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6-08 21:07:15作者：
他们要轮流站起来，接受学长的“拷问”，回答之后再接受他们的训话。“回答得真差！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混到大学的！”诸如此类的批评让受训的新生一个个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
自从1998年香港高校开始在内地招生以来，各所香港大学一直发愁的是在内地的声望不够。“我们设立高奖学金、招高考状元，都有引起关注的需要。”香港科技大学中国内地学生及学术事务主任朱力径博士说。但是今年，在内地做完一圈招生宣传后，朱力径发愁的问题变了：“现在变成很多家长带有盲目性，非要孩子来香港读书不可，就像‘非要再见刘德华一次不可’。”
内地学生在香港面对怎样的学习和生活？两样水土两样人将遭遇怎样的“冲撞”？南方周末记者赴港走访的6所大学中，在读学生们都见过或听说过，有不喜欢香港生活而主动退学或因荒废学业而被退学的内地学生。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主任黄煜估计：“每一百个里面有一两个出现这种状况。”
我们关注先行者的故事，尤其关注这些故事背后的文化理念差异。也希望用先行者的故事，给本届高考学生提供选择的参考。
初到贵地
她发现“香港女生好会打扮”，扎着马尾的她显得格外幼稚。
约见戴雅琦时，她刚刚花300港币看完调侃香港特首选举的栋笃笑《男人之虎》，对这出近三个小时的粤语演出赞不绝口(记者注：栋笃笑是香港特色的表演形式，类似单口相声)。她带南方周末记者去香港理工大学附近的一个快餐厅吃晚饭，兴冲冲地去点餐时，服务员误以为她还是学生，用广东话问：“纵没放假啊？” 戴雅琦答：“我在做工啊。”服务员大概听出她的广东话不够标准，换用更不标准的普通话说：“你那么勤劳啊。”
戴雅琦说，现在香港人的普通话进步很多了。她2002年初到香港时，与本地人的沟通完全是零，出去买东西要靠手势和计算器。
戴雅琦是安徽人，2001年考入南京大学新闻系。入学一个月后因为英语分级考试成绩优秀，意外得到了去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的机会。那时，香港高校只能委托内地10所高校招生，即所谓“代招”，学生须先考入北大、清华、南大等10所大学，之后再经过选拔进入香港高校。而且，每所香港高校的招生名额限在 10到30名。
戴雅琦自认为同级的南大学生中，比她聪明比她优秀的大有人在，但是很多同学都拒绝来浸会大学。有的因为不清楚这个名字奇怪的大学教学水平到底如何，有的则认为香港并不是一个适合稳定做学术研究的地方。戴雅琦也认为：“如果学商科、社会科学，适合在香港。如果学数学等理工科还来香港的，多半是想把香港作为跳板，想三年之后再去国外。但是三年之中，这个人很可能就变了，不再那么想做学术了。”
她当时倒没想到这么多，更多是凭着“天性就不安稳”的劲头，丰厚的奖学金也对家境并不宽裕的她颇具诱惑力。她的父母是下岗工人，用积蓄供女儿读南大。香港高校一年的学费约为6万-8万港币，生活费在1万-4万港币左右。如此高昂的费用对内地学生不啻拦路虎。为了吸引尖子生，香港高校都拿出了奖学金。戴雅琦拿到的奖学金“覆盖了学费和生活费”。
2006年，戴雅琦已经从浸会大学毕业一年，王硕考入了这里。这一年，因为报考香港高校的内地学生爆增，奖学金已经颇难申请到。王硕没能被港大录取，自费来到浸会大学。
王硕把采访地点约在星巴克咖啡厅，一杯咖啡二十几块，差不多相当于戴雅琦一顿饭钱。她化着淡妆，除了牛仔裤是从家里带来的，其他衣饰都是在浸会大学附近的一个高级商城买的。这个商城满是名牌专卖店，王硕刚到香港时，也曾被这里的价格吓住，如今适应了。她的一身加起来近千元。比起戴雅琦认识的一些专买 Prada的学妹，王硕花钱并不算夸张。
王硕选择来香港，比戴雅琦更深思熟虑一些。她曾来香港旅游过两次，对此地的购物环境印象深刻。高中快毕业时，她和父母比较过香港与内地大学，认为香港的教育环境更国际化，更多出国机会；也比较过香港与外国大学，认为香港毕竟是华人地方，更好适应。
