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愤懑难当的国学大师沈曾植写下了“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的诗句。这既是他的悲凉自况，也是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喟然长叹。在这一声浩荡的长叹里，我试着稍稍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仿佛窥见了那些卓绝矗立的孤傲背影。这其中，便有储安平。
储安平？这是个被人淡忘的名字，即便是上了些年纪的长者，恐怕也只能对这个冷僻的姓氏摇摇头。由他一手创办，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风光无限、引领思想界潮流的《观察》周刊，早已成昨日云烟，难觅踪影了。
解放后的储安平也曾“风光”过一阵子。那是在1957这个只有虚假的“早春”和真实的谎言的年份.
“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这便是“党天下”三字的由来。接着他放言：“我认为党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这还没完，他又论定：“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在那场统战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身为九三学社宣传部长、民盟盟员、《光明日报》总编辑的储安平语出惊人，好不风光。当然，风光以后就是跌入谷底，乃至被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抹去。
储安平早年毕业于光华大学政治系（一说英文系），热衷过一阵子文学创作，上海良友公司曾策划出版了他的一本小说集《说谎者》。其时的储安平虽是新月派的后起之秀，并以《一条河流般的忧郁》等散文为诸多名家看好，但他的理想却是出洋求学，为困境中的祖国找寻一条走向民主自由的道路。辛苦筹措了数年学费后，储安平终于得偿夙愿。1935年他踏上了奔赴英伦留学的长途。
到达英国后，他师从英国著名思想家拉斯基，潜心研究英国历史和政治制度，充分侵染了英式民主自由理念。众所周知，拉斯基是费边社的核心人物之一，有强烈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费边主义采取罗马元帅费边缓进待机的办法，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调和社会矛盾和各阶级的利益，温和地推进社会变革。储安平对此笃信不疑，终身矢志不渝。
“抗战既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危机日深，储安平自英国取道回国……曾在湘西的蓝田师范学院讲授英国史与英国宪法。”（王祖荣：《自由主义在战后的起落》）。到了1945年，储安平和张稚琴合办《客观》周刊，储任主编。主持了十二期后，储安平离开重庆，并于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另起炉灶，缔造了后来名动一时的《观察》周刊，开创了一个堪称辉煌的“《观察》时代”。
在创刊号的发刊词里储安平写道--
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可能的挫折、恐惧甚至失败，仍欲出面办这样一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这样饱含激情的政论文字今日读来叫人感慨万千，时下的知识分子们还有如此豪情么？时下的刊物还有如此胆识么？当时抗战硝烟刚刚散尽，本应大家齐心协力重建家园，熟料国民党独裁政府只知搜刮民脂民膏，披着“没收敌产”的外衣中饱私囊，弄得经济凋敝、民怨沸腾。政治上国共两党又各持武力互不相让，和平的曙光甫一露面便为战场的滚滚浓烟所掩埋。
此情此景令素来议政热情高涨的储安平忧心如焚。他办《观察》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国内有一种真正无所偏倚的言论能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并使杨墨以外的超然分子有一个共同说话的地方。”从这封储安平致胡适信的心中我们可以看到，储安平决非为议政而议政，而是切切实实的想传播自由主义理想。《观察》实际上是一份为自由主义者提供说话平台的同人刊物，其“野心”是着力培育中国的自由民主土壤，同五四精神一脉相承。
正是基于上述这一理念，储安平提出了《观察》的四点精神：客观、理性、公平、自由。《观察》周刊始终超越于党见之外，坚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用自己的大脑去想、用自己的笔杆去写。这即便放到现在，也实属难能可贵。
《观察》的这种严正原则使它成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重镇，它的不偏不倚、坚持主见、客观报道、抨击时政的风格也使其销量最高时达到了十万余份，影响的读者逾百万。这在金融大崩溃的年代简直算得上是奇迹。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今天许多人对走“第三条道路”的报刊如《大公报》、《观察》等无甚好感（尽管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些报刊），斥之为“小骂大帮忙”，实乃反动政权的附庸。这是偏颇的。仅以《观察》而论，经济上它未收过政府一分钱，政治上的严厉批评也是从来不绝于耳的。只是储安平牢牢站稳自由主义立场，不但导致国民党对他的尖刻抨击异常恼怒，中共也对他的持中态度大为不满。令无端指责储安平的人颇为尴尬的是，国民党查封《观察》的罪名之一乃是它“讥评国事，为匪宣传”。匪者，“共匪”也！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这样在夹缝中求生存的。
储安平把知识分子的参政方式分为“干政”与“执政”。前者指“舆论的做法，以舆论影响干预政治决策”；后者是指“组党的做法，以政党参与政治角逐竞争。”身为自由主义者的储安平选取的当然是“干政”之路。实际上无论是“干政”还是“执政”，都是以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为基础的，是对传统“幕僚型”知识分子的一大跨越。
储安平为《观察》撰写的一系列政论便是这种“书生议政”精神的典型体现。指责他“小骂大帮忙”的人往往忽略了历史人物的具体理念，忽略了历史事实的具体背景，忽略了历史环境的复杂变幻，忽略了历史文字的白纸黑字，而作不切实际的、想当然的、盲从的攻击。
为储安平辩诬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自己说话。储安平的政论晓畅尖锐，笔下常带感情而又以理性为依托，别具一格。
