抓我的警察们把我带出去继续审问。6个警察先是对我一顿毒打，看我还是什么也不说，他们就狠毒的把我的肩卸下来，我咬紧牙关一言不发。这时一个干部模样的警察指使另一个警察去取牙签，说是要往我的手指甲里面钉，可是那个警察走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他们把我拖回看守所。我趴在地板上又起不来了。寒冷的冬天警察不允许家里人给我送被子，说是这得上边批。
610头目的阴损折磨使我双臂残疾
一个多月后，他们把我拉到县政保大队5楼，这时我市的一个610头目来了，他进屋二话没说，就给我上背铐，即：把我的右臂从肩上拧下来背到后背上，又用力抓起我的左手，然后把两只胳膊在后背上斜交叉地铐在一起，他又将一个玻璃瓶子塞进我的双臂与后背的空档处，以勒紧铐子，增强拉力。然后这个头目邪恶地说： “再有钢的人也挺不过一小时，二个小时人就得废了。”他们不但铐着我，还你一拳他一脚地打我。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的双臂和双手全都肿了起来，又热又麻，这时这个610头目很内行地上来用力攥我的双手，顿时我浑身的骨头象被碾碎了一样疼，豆大的汗珠象雨点似的落了下来，之后我开始呕吐。可我就是横下一条心，绝不屈服。这时那个头目又过来，一只手拽着我的头发往后背，另一只手掐着我的下颚往下捏，还阴损地说：“我办案20多年了，什么样的犯人在我面前都能开口，我就不信你不说。”3个小时零10分过去了，我还是一声不吭，最后他们要去吃饭，不得不把手铐打开，然后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时这个县的警察知道我已经被迫害得致残了。无论是送去判刑还是教养体检都不会合格，便勒索我的家人一万元钱后，把我放出。
出狱后的三年时间里，在生活上我根本不能自理，连洗脸、梳头、穿衣服都得家人代劳，我被酷刑折磨得浑身整天疼痛，经常整宿不能入眠。但我坚信师父，坚修大法，每天坚持学法炼功，前不久我的双臂渐渐康复，现在我已能基本自理。
女儿讲真相，苦历了三年魔难
我的孩子由于为大法和平上访遭到拘捕，又被送进洗脑班。后来，因向世人讲述大法真相被非法劳动教养三年。
在马三家教养院的劳教生活使她尝尽了同龄人无法忍受的苦难，使她深深的感受到了中共豢养下的打手们的邪恶、卑鄙、残忍和伪善的流氓本性。
刚进马三家教养院，她被分进不同的大队，见证了马三家教养院的邪恶。
那时马三家教养院共分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还分成六个分队。当确定了所去分队后，就由分队长安排人员对新到的大法弟子进行“转化”。所谓的转化就是由二名已经转化的学员对刚来的大法弟子进行歪理邪说的轮番灌输，从早上起床开始一直到深夜1、2点多钟、甚至持续到夜里3点多钟。每次二个人讲累了再换二个人，不间断的、轮流向大法弟子进行“转化”。其间不让大法弟子睡觉，而且从早上到深夜，让大法弟子坐在塑料板凳上，有时坐在走廊，有时坐在厕所，有时坐在水房，或教室，经常换转化环境。
当这种方式持续二个月左右后，大法弟子仍不接受转化的，队长便安排已经转化的学员对其进行强制转化。就是将这名大法弟子单独囚禁在一个屋内，由二名已转化的人陪同，吃住都在这一个屋子里面，一天24小时的轮番做转化工作，不让其睡觉，进行精神与意志的折磨与摧残。这种转化方式是每个曾在马三家接受过教养的大法弟子都亲身经历的。而实质上比这个更加阴险、更加隐蔽和残忍的对坚定的大法弟子的迫害往往都是在不被外人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
首先对不转化的学员，当家属来接见的时候一般情况下都不让见，因为马三家教养院的恶警们害怕这些大法弟子把自己受迫害的情况告诉家人，恶警们害怕自己的恶行被曝光。下面是马三家的恶警对大法弟子实施迫害的普遍情况：
1.从精神上折磨大法弟子：每天播放诋毁大法的录音给坚定的大法弟子听，不让睡觉。
2. 从身体上摧残大法弟子，进行强制性转化：体罚坚定的大法弟子一天24小时站立，直到挺不住；甚至让大法弟子一天24小时蹲着，不准起来，直到挺不住；让已经转化的学员对坚定的大法弟子进行打骂，打嘴巴、用脚踢、用手铐铐在凳子上；将坚定的大法弟子双腿盘上，用绳子勒紧，不让双腿拿下来，直到受不了为止；将坚定的大法弟子双手举高，举高的程度是双脚不能完全着地，双手被举高后铐在暖气管子上，直到挺不了，让你说不练了为止。
3.对待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坚定大法弟子，马三家的恶警更是采取武力，强行将其关入小号内，进行打骂、电棍电击等酷刑折磨。
4. 每天进行手工劳动，从早晨吃过早饭后，一直干到晚上9点钟。每年的春季还要去挖树坑、栽树为教养院赚取大量的钱财；每年的六月份还要去掰青苞米，一干就是一个多月。每年的十月份还要下大地扒长熟后的苞米，天天顶着烈日，有时赶上下雨更是惨，浑身都是泥，一扒就是一个月为教养院赚取大量的钱财。这项体力劳动就连年青人都受不了，马三家连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不放过，必须人人下地进行体力劳动。
5.马三家教养院还时不时的请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对大法弟子进行思想教育，会后还要写揭批写感受，不停的折磨在泯灭人性的双重迫害下违心转化的学员。
每当女儿回忆起在马三家教养院的日日夜夜，心情非常沉重。用她的话说，真是度日如年，不堪回首。
苦难经历话心语
半个世纪以来，我家四代人遭受中国共产党的残酷迫害，家中亲属均受牵连，几十人吃尽了苦头。可这只是中国大陆亿万个不幸家庭的冰山一角。
中共执政55年酷爱暴力，杀人如麻。同样的悲剧以不同的方式反复上演，从无间断过，半个多世纪害死中华同胞8千万，罪恶累累。中共政权的罪业难消。欠债还钱、欠命还命，这既是人道也是天道，欠一个民族的苦难更是不可能逃避的。中共亡定，解体清算必然。漫漫黑夜终有尽头，让我们认清恶党本性，坚决与其决裂，迎接没有中共恶党的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