王硕的老家在山东胜利油田，父母做生意，不是大富，但也供得起女儿在香港一年约10万港币的开销。2006年8月底，当父母带着大小行李，送王硕到了浸会大学宿舍时，她的表情相对淡然，惟一不开心的是：高中时经常做学生活动“抛头露面”，自认装扮算得高层次的王硕，发现“香港女生好会打扮”，扎着马尾的她显得格外幼稚。
一年之后，出现在记者面前的王硕，已是齐肩碎发。
下马威
“过了那一关，就不觉得还有什么苦和累的。”
一年之后，香港大学的刘润哲盘算着再参加一次迎新营，做骂人的人。他笑说不是想报复，而是希望认识楼里的新人，也希望鼓励更多的内地学生参加迎新营。
王硕初到浸会大学时，参加的是内地学长组织的迎新营。怎么办香港身份证？什么东西应该去哪里买？内地学长一一传授经验。她很快也加入内地学生联谊会，才两个月，就在香港找到归属感。确切地说，是在香港的内地学生中找到了归属感。
刘润哲入学之初远没有这么温馨。他自找苦吃地选择加入香港学生的迎新营。这个迎新营是由他所住的宿舍楼组织的，目的是让同一楼里的同学尽快熟识。内地新生因为不会广东话，可以不参加，但是如果参加，会得到额外的好评。
需要解释的是，香港高校的宿舍与内地迥然不同。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傅芃芃还记得他刚到香港时很惊讶：“为什么香港让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混住在一起？”香港同学一样惊讶：“为什么内地让同一专业、同一年级的学生住一起？这样怎么能开阔视野？”
香港的宿舍文化直接沿袭英国大学教育。没有内地所谓的辅导员、班主任，教师只负责上课，学生的课外生活主要是自我管理。自我管理的途径之一是记者采访中最常听到的hall(宿舍楼)文化。通常一幢宿舍楼有一位舍监，由教师兼任，平时很难见到。每层或几层楼选举出一位学生做“宿舍导师”(tutor)，是最常与住宿生打交道的“管理者”。他们通常是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职责是组织宿舍活动，协调住宿同学之间的关系。
刘润哲所在的香港大学是最英式的大学，也是宿舍文化最浓郁的大学。刘润哲当时刚在北大完成颇为悠闲的一年基础班，又度过一个更为悠闲的暑假，完全没想到听起来颇为温馨的迎新营，实际经历却“比军训还苦”。为期十天封闭式管理，宿舍导师设计的团体培训的项目填满了日程，刘润哲每天都只能睡两三小时，有一次甚至持续28小时都没合眼。
那次，他和同组学生被关在一个大房间里，吃饭都不准离开，打瞌睡也会被骂。他们要轮流站起来，接受学长的“拷问”，回答之后再接受他们的训话。“回答得真差！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混到大学的！”诸如此类的批评让受训的新生一个个像被霜打的茄子一样蔫了，有的还哭了出来。从没受过委屈的刘润哲心情跌至谷底。
从大房间放出来之后，所有人又恢复亲切温和。刘润哲才了解这个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让新生们学会接受别人的批评，增强抗压性。其实学长们对他已算仁慈。一则认为内地学生愿意参加这个迎新营，勇气可嘉；一则因为他们的普通话不够流利，批评起来总没有讲广东话那么有气势。
一年之后再回看这28小时，白皙瘦高的刘润哲认为很值得：“过了那一关，就不觉得还有什么苦和累的。”
刘翛：把钱用在长见识比用来烘衣服有价值
两样日子
把父母给的钱用在出门长见识，比用在烘衣服有价值。
今年3月，刘翛给《中国青年报》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水土不服”，一些内地学生尖子生逃离港校》，开头讲了他的一个北京同学从香港理工大学“逃离”的故事。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位同学觉得香港怪怪的，香港人也怪怪的，长相、打扮都怪怪的，他不适应、不喜欢这里的许多东西，再也不想勉强自己了，宁可回去复读再考内地大学。
彼此看不惯的情况是有的，刘翛也听说过曾有香港学生用英语对一个内地女生说：“你为什么来香港？我最讨厌来香港的内地学生。”
