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农历3月15日，刘河间出生在河北省肃宁县洋边村(今师素村)，乳名天喜。幼年丧父，家景贫寒。政和七年(1117年)时，因水灾随母亲逃难到河间县十八里营(今刘守村)。后来他母亲生了病，因为家穷，去请了三次医生，医生都不愿来。结果，因为延误治疗，他母亲病死了。刘河间生活的时代，是南宋与金朝南北对峙、战乱频仍的时期。在这烽烟不熄的战火中，广大民众不但常遭流离之苦，还经常受到疫疠的侵害。当时的医学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以致许多患者得不到治疗或因庸医误治而死。刘河间幼年时就聪慧好学，特别好读医书。由于母亲病逝，眼见许多百姓枉死，刘河间便立志学医，济世救人，决心为穷苦的病人治病。
刘河间学习十分刻苦，有独立钻研的精神。在长期读书探索和实践观察中，他认识到，要想济世愈疾，必须牢固掌握医学理论，打破一般医生只重实践，不问医理，墨守成规，不图進取，但求其末，不求其本的世俗习惯。他很反对晋唐以来不少医家注重搜集中药方剂，而忽视医学理论研究的倾向。他还進一步领悟到，“济世者凭乎术，愈疾者仗乎法，故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其余千经百论，皆非至道造化之用”。因此他对一般医书常常只是浏览，唯有对《黄帝内经》里的《素问》这部经书爱不释手，朝夕研读。但《黄帝内经》的文字简练，许多话说得很隐晦，还有明显的删节或断简的痕迹，所以要想研究透彻是十分困难的。他研习起《素问》来，往往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他把该书作为自己“终身诵读”之书，从二十五岁一直读到六十多岁，日日不辍地读了三十五年！[2]
刘河间早年开始学医时，曾经四方云游、到处寻师。一天，他出远门寻师没找到人，回家途中天已黑了，又突然下起雨来。他又冷又饿，想找个地方避避雨。借着电闪的光，他见前边有座很大的庙宇，就上去敲门。一位老和尚把他让進庙里，留他过夜，给他吃晚饭。饭间给他一种酒喝，香纯无比，好似醍醐灌顶，他喝得酩酊大醉。睡梦中，他看见一位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头，对他说： “小伙子，你不是要拜师学医吗 ? 我教给你吧。”刘河间一听，“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就磕头。于是老人授给他种种医术。等他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座小庙的地上，身旁放着一本医书。捧起书一看，书名下方写着“陈希夷著”四个字。从此以后，他便对医术通晓明白，临证治疗，每每得心应手、随治而愈，于是医名远播。在他三十五岁时，已经名闻遐迩，远近地方的百姓都尊称他为 “河间神医刘完素”。
下面关于刘河间的小故事，已经在民间传了八百多年。这些故事至少从某一个角度反映了他当时医术的高超和神奇。不然，“神医”之名怎么会不胫而走呢？
息城李左衙的妻子得了白带病(一种妇科病)，看过好些医生，都说是寒气引起的，用的都是姜、附、硫黄、起石之类的热药。治了三年，白带反而越来越多，病情越来越重，眼看难救了。刘河间到息城行医，李左衙就请他到家中诊治。刘河间认为是用药不当造成的，应该先开肺窍、除胸热，就给病人服寒凉药。一剂服后，吐痰三升；连服三天，白带污水不再流了。半年之后，身体完全康复了。两年之后，生下一个儿子。
金熙宗时，右丞相韩企先患病：发热、口渴、烦躁不安、小便不畅、大便泻痢。服了众医近百剂药，病势有增无减，只好在城门悬榜求医。当时才二十岁的刘河间去揭了榜。经过按脉察色及问诊后，他所言症状样样与韩企先之现症吻合。韩向他索方，他稍加思索便提笔写下：滑石六两，甘草一两，共研细末。告诉了韩服法后，他声称三日便能见效。韩企先照方服了三贴，果然小便通而泄泻止。韩感叹之余，便劝他弃医从政，但河间不愿意，只要求赐医书若干。以后此药就叫“六一散”。处方简单、效果显著，刘河间曾把它用于七十多种病症，并称其“热证之仙药也，不可阙之”[3]。后世医家对此方亦多青睐，对其药物的加味和处方的意义多有发挥，以至产生出许多不同的方名来。两味药的小方，有如此奇效和若大名声，实不多见。
有一次，刘河间外出行医，在山路上遇到一只老虎，冲着他大张着嘴巴。但看上去又不象要吃人的样子。河间老远看见，虎口里卡着一个东西，就想法把它拿了出来。老虎向他点点头就走了。原来那是个玉簪。他决定把它卖掉，换点钱花。这一卖就闯祸了：簪子是公主的，失踪好几天了。刘河间被抓起来了。他说玉簪是从虎口里得到的，没有人相信，就把他关進了监狱。有一天，娘娘突然得了病，看了许多名医也没治好。皇上就叫张贴告示：若有能治好娘娘病的，有重赏。刘河间就去把娘娘的病治好了，这才让他出狱回家去。
