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的调查是从卡玛（Carma Hinton）拍摄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开始的。这部电影虽然耗费了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和其它组织的大量资金，但是一经公映就引起了不少华人学者的批评，焦点集中在拍摄者美化那场民族浩劫，对于历史事实随意进行诗意化处理。尽管很多对中国缺乏了解的美国人轻信卡玛对于文革的描述，哈里斯却从细节入手，通过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找到了很多疑点。通过这一番条分缕析，哈里斯得出的结论是：《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在为谋杀卞仲耘的重要嫌疑人宋彬彬遮掩，而宋彬彬本人也在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开脱。此后，哈里斯还阅读了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的有关英文资料，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英文版有关章节，观看了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的英文版，了解了宋彬彬和刘婷婷在美国的行踪。他的追捕仍在继续，博客上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他还留下了电子邮件地址：[email protected]，期待知情者提供更多的证据。
对这位把中国人民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的人权“白求恩”，我们所知不多。但相信他在探寻真相，追查凶手的过程中遭遇了不少的艰难，体验了不少来自中国人的冷眼。像许多看不懂中国人的老外一样，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功力和对于罪恶的容忍和冷漠让他惊诧莫名，因此，他把自己的这组文章命名为“一片死寂的中国：卞仲耘之死” （China's Great Wall of Silence直译是“中国沉寂的长城”），慨叹那个自称泱泱古国，欣逢盛世的地方居然可以容忍无辜者含冤而死，作恶者逍遥法外。
就卞仲耘之死这一个案而论，尽管前有王友琴，后有胡杰等人在一丝不苟地记录历史，探寻真相，为国人，也为哈里斯这样的外国人进一步还原历史，厘清是非留下航标，但是，哈里斯那无奈的慨叹并非没有道理。四十多年了，卞校长的沉冤至今得不到昭雪，冤魂至今得不到抚慰。虽然当年制造了血案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们已经到了含饴弄孙的年龄，目睹了惨剧始末的教工也已是风烛残年，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自己的作为做过丝毫的忏悔，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认凶手。这种面对血泊的集体失语，岂止是一种冷漠！更是对罪恶的纵容，对受害者的加倍践踏，对人类良知的亵渎！
尽管宋彬彬是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头目之一，曾经给毛泽东献上红袖章，并由毛赐名“要武”，尽管同在北师大女附中的刘婷婷曾经亲口夸耀自己打死过三个人，对她们我们同样不能有罪推定。但这里的问题是：既然她们二人有勇气为自己撇清责任，为什么不可以说出真正的凶手？如果说一般的当事人仍然生活在恐怖之中，不敢越过官方划定的界限，这两位权倾一时的高干子女，又长期生活在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为什么没有胆量讲出真相？
在最近贴出的一篇文章中，哈里斯真诚而急切地呼唤道：“刘婷、宋彬彬、刘锦（音）以及所有的红卫兵们，别太沉缅于舒适的晚景。我们决不会忘记！”
我希望那些当年的红卫兵们等听到这位美国人的呐喊，更希望他们能听到自己良知的呼唤。或忏悔，或检举，不要让自己的晚年在良心的折磨中度过，不要让这场血案尘封进无法考据的历史。
记得当年听说有外国漂流队要对黄河长江进行处女漂，中国的壮士们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忙不迭地组织起自己的漂流队，搭上身家性命也要夺回首漂记录。不知这样的爱国者们的“骠悍”是否已经失传，倘没有失传，听到哈里斯的网络大追捕的故事，会不会拍案而起，利用比哈里斯好上一百倍的调查条件，赶在他做出最终结论之前抓出元凶？如果这样的爱国者太多，不便拥挤在卞仲耘的案子上，不要忘记中国还有千百万类似的案例：谁枪杀了林昭？谁轮奸了张志新？谁挖去了钟海源的肾？谁割掉了李绿松的舌头？……关注每一个国民的生存和自由，而不是稀里糊涂地为某个虚幻的政治概念挥洒狂热，这才是爱国者应有的作为。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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