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4-28 21:47:24作者：杨耕身
“教授被打”事件之后，小商贩会不会仍将遭遇野蛮执法，上演多年的“追逃大战”会不会仍将继续下去，而崔英杰式的悲剧，会不会再次上演？
4月25日下午，在首都图书馆附近，因为小商贩在便道上摆摊引发一起城管野蛮执法事件。路过此地的白教授说了几句公道话，竟被城管队员暴打和围攻。“我看见一个妇女趴在地上，护住自己叫卖的小饰品。一个城管队员走上去，不由分说对她连抽了四五个耳光。”白教授这样叙述他被暴打与围攻之前所看到的情形。（据4月25日《北京晚报》）面对手无寸铁的小商贩，这些城管人员何来无缘无故的恨？人性善恶，难有定论，但从对待弱者的态度上，是能够看出人性来的。“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并不是看这个社会对强者的态度，而是要看对弱者的态度，对强者献媚的社会是落后的社会，尊重弱者却是更加文明的社会。”若放在城管执法上呢？应当承认的是，一些地方城管暴力执法的事件，早已为公众所诟病。
如果公权也有一种人性的品质，执法也有一种人性的要求，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对待弱者的态度，我们所见是一种怎样的人性基础？
面对弱者，一个普通人的暴力，与某些公权力行使者身上人性之恶的释放，危害是不一样的。哲学家休谟指出：“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格言。”也正因此，法治国家的立法者对于涉及公共权力及其运作的立法限制，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所以，其所制定的执法规范，能够最大限度约束人性之恶与公权嫁接这种糟糕情况的发生。通常所谓“好的制度使鬼变成人”，也在于此了。
如果说，对城管执法这种公权行使在事前的立法限制方面存在不足，那么在事后的处理方面还有弥补之道。但令人费解的是，当地城管部门对这一起暴力执法行为的态度。记者从白教授处了解到，经过公安机关调解，城管分队的负责人已代表全队向他赔礼道歉。而对于白教授提出的把行凶者开除的要求，该负责人表示一旦开除这些队员，“他们就找不到饭碗了”。
在“饭碗”面前，那些曾暴力执法的城管队员还原成为“人”，也成了弱者。然而正是这些同样的弱者，却在行使公权的时候，把执法的法律规范抛在脑后，公然上演了一场暴力行径。这是多么令人深思的一个现象。就事后处理而言，我不知道，这种一上来便本着“网开一面”的处理思路，如何能够起到白教授所说的“能在今后的工作中改进方式方法”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当地城管部门固然对白教授道了歉，也得到了白教授的理解，但是，那名被城管队员不由分说“连抽了四五个耳光”的女摊贩呢？她是否被遮蔽了，是否得到了道歉？她是否可以理解这一切？其实，面对某些城管队员的暴力执法，“趴在地上，护住自己叫卖的小饰品”，她们才是真正的弱者。但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在这样一起“教授被打”事件之后，她们会不会仍将在沿街叫卖中遭遇野蛮执法，已经上演多年的城管与游商小贩的“追逃大战”会不会仍将继续下去，而崔英杰式的悲剧，会不会再次上演？
发生于“首图”这一幕，不是一个孤独的样本，只能是一个尚不能穷尽的对执法人性基础的追问。因此我们的期待仍在于这样一些曾经无数次重申的方面：公权如何对权利保持敬畏，城市管理如何协调民生利益与城市秩序，如何通过法律规范城管执法行为，等等。
4月25日下午，在首都图书馆附近，因为小商贩在便道上摆摊引发一起城管野蛮执法事件。路过此地的白教授说了几句公道话，竟被城管队员暴打和围攻。“我看见一个妇女趴在地上，护住自己叫卖的小饰品。一个城管队员走上去，不由分说对她连抽了四五个耳光。”白教授这样叙述他被暴打与围攻之前所看到的情形。（据4月25日《北京晚报》）面对手无寸铁的小商贩，这些城管人员何来无缘无故的恨？人性善恶，难有定论，但从对待弱者的态度上，是能够看出人性来的。“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并不是看这个社会对强者的态度，而是要看对弱者的态度，对强者献媚的社会是落后的社会，尊重弱者却是更加文明的社会。”若放在城管执法上呢？应当承认的是，一些地方城管暴力执法的事件，早已为公众所诟病。
如果公权也有一种人性的品质，执法也有一种人性的要求，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对待弱者的态度，我们所见是一种怎样的人性基础？
面对弱者，一个普通人的暴力，与某些公权力行使者身上人性之恶的释放，危害是不一样的。哲学家休谟指出：“必须把每个人都设想为无赖之徒确实是条正确的政治格言。”也正因此，法治国家的立法者对于涉及公共权力及其运作的立法限制，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的。所以，其所制定的执法规范，能够最大限度约束人性之恶与公权嫁接这种糟糕情况的发生。通常所谓“好的制度使鬼变成人”，也在于此了。
如果说，对城管执法这种公权行使在事前的立法限制方面存在不足，那么在事后的处理方面还有弥补之道。但令人费解的是，当地城管部门对这一起暴力执法行为的态度。记者从白教授处了解到，经过公安机关调解，城管分队的负责人已代表全队向他赔礼道歉。而对于白教授提出的把行凶者开除的要求，该负责人表示一旦开除这些队员，“他们就找不到饭碗了”。
在“饭碗”面前，那些曾暴力执法的城管队员还原成为“人”，也成了弱者。然而正是这些同样的弱者，却在行使公权的时候，把执法的法律规范抛在脑后，公然上演了一场暴力行径。这是多么令人深思的一个现象。就事后处理而言，我不知道，这种一上来便本着“网开一面”的处理思路，如何能够起到白教授所说的“能在今后的工作中改进方式方法”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当地城管部门固然对白教授道了歉，也得到了白教授的理解，但是，那名被城管队员不由分说“连抽了四五个耳光”的女摊贩呢？她是否被遮蔽了，是否得到了道歉？她是否可以理解这一切？其实，面对某些城管队员的暴力执法，“趴在地上，护住自己叫卖的小饰品”，她们才是真正的弱者。但让人难以释怀的是，在这样一起“教授被打”事件之后，她们会不会仍将在沿街叫卖中遭遇野蛮执法，已经上演多年的城管与游商小贩的“追逃大战”会不会仍将继续下去，而崔英杰式的悲剧，会不会再次上演？
发生于“首图”这一幕，不是一个孤独的样本，只能是一个尚不能穷尽的对执法人性基础的追问。因此我们的期待仍在于这样一些曾经无数次重申的方面：公权如何对权利保持敬畏，城市管理如何协调民生利益与城市秩序，如何通过法律规范城管执法行为，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