这些没有发生在刘翛身上。如今他已经与退学的北京学生失去联系，却与香港学生Gibson成了朋友，约着一起打球，偶尔遇到也会一起去吃饭。
Gibson的普通话讲得不是很流利，虽然他小学时曾经学过。那时候Gibson并不理解校长为什么要开设普通话课，觉得这门课又闷又没用处。后来他做建筑工程的爸爸被公司派去广东工作，他开始感受到内地对香港经济的影响。直到上大学，Gibson才认识第一个内地人——他的“卫生间友”(toilet -mate)，把小学时的普通话捡了起来。
香港理工大学的本科生宿舍是两个人一间房，两间房共用一个卫生间，于是有了“卫生间友” 这个概念。第一眼，Gibson并没有判断出这位“友”是内地人。因为他的上衣并没有塞在裤子里——这种有些“土”的穿法是他们判断内地人的标志之一。打招呼之后，他才发现这个英文名字叫Luis的学生只会讲普通话。
“你从哪里来？”——“北京。”Gibson第一反应是：曾听一个朋友说，内地消费比较低，但是北京的物价和香港差不多。
“你读哪个科目？”——“计算机。”Gibson读的是放射学，这个毕业后很容易在医院找到一份好工作的科目，目前还没有内地学生来抢。
“你喜欢什么运动？”——“乒乓球、羽毛球。”Gibson乐了：终于找到了共同之处。
Luis是刘翛的英文名字。后来Gibson在卫生间也认识了刘翛的室友黄默，但是感觉黄默“土”一点，也拘谨一点。Gibson和室友更多还是与刘翛接触。Gibson原本听说内地学生喜欢自己形成小圈子，他也不否认香港学生一般不会主动找内地学生玩：“根本不会想到这么做，因为已经有很多香港的朋友了。”不过机会既然摆在面前，他也愿意多去了解内地学生，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隔三差五地，Gibson和室友听说刘翛去了海洋公园、迪士尼公园、澳门，不禁感慨内地学生真有钱。Gibson至今没去过迪士尼，觉得380元的门票太贵。他虽是家中独子，上大学还是自己打工出了一半学费：“如果问父母要，他们应该也能出得起，但是我不好意思。”
刘翛觉得还是香港学生有钱。因为香港人洗衣服习惯直接烘干，刘翛觉得太贵：“每6分钟要两块钱，通常要20分钟才能烘干。”他认为把父母给的钱用在出门长见识，比用在烘衣服有价值。不过刘翛在网络论坛上看到内地学生在宿舍晾衣服的行为经常会引起香港同学反感。好在他的室友黄默也是北京人，不介意。
Gibson发现两个内地学生都颇有理想。刘翛刚入大学就已经明确将来要去美国继续深造，学习自己喜欢的人工智能。Gibson和他的朋友们则不会想得这么长远，他们喜欢说“见步行步”，相当于普通话的“见机行事”：“以后的事情，现在想也没用。”
Gibson对这个差异没有褒贬态度，但是另一件事，“土土”的黄默确实让他生出了敬意。即将到来的三个月暑假，黄默要去美国打工做管家。薪资很少，黄默还要自己贴上两万，他看重的是去美国感受一下。Gibson当时没有申请，一则因为想去香港的医院实习，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害怕去一个陌生地方。他佩服黄默“懂得把握机会到处去看看”。
同在香港理工大学，比Gibson高一个年级的香港女生Polli已经先后与两位内地女生做过室友，一个来自北京，一个来自天津。两个内地室友没有学会广东话，Polli学会了普通话，比Gibson流利得多。
Polli总结两个室友的共同之处，一是都不会做饭，对于打扫卫生也没什么概念，北京室友甚至连笤帚都拿不好。她们的“卫生间友”还曾对Polli抱怨：“你的室友太脏了，洗澡之后地上都是头发。”Polli 觉得，“也许因为是独生子女，在家里比较受宠爱吧”。
另一个共同之处是两人的消费都颇高。Polli的家境在香港属于中等，家有姐弟四人，她从小就被妈妈要求学做家务，消费习惯也颇节约，一件T恤三四十块就可解决，吃饭不是回家就是自己做，一个月开销大约2000元。而两位内地室友达到5000元。天津室友经常在外吃饭，喜欢买名牌衣物，有时跟外国交换生去酒吧兰桂坊玩。北京室友没这方面开销，但是因为不适应香港天气，来了之后长了满脸痘，每个月都要花大笔钱护肤。