在《失败的统治》一文中，储安平认为国民党二十年的执政结果是“一般人民的物质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其原因是“他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接着储安平又猛烈抨击政府“只有在征税和壮丁两件事上才思及人民，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几不复占到重要地位！”最后他警告说：“一个执政的政党，必须以政绩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能如此，国家有利，党亦有利；否则，国家也许有前途，而党决无前途。”
像这样犀利的文字在储安平的政论里比比皆是。当全国各地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时，储安平立即发表社论《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指出“这次全国的学潮，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态度鲜明地找到了学生一方。1945年5月24日，文汇、新民、联合三报同时遭国民党政权查封，《观察》冲破重重封锁，不但对政府的蛮横行径表示强烈抗议，而且批评了在此事件中态度暧昧的《大公报》。储安平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之所以要查封这三家报纸，是因为它们屡屡登载“那些为政府当局引为大忌的新闻……政府既无力防止那些‘新闻’的发生，于是只好设法来制止那些‘新闻’的发表。”在社论结尾他写道：“……我们仍旧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身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这一大义凛然的夫子自道，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抗暴强音！
到了1948年，随着内战愈发酷烈，局势愈加动荡，经济几近崩溃。11月6日，第五卷第十一期的《观察》刊登了储安平的《一场烂污》。在回顾了腥风血雨的国事后，储安平怒斥道：“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这篇文章令蒋介石恼羞成怒，加上《观察》连载长篇通讯《济南之战》，向民众揭示了战争真相，于是数“罪”并罚，《观察》不久被封。
其实查封《观察》的传言早就满城风雨了。7月17日储安平发表《政府利刃指向<观察>》一文，质问当局“你们行的到底是什么‘宪’！”随后更是昂然抗议道：“我们反对政府一切摧残舆论的行为和任何摧残舆论的意图，我们希望政府认真检讨自己的作风，封报馆封刊物的作风，是万万要不得的。”“老实一句话，今日造成社会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制造社会的不安，而反将其责任嫁移到我们言论界身上，可谓不平之至……我们在此忠告政府，你们要挽回你们的颓局，就得全盘检讨，痛改前非，人民受你们的迫害，已经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程度，假如你们以为封几个报纸刊物就能挽回你们的颓局，那就大错特错！”可见《观察》遭封，实是“咎由自取”。
纵观储安平在《观察》的言行，可知他是牢牢站住民间立场的，最后迫于专制政权的打压才归于沉寂。近年来不断有学者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仍未脱“治国平天下”的桎梏，这是他们的悲剧根源。从前我对这一观点很赞同，但在稍稍研究了中国几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后，我有了新看法。
“治国平天下”的情结始终深深侵染了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人能摆脱它。这当然和中国文化成熟过早，从源头起便以政治伦理为中心有关。但这并非是悲剧的根源，症结其实是知识分子与统治者、与现实的关系。传统知识分子总是把“治国平天下”局限于“忠君”的框架下，当前者与后者发生矛盾时，他们往往要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显出异常痛苦的人格分裂和人格挣扎。本质上，他们是不独立的。自由主义者则不同，虽然梁启超、胡适等人依附庙堂搞改革的思想依然浓重，但以储安平为代表的第三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间立场和“第三条道路”走得是比较坚决的。在国共之间的狭长走廊里，总算步履蹒跚地留下了历史的足迹。然而在专制统治者看来，你不支持我就是支持我的敌人，就要封锁你、打击你、消灭你。另一方面，中共浓重的意识形态话语和阶级划分理论也导致他们不满于走“第三条道路”人的谨小慎微和个性化思考，不肯彻底投向“革命”的怀抱。走“第三条道路”的人始终没有把握住中国的命脉，始终只徘徊于上层知识分子之间而无力像中共那样能深入民间形成意识形态的笼罩。所以一旦新的强有力的政权建立，原本还算自由的大学体制在历次院系调整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他们就迅速失却了民间依托和立身根基，薄弱的自由主义很快便烟消云散。
至于有人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走“第三条道路”就等于为国民党张目，我的回答是：每一个“大时代”都有为国家命运上下求索的人，他们各个采取不同的方式、走上不同的道路，都为国家做出了贡献，都在历史的坐标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没有什么好苛责的。
中共建政后储安平的遭遇是值得人们去深思的。很难说他在讲出我文章开头提到的那番“党天下”言论时对自己的命运就没有一点认识。然而储安平还是说了，义无反顾地说了。在经过了历史的淘洗之后，错与不错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真正明白什么叫做言论自由！如果说脱不去“治国平天下”的情结、处理不好与当权者的关系、“看不清现实”等等是储安平的悲剧的原因，那么书生论论政、发发声，坚持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竟要遭此罹难，难道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么？！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反省么？！
1966年后储安平便似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至今也没回来，连同他的思想、他的辉煌过往，甚至老奸巨滑的康生都皱眉问道：“储安平，大右派，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人说得清楚。传言很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宁愿相信他做了“飘然一杖天南行”的高僧，也宁愿用李敖的一句诗结尾--
当百花凋谢的日子，
我将归来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