一天傍晚，有位年纪四十上下的病妇登门求医。刘河间为她号脉，发觉她不是人。病妇知道自己被看出来了，就告诉他：“我原是狐仙，可从没有伤害过人。” 刘河间说：“请把你得病的原因告诉我。”狐仙说：“我刚生过孩子，还没满月。前几天在河边洗脸，一只疯狗来咬我，我就急忙趟水过河，被凉水一激，就得了这病。”刘河间说：“治好你这病不难，但需要一味药材，咱北方没有，要到很远很远的交趾国去取。”狐仙说：“这不用愁，我让孩子们去取。” 次日天发亮，狐仙的儿子真的把药取回来了。刘河间为她处方配药，让狐仙拿回去煎服。一剂服下去，病就好了。狐仙不忘救命之恩，前来感谢说：“赠先生这匾镜子，日后如遇大灾大难，这面铜镜能帮你逢凶化吉，转危为安。”
刘河间被强留在皇宫里那段时间，药王就在皇宫里司药。有一次，皇上得了重病，经御医们多方治疗都不见效，于是诏请河间。刘河间诊断是伤寒。由于接到老母病重、乡邻多患伤寒的家信，他心中很不平静。在给皇上处方时，竟把一味关键的药落下了。晚上看到药方时，他脑子“轰”的一声：遭殃，把这味药落下，就成了毒药。皇上服下，等不到天明，就可能归天。这是弑君之罪。与其落个剿斩，不如自己吊死。”于是解下腰上的丝绦，拴在梁上。这时药王一脚踏進来，婉惜地说：“你怎么这么想不开，你就不想想你的助手是谁 ? 我已把你落下的那味药添上了。刚才听张内侍说，皇上服下药安静地睡了一觉，醒后觉得浑身轻松舒服，准备下诏请你明天進宫再诊。” 从此刘河间望、闻、问、切倍加细心，开出方子后，总是静心点念三、五遍。药王抓药也非常认真：每逢抓药，总用警木镇好药方，每味药都单包，总包时还细心核对，唯恐半点疏漏。据说开药方一式两分，就是刘河间留下的；用“警木”镇住药方，每味药单包就是药王传下的。
由于长期研读《素问》，刘河间对《素问》中的许多理论了然于心，而且往往有独到的见解，在后来他自己的著作中用起来得心应手，成为他创造新理论时的理论根据，使他在医学理论的研究中，能够独辟蹊径，开金、元医学争鸣之先河，并创立了对后世影响很大的“河间学派”。
运气学说，又称“五运六气”，是《黄帝内经》中观点较高、视野很大的一种理论。其理论体系的生发点是：“在天为气，在地成形。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气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损益彰矣。”“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变作矣。”也就是把天、地、人作为一个大系统来考虑其变化和互相之间的影响。其间出入升降的变化有其常规，“反常则灾害至矣”。它反映的是“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就是人、神对自然规律的顺应与和谐。汉儒的“天人合一”理论，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只不过在《黄帝内经》里把它用到病因学上，汉儒把它用到社会学上而已。[4][5]
运气学说在北宋大观年间又盛行起来，流传到北方金朝，使刘河间很受启发，并认识到，不了解运气学说而要医者无失是很难的。然而审视前代运气研究，又都是“歌、颂、钤、图而已，终未备其体用，及互有得失，而惑人志者也”。为此，他潜心研究五运六气学说，把它与脏腑病机、六气病机结合起来，新创五运主病、六气主病的疾病分类纲领，结合临床实际，去分析疾病发生、发展的机理和治疗规律，成为辨识临证病候的基本理论，为金元医学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
刘河间最突出的学术思想是“火热论”。他运用五运六气学说的基本原理，结合《黄帝内经》中有关病机的论述，提出“六气皆从火化”和“五志化火”的观点，成为认识临证病候的主要理论模式。他反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好用辛温火热剂的风气，认为连伤寒临证中各种证候的出现也多与火热有关，因此他在治疗方法上侧重寒凉攻邪，强调养阴退热和“降心火、益肾水”的方法，喜用寒凉药物，如黄芩、栀子、石膏、大黄、芒硝等，典型的代表方剂有“防风通圣散”、“双解散”、“凉膈散”和“六一散”等。他” 理”和”法”破”以”长”沿”的”热”表”成”，”治”温”病”辩”论”学”具有极大影响，实为明清温病学说形成的先导。随着新“理论广泛流传，金元许多著名医家都师从或私淑刘河间，从运气角度探讨火热病机，善用寒凉药物和辛凉解表及泻热养阴的治法，最终形成了著名的“河间学派”，成为金元医学理论突破的先锋。由于他们处方遣药善用寒凉，后人也称他们为“寒凉派”，刘河间也就成为“寒凉派”的代表医家。