在学习方面，两个室友都颇刻苦。北京室友没什么朋友，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在宿舍看书。天津室友是交换生，没太多学习压力，但仍然颇上进。刚来的第一个月，她不适应全英文上课，会用MP3录下老师的讲授，回来对照笔记反复听。
有一个晚上，Polli与天津室友都因为准备考试没睡好，两人边聊边哭了起来：“天津室友说她压力很大，因为父母给她那么多钱，对她那么好，她不可以不努力读书。”
内地学生有感香港大学期末考试的严格
两样脑子
“她怎么会想到把内地的做法带到香港呢？”
5月下旬，内地的大学生们休完五一长假，逐渐恢复学习状态的时候，香港的大学生们已在忙着应对期末。
期末自然意味着考试。考试来不得虚的。别说照抄别人，就算写作中对别人的作品有所引用，没标注清楚，都会被判抄袭，被扣分数。香港大学的刘润哲通过网络提交论文时，发现校方的接收程序会自动在论文数据库里检索，用蓝色标出与别人论文相同的地方，如果超过多少比例，系统自动会判定该论文抄袭。
刘翛比刘润哲提早一年感受到这种严格，因为他的一年基础班不是在内地大学委培的，而是直接在香港理工大学读的。这一届理工大学的内地学生有两百多，其中北京学生就有86个，比往届更抱团，不与香港学生交流。一年下来，个性开朗的刘翛熟一点的也仅限于对面宿舍的两个香港学生。但是嘴角喜欢往下撇的刘翛在看自己的内地同学时，已多戴了一副批判的眼镜。
刘翛刚到大学就发现楼道、电梯口到处贴着严肃考试纪律的海报，考试前夕学校也经常通过群发电子邮件告诉学生，怎样的行为属于犯规，后果如何。但是这次期末考试，他还是听说有内地同学作弊：数学科有人抄公式，伦理科有人抄小纸条。抄的人都没被发现，因为老师监考颇松，伦理科的老师甚至在监考时戴着耳机听音乐。这场考试的形式是写作论述性文章，老师在考前已经划出考试范围，在老师和刘翛看来实在没什么可抄的。
刘翛也看不惯一些内地同学在小组课上的表现。他在写给《中国青年报》的文章里写道：“香港的大学特别注重学习过程中的团队精神培养。那里很多课程的作业、小组演讲、小组报告都要由四五名同学共同完成，课程的评定以小组为单位打分，同一组的学生会获得同一个分数。这种方式就容易出现个别同学自己不出力，靠分享别人劳动果实‘混’分的情况。而我们以前几乎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训练，且喜欢单打独斗。所以，一身个人英雄主义的内地同学很不习惯，更不愿为他人作嫁衣裳。”
其实刘翛的判断有激愤之嫌，类似的情况在香港学生中也有发生。香港科技大学的樊一比刘翛高一年级，已经与香港同学一起上课。他和很多同学都发现，遇到小组功课，内地学生常常会担任组织者，因为大多数内地学生更希望得到好成绩。樊一不介意替同组的同学多做一些，同学一句“你果然靠的住”就足以让他心中暗自得意。
每一位接受采访的内地学生都听说过去年发生在香港城市大学的事情：一位内地女研究生给老师一万块钱，希望“买”个好分数，结果被老师举报，以行贿罪入狱。“她怎么会想到把内地的做法带到香港呢？我们在香港都生怕给内地人丢脸。过马路比香港人还遵守红绿灯。”即将在香港大学法学院完成最后一年学业的高欣说。
香港理工大学的香港学生Gibson也听说这事。他认同当事教师的举报做法：“他要证明自己是廉洁的。因为信誉很重要。”当记者问他：“信誉为什么重要？”他愣了一下：“这个，你们觉得需要理由吗？从小到大，父母老师都是这样教我的啊。”
在香港的文化环境和教育制度下，内地的尖子生是否依然是尖子生？
南方周末记者在香港科技大学采访时，受访的商学院和工程学院的内地学生总结说：“通常班上成绩最好的还是香港学生。剩下的大多数香港学生就比较爱玩，内地学生在中间，有很好的，一般不会太差。”
香港理工大学的Polli就是成绩最好的香港学生之一，目前的GPA(绩点)是班上第二名。第一名是另一个香港同学。她说同班的一个内地学生也很刻苦，但做题的时候，老师总会说他的思路有问题：“比如研究一个杯子是该什么材料做，我因为学过专科，注意应用，会往这方面想。而他是用中学课本里的思路在想。”
香港大学政治与法律专业的香港学生谢翠婷也曾有过“楞了一下”的经历：“课堂上谈到西方法律思想的原则是每个人的基本自由都不应受到限制时，香港同学因为从小到大听的都是这类观点，不会有什么反应，而内地同学会质疑，他们担心这样会使社会失去秩序。”
戴雅琦：香港适合年轻人打拼
第一份工
