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造成最大回响的是「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作者谢韬是中共的革命老干部,曾经担任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延安新华总社编辑,中共建政以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编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校长等,谢韬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这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已经否定了暴力革命以及共产主义,走向和平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调和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化解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仇恨,使社会主义运动成为和平的、理性的进化过程,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列宁过于强调暴力的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和马克斯分道扬镳,谢韬同时呼吁中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是以民主为核心,只有透过民主宪政才能根本解决贪污腐败问题,否则中共政权将走向失败。
《炎黄春秋》连续三个月发表敏感的政治民主议题,但是至今没有受到严厉的惩处。中共宣传主管机关决定不公开谴责,仅将刊载「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的二月号从网上删除,并在一些内部会议中表达反对立场而已,但是,不是所有媒体都可以受到这种言论自由的保障,2006年的「冰点事件」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例子。
《炎黄春秋》之所以获得特别待遇,与其背景息息相关。《炎黄春秋》创刊于 1993年,主管成员大多是有革命经验的老干部,现任社长杜导正,曾任广东《羊城晚报》、北京《光明日报》总编辑,还曾经担任中共新闻出版署署长,他是中共现任主管意识形态政治局常委李长春的老上级,这是近期《炎黄春秋》安然无恙的原因之一;副社长吴思,因为出版《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而声名大噪;另一位副社长杨继绳,原任《新华社》高级记者,因报导与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对话,引起海外嘱目。
此外,《炎黄春秋》的主要支持力量还在其作者群及读者群,该刊主要刊载历史评论文章,著者以中共党内元老、作家和学者为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此外,大陆许多自由派「老革命家」也都支持这份刊物,包括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以及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以及胡绩伟、杜润生、于光远、朱厚泽、阎明复等多位党内元老都曾在刊物上撰文发表,因此该刊深受大陆党内民主派欢迎,这也是中共中央特别容忍《炎黄春秋》言论尺度的原因。
然而,这种特殊待遇是源自于刊物创办者与阅读群的特殊背景,而不是来自于政治制度对于人民言论自由的保障,换言之,在中共决定是否取缔某一份刊物时,人治色彩仍然非常严重,这种「因人而异」的标准将会是中共迈向社会主义法制的一大障碍。(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台湾观点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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