刘河间从《黄帝内经》中摘录出“病机十九条”[5]，其中属于“火”“热”致病的有九条，共计十七种大的疾病类型。而属于“风”“寒”“湿”等原因致病的，只各有一条，几种类型。不仅如此，他还将火热病的类型从十七种扩充到五十多种。这就是他称为《素问玄机原病式》中的二百多字。刘河间对这二百多字做了两万多字的注解说明，使该书成为他的代表著作。在这本著作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病都属于火热病，或与火热有关，由此体现了刘河间学术思想的核心“火热论”。
刘河间深研《内经》病机十九条，发现六气为病中缺少燥淫一条，他便加以补充：“诸涩枯涸，乾劲皴揭，皆属于燥”[6]。使《内经》六气病机终于完全了。在杂病方面，《素问玄机原病式》对消渴病有独到之处。他发展了伤寒学说，力倡寒凉治渴热，给中医治热病另辟一途，对其后“攻邪派”，“滋阴派”之形成有所启示。刘河间还很重视针灸治法，在临床施治时重视井穴、原穴，并喜欢用五腧穴。他以“火热论”思想指导针灸临床治疗，形成了以清热泻火为基点的针灸学术思想，对金元以后的医家影响很大。
对于妇科疾病，刘河间在《河间六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妇科“三期分治法”：“妇人童幼天癸未行之间，皆属少阴；天癸既行，皆属厥阴论之；天癸既绝，乃属太阴经也。”因此对妇科疾病的治疗提出了“少年治肾，中年治肝，老年治脾”的三大法则。这一认识，为中医治疗某些妇科疾病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宝贵的临床经验。
刘河间对中国医学的另一贡献，是疾病分类。他把疾病分为风、热、伤寒、积聚、痰饮、水湿、劳、燥、痢、妇人、补养、眼目，小儿、诸痛、疟疾、痔廔、杂病等十七门，成为后来研究医学的人对疾病分科的重要参考。
前人有言：“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7]”而金元时期第一个自立门户、创建学派的就是刘河间和他的“河间学派”。此后又相继产生了三大学派，但其中两个学派的创始人都是“河间学派”中的人。另一与“河间学派”对峙的“易水学派”的创始人张元素，虽然不是“河间学派”中人，但也曾借河间得名、采用过河间学派中的学术思想。
张元素，字洁古，河北易县人，比刘河间大约小三十一岁。二十七岁时去试考经义進士落第，便弃儒学医。一天晚上梦见有人用大斧头、长凿子凿开他的心窍，把几卷书给他放到心里面去了。从此以后，他对医术了然于心、朗朗洞彻。尽管如此，他的名声还是因刘河间而起的。
有一次刘河间得了伤寒病，卧床八日不起，一直头痛、发热、呕吐，不能進食，他自己开的处方也无效了。张元素听到后，就去他那里探视病情。但刘河间却摆出一副瞧不起人的样子，把脸对着墙壁不理他。张元素说：“我来看你的病，你怎么能对我如此鄙视呢？”刘河间自知理亏，只好让他给自己诊脉。张元素诊脉后问他是否有过某类症状、服过某某药，他说确是那样。张元素就说：“你这就错了。你的药药性寒凉，下走太阴经，阳气被伤后汗发不出来。据你现在的脉象，你应该服某药某药就会有效。”刘河间大为折服，按他说的方法服药，果然就痊愈了。于是张元素医名大震。[1]
刘河间和张元素都是当时的名医。刘河间倡 “火热论”，处方以“降心火、益肾水”为主，好用寒凉药物；张元素则提出“古方今病不相能”的论点，“平素治病不用古方”，认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 [1]，“化裁古方，创立新方”是他的主要特点。他们俩都重视运气学说，但张元素主要是结合临床，没有理论上的发展。他俩的共同之处是：都是药到病除的高手。刘河间和张元素都有许多追随者，刘河间立起了“河间学派”，张元素则建立起“易水学派”，这两个学派就展开了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理论争鸣”，并为另外几个重要学派的开创奠定了基础。
两大学派不但各有自己的学术特点和主张，而且培养了大批有成就的弟子。在传承师说的同时，这些弟子又发挥自己的特长，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创见，从旧派中创立起新的派别，形成金元“理论争鸣”的繁荣景象。