“这里真的是很适合年轻人打拼的地方。”
在香港的就业市场，硕士学位并不比本科学位更有竞争力，也不会得到更多的薪金。相反地，一些内地本科毕业生在香港读一年硕士，广东话还不能完全听懂，去找工作常常竞争不过本科生。但是，作为一个有工作经验、善于组织活动、普通话粤语英语均流利的研究生，张艳艳尚未从城市大学正式毕业，已经在香港换了两份工作。
两年前她从北大中文系本科毕业，拿着工作签证到了香港城市大学，全职做研究助理，兼职读研究生，剩余的时间还担任自己所住宿舍的学生导师。去年，她顺利找到了自己一直向往的工作，进入香港本地最大的财经公关公司。由于近年内地公司在香港上市的增多，张艳艳所在的“中国组”任务繁重，一个人要负责七八个客户，经常要通宵工作，周末也要加班，薪水却并不丰厚。三个月的试用期熬下来，张艳艳决定辞职。
辞职之前，她匆匆找了另一份工作，去一家普通话学校做老师。这家培训学校的老板是一位从内地嫁到香港的太太，管理颇为情绪化。但是张艳艳没得挑：如果不能够及时拿到一个新的工作签证，她就必须离开香港。与很多在香港读书的学生一样，她也想在香港住满7年，得到香港居民护照。这本护照在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免签证，出国方便。
戴雅琦找工作没有张艳艳那么顺利，但是目前的工作状态比张艳艳开心。
戴雅琦2005年从浸会大学传播系本科毕业，就曾想过找工作，但是正逢香港经济不景气，工作难找，连一些香港本地学生都选择读研作为缓冲。戴雅琦当时心里也更倾向读研。原因却是从大二的失恋开始。
当年与戴雅琦一起从南京大学来到浸会大学的18个学生，内部组合出了三四对恋人，其中包括雅琦和她的男朋友。这男生爱打电脑游戏，传染给了戴雅琦。没想到结果戴雅琦比他玩得更上瘾。
对于拿奖学金来读书的戴雅琦，学习成绩一定不能落下。戴雅琦听说往届有被退学的学生，不是因为打游戏，而是参加课外活动太多，耽误了学习。“我们内地来的学生，别的不会，学习肯定是最拿手的。”接受采访时，戴雅琦两次说到这句话。如此，她只能牺牲与男朋友相处的时间。不久，男朋友交了另外的女友。失恋的伤痛让戴雅琦得出一个结论：人一定要有一个精神寄托，这寄托不一定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她如此热爱的电脑游戏。
于是，浸会大学本科毕业时，戴雅琦决定再用一年的时间修读自己喜欢的专业的硕士学位，她进入了理工大学学习三维动画设计。一年的时间修读一个新专业，还要找工作，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那时的戴雅琦却对此预估不足。
临近毕业的8月，戴雅琦一方面要找工作——与张艳艳一样，她面临签证失效压力。另一方面，她要找房子——学校的宿舍必须在8月底之前退掉。同时，她还要完成毕业论文。
戏剧性地，矛盾在去年的8月20日集中爆发。当时，戴雅琦刚刚在理工大学附近找到一处房子，连厕所在内15平方米的单间，里面什么都没有，月租 3000，算是便宜的。雅琦把行李搬去这里，但没有时间买家具，只能借住在另一个内地同学处。第二天还有一个工作面试，戴雅琦没有太大信心。因为找工作连连碰壁，当时只有一份卖保险的工作机会。她也曾犹豫过要不要回内地，却被父母寄来的一叠剪报打消了念头，剪报上全是关于内地大学扩招后，毕业生难就业的报道。那天晚上，她又接到同组做毕业论文的香港同学的抱怨电话，她承担的部分算是轻松的，她都没能很好完成，耽误了小组的时间进度。
缩在床上，戴雅琦哭了，这是她到香港之后惟一一次流泪。“哭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对自己不满。不应该辜负这么好的环境，辜负对自己的期待。”
第二天如雨后彩虹。面试竟然顺利通过，两天后就接到香港大学的录用通知。这份工作的薪水相当于大学里的二级助教。她期待着明年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然后去欧洲玩。“第一个要去的国家是荷兰，希望以后能去那里学习设计。”说完嘿嘿一笑，“不过长住的话还是在香港，这里真的是很适合年轻人打拼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