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奠一个卑微的生命

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大舅去世了”，我无言，在心里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观察这是一个卑微的生命，他的来，他的去，除了他的近亲，没有什么人会关注，在岁月的河流中，连一小片涟漪都没有留下。

可是，他也曾是一位有过光彩的人呢。

观察大舅长母亲十岁，据说自幼聪明，学习刻苦用功。可是天有不测，在母亲才只有三岁时，他们的父亲，我的外祖父因病去世了。外祖母靠着一点积蓄摆了个小茶摊，再加上帮人浆洗，用微薄的收入顽强地抚育三个孩子。让他们读书，识字，可最终母亲读了两年小学，还是辍学了。

大舅知道家中的艰辛，读书非常勤奋，并顺利地考上了他心仪的大学。与此同时，他也得到了一纸市邮政局的工作聘书。他犹豫了很久，看着辛劳的母亲，看着辍学在家帮忙母亲的小妹，他做出了放弃上大学，接受工作聘书的决定。他对他的母亲（我的外祖母）说，他要供已辍学在家的小妹（我的母亲）上学。

我曾问过母亲，外祖母很重男轻女的，为什么大舅不。母亲告诉我，因为他心地好，他觉得他应肩起父亲的责任。大舅给母亲买衣服，买所有女孩子应有的东西，让母亲在学校不会因为失去父亲而自卑。

观察我想我的大舅从前应该是一个有主见，有担当的人。

可是，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母亲很少谈到大舅，只知道她不断地往家乡寄全国粮票，寄钱。我在离国前从未见过我的大舅。

大舅七十三岁那年，和大舅妈一起到母亲家做客，我正好有事回国。可是当我进了家门，大舅，大舅妈都不在。母亲告诉我，数日前的清晨，大舅像往天一样去外面散步，他在马路旁的人行步道上慢慢走着。谁承想一辆小车冲上马路牙子，从背后将散步的大舅撞倒在血泊中。据说肇事司机喝了个通宵，要开车回去睡觉。大舅拣了一条命，右腿粉碎性骨折。我赶去医院见到了大舅，那是我见他的第一面，在一家医院的简陋病房中。大舅妈告诉我肇事车的那家过去和现在都声明显赫的公司还没有给予赔偿。我说我找那家公司去，就要往外走。大舅忙喊我回去，说：“别去，他们不好惹的”。我望着大舅，心中一股莫名的悲哀：自己被人无端地伤害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连理论一下的底气都没有。我没有听他的话，在回家的有限时间里，为我的受伤害的大舅讨公道。

我问过母亲，“大舅怎么这么窝囊？”母亲对我说：“别怨他了，他能活下来已经是不容易了”。母亲告诉了我关于我的大舅的悲哀。

大舅工作以后支撑起了家。母亲有了他的帮助，勤奋努力，用两年读了四年的功课，以后一路读了出来。到1949年，大舅已是一个业务高手了，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常有人请他去写个匾，写个楹联什么的。他在工作中忍得起，从没得罪过什么人。

到了1957年，就是那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年”，大舅甚至没有那觉悟去考虑党，国前途，他只是就事论事地给他工作单位的共产党支部书记提了条意见，说那书记业务不熟。要说他提意见的对象是一个连芝麻官都算不上的人物，可是大舅的厄运就从这里开始。他被打成了“右派”，被批斗，被任意欺凌，工资被降到了18元。他怎么也想不通，在工作的地方举着一个灌满了开水的热水瓶，砸在自己的头上……，他被人五花大绑地绑回家。他的神经因此受到了刺激。最后的处理是对他“法外开恩”，不戴“右派”帽子， “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内定右派”，不劳改，不遣返，控制使用。自那以后，大舅就成了一个颠颠倒倒，胆小如鼠，树上掉片叶子都怕砸脑袋的人。自那以后，他的思维从来没有清晰过，但据说他在工作中从来不出错。

1979， 1980年间，全国都在平反冤，假，错案，99.9%的右派都被“平反”了（尽管邓大人说：“反右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了”）。母亲为了大舅回了趟家乡。但是，母亲被告知，我的大舅不属于被“平反”的范围，因为他当时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母亲说那工资应补发呀，拿了22年的月薪18元。母亲又被告知，既然不属于被“平反”的范围，也就不存在经济补偿的问题了。

这就是我的大舅，被折腾疯，被折腾傻，可他并不属于那些被折腾的五十五万，又说有一百多万的群体。我不知道中国人中像我大舅这样的人还有多少。

这个卑微的生命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知道，1949年以后，他活得没有任何光彩。可是，在“反右”五十年之际，我总是想到他，想到这位我只见过一面的大舅。我固执地认为，即使我们的生命再卑微，我们也有生而为人的尊严。可是在共产党专制独裁统治下，上至毛泽东，下至一个小小的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扼杀一条生命比捻死一只蚂蚁还容易。在中国，在共产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下，人命如草芥。

历史走过了五十年，共产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在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用坐牢，用鲜血，用生命为代价的抗争中，确实有了松动，但这决不是共产党本身所
观察任何把人不当人的蔑视生命的制度，都是反人类的，应被人类所取缔，无论它以怎样华美的词句，唱着怎样的高调。人类历史走到今天，这一点已被人类充分地认识到。

在“反右” 运动五十年的时候，我写下以上的话，为了祭奠一个卑微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