“河间学派”创始人刘河间，力倡“火热论”，处方用药趋于寒凉，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其私淑弟子张子和，主张“病由邪生，攻邪已病”，提倡“汗、吐、下” 三法治百病，独倡“攻邪论”，被后世称为“攻下派”。刘河间的第三代登门弟子朱丹溪，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以滋阴降火为主旨，创立“滋阴学说”，被后世称之为“滋阴派”。
“易水学派”创始人张元素重视刘河间运气学说的思想，将其基本原理作为建立药物理论体系及脏腑辨证学说的基础。其入门弟子李东垣，在接受其师“脏腑辨证论”的同时，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观点，撰著《脾胃论》，被后世称之为“补士派”。另一入门弟子王好古，提出“伤寒内感阴证”的理论，成为“阴证论”的倡导人物。
在上述两大学派最著名的六大医家中，刘河间、张子和、李东垣和朱丹溪四人，因其独创的理论体系、突出的学术成就、卓越的治疗效果和深远的历史影响，而被誉之为“金元四大家”。后世医家对刘河间的学术思想、医疗实践及其开创金元医学发展新局面的历史功绩，评价特高，因此尊之为“金元四大家”之首。
刘河间一生著述较多，其中最主要的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素问玄机原病式》，《内经运气要旨论》（即《素问要旨论》），《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三消论》(附张子和《儒门事亲》），另有《素问药注》和《医方精要》已佚，其它以刘完素名义的著作还有不少，比如《习医要用直格并药方》、《河间刘先生十八剂》、《保童秘要》、《治病心印》、《刘河间医案》，《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等等。后人多把河间的主要著作统编成 《河间六书》、《河间十书》等，其中或加入金元其他医家的著作。
在刘河间晚年时，因其医学闻名、学有成就，医德又好，金代的章宗皇帝曾三次征召他去朝庭作医官，但他都坚决推辞了。他宁愿留在家乡为贫苦的百姓治病。金章宗(完颜景) “爱其淳素”，特别赐给他“高尚先生”的称号。他一生始终在民间行医，由于医德好，医术高明，活人无数，深受百姓爱戴。特别是在他长期行医的河间、肃宁、保州(今保定)等地，百姓中间一直流传着他治病的故事，人们至今还以庙会的形式持续着对他的记念活动。
刘河间辞世后，人们为了记念他，把他的出生地肃宁县洋边村改名师素村，把他长期生活的河间十八里营改名刘守村，而且在肃宁、河间和保州都建了庙宇、祠堂来纪念他。
他的家乡河间的老百姓特地建造了一座“守真祠”来供奉他。守真祠里有一座纪念碑，碑文刻着： “维彼守真，时生大金；名为仁医，古今播闻；活人甚广，种德克勤。”河间县的“重修观音禅寺碑记”载：“名医守真先师，施仁术而济众是地也，揆厥所始实守真之墓所在，遗迹尚存，而观音禅寺所由建焉。”也就是说，当时建观音禅寺也是为了记念刘河间的。据当地村民讲，他是坐化辞世的，人们把他的身体坐放在一口缸里，外砌八方形的砖墓，可惜此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了。
在保州(今保定市旧城外东南)，人们为河间修了“刘守庙”。清末，西太后仰慕其名声，赐以匾额。地方官吏也派人翻修，现在人们看到的应是清代翻修后的面貌。刘守庙现存建筑有正殿三间，前院左右为厢房，有碑石四通，保存完好。庙内有一尊刘河间的坐式塑像，像前小匾上书“医德高尚”四字。由于后人每在他生日时，都来祭祀，久而久之就形成一年一度的庙会。每逢农历三月十五日，保定周围甚至北京的老百姓便从四面八方纷纷前来祭祀，这一风俗延续至今。“三月十五刘守庙”现在已经成为河北省各城市中最大的庙会，会期长达半月之久。
在刘河间出生地肃宁师素村的“刘守庙”，当地人也叫“刘爷庙”。明朝正德二年(1507年)，敕封刘河间为“刘守真君”，圣名“贯古”。明朝万历年间 (1600 前后)，师素村的刘守庙扩建为“刘守真君”庙。农历正月十五、三月十五，每年有两次师素庙会，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明朝敕封刘河间的史实来看，可能在刘河间的一生中，就不仅仅是“坐化”那一件超常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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