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4-27 01:17:16作者：
张学良去世后，关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考证、推测一直颇受关注。近来，一些研究者根据新解密的档案和有关当事人的口述历史资料，确认“张学良是中国共产党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则认为，张学良至多是一个“特殊党员”，而非一般意义的共产党员。
“张学良是中共党员”一说的由来
关于“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最权威的说法，是来自于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但阎明复并非当事人，他的这一说法，又来自于另外两人：一为前东北军军官，后来成为中共将领的吕正操。
阎明复回忆，他受命参加了张学良的葬礼之后去看望年事已高的吕正操，是吕当面告诉他说：“张汉公是共产党员。”
另一为当年的秘密党员，后主持过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不过，宋黎也不是当事人，据阎回忆说，宋黎关于这个问题的消息，则是来自于在西安事变前和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元帅。是他就此事询问叶帅，而“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共产国际的档案：张学良曾提出入党 未获批准
目前所存在反映了张学良入党问题的文献档案有三件。
第一件指的是193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联络员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内中有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的意思。
第二件是指1936年7月2日洛甫(即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内中提到：我们“将来拟许其入党”。
改写西安事变历史的秘闻 张学良是共产党？
张学良是共产党 西安事变历史要改写？
第三件是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电，特别强调：对“你们关于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我们感到特别不安”，说明“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等。
这三件文献档案反映出，张学良确曾要求入党，中共中央也曾计划发展张学良入党，但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反对与阻止。
张学良是刘鼎“发展入党”的吗？
当时，张学良身边只有中共中央联络员，正是这位叫刘鼎的联络员，把张想要加入中共的消息通知了中共中央。但是，要说“刘鼎代表中共中央发展了张学良入党”，却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是因为，刘鼎虽颇得中共中央信任，自1936年3月底被召至张学良处工作，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正式委派其留在张处，为争取张学良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但因刘鼎1934年被捕入狱，而后“经保释放”，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对其狱中表现有所怀疑，因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几度来电要求中共中央对刘鼎要有所戒备。
尽管中共中央经过几个月的考察，未必相信中共代表团的这种怀疑，但仍不能不多少改变了单纯依靠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情况。实际上，叶剑英随后被指派为中共中央代表，准备前往西安，就说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因此，刘鼎7月以后在张学良那里的正式身份，只是中共中央的联络员而已。
杨奎松说，不要说刘不具备代表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资格，就是有资格，通过电报通知刘鼎，进而由刘鼎来发展张学良入党，也太不郑重和正规。何况当年双方通讯所使用的电报，被截听破译的危险很大，中共中央也不敢在电报中传发这样的指示。
“同志”之称并不能证明张与中共有组织关系
有人说，在共产国际8月15日来电否定中共想要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之前，张学良就是中共党员了。理由是，中共中央领导人8月9日已有电报开始对张以“同志”相称了。
杨奎松表示，“同志”之称并不足以证明两者关系已经走到不分彼此的地步了。早在7月3日，即在前述中共中央发出决定向共产国际通报将来“拟” 吸收张入党的那封电报的第二天，张学良就有信称周恩来为“同志”了，强调此间必须有六个月准备工夫。说中共中央7月2日一面电告莫斯科，说打算将来吸收张学良入党，一面马上就电告张学良，说他已经被吸收入党，因此张第二天就改称周恩来为“同志”，这在时间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故“同志”之称，很难证明什么。毕竟，在国民党人之间，互称“同志”的情况也不鲜见。
杨奎松认为，无论“张学良入党”问题之谜能否彻底揭开，要想改写西安事变的历史，都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即使中共中央具体实施了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行动，张学良也得知了这一决定，它也不能改变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实质。即张学良至多是一个所谓的“特殊党员”，而非一般意义的共产党员。
“张学良是中共党员”一说的由来
关于“张学良是中共党员”的最权威的说法，是来自于原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但阎明复并非当事人，他的这一说法，又来自于另外两人：一为前东北军军官，后来成为中共将领的吕正操。
张学良
阎明复回忆，他受命参加了张学良的葬礼之后去看望年事已高的吕正操，是吕当面告诉他说：“张汉公是共产党员。”
另一为当年的秘密党员，后主持过东北军史整理编辑工作的宋黎。不过，宋黎也不是当事人，据阎回忆说，宋黎关于这个问题的消息，则是来自于在西安事变前和西安事变期间曾经代表中共中央在张学良身边工作过的叶剑英元帅。是他就此事询问叶帅，而“叶帅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共产国际的档案：张学良曾提出入党 未获批准
目前所存在反映了张学良入党问题的文献档案有三件。
第一件指的是1936年6月30日中共中央联络员刘鼎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内中有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共的意思。
第二件是指1936年7月2日洛甫(即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内中提到：我们“将来拟许其入党”。
改写西安事变历史的秘闻 张学良是共产党？
张学良是共产党 西安事变历史要改写？
第三件是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政治指示电，特别强调：对“你们关于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我们感到特别不安”，说明“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等。
这三件文献档案反映出，张学良确曾要求入党，中共中央也曾计划发展张学良入党，但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反对与阻止。
张学良是刘鼎“发展入党”的吗？
当时，张学良身边只有中共中央联络员，正是这位叫刘鼎的联络员，把张想要加入中共的消息通知了中共中央。但是，要说“刘鼎代表中共中央发展了张学良入党”，却是完全不可能的。
这是因为，刘鼎虽颇得中共中央信任，自1936年3月底被召至张学良处工作，延安会谈后中共中央正式委派其留在张处，为争取张学良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但因刘鼎1934年被捕入狱，而后“经保释放”，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对其狱中表现有所怀疑，因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曾几度来电要求中共中央对刘鼎要有所戒备。
尽管中共中央经过几个月的考察，未必相信中共代表团的这种怀疑，但仍不能不多少改变了单纯依靠刘鼎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情况。实际上，叶剑英随后被指派为中共中央代表，准备前往西安，就说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因此，刘鼎7月以后在张学良那里的正式身份，只是中共中央的联络员而已。
杨奎松说，不要说刘不具备代表中共中央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资格，就是有资格，通过电报通知刘鼎，进而由刘鼎来发展张学良入党，也太不郑重和正规。何况当年双方通讯所使用的电报，被截听破译的危险很大，中共中央也不敢在电报中传发这样的指示。
“同志”之称并不能证明张与中共有组织关系
有人说，在共产国际8月15日来电否定中共想要吸收张学良入党的决定之前，张学良就是中共党员了。理由是，中共中央领导人8月9日已有电报开始对张以“同志”相称了。
杨奎松表示，“同志”之称并不足以证明两者关系已经走到不分彼此的地步了。早在7月3日，即在前述中共中央发出决定向共产国际通报将来“拟” 吸收张入党的那封电报的第二天，张学良就有信称周恩来为“同志”了，强调此间必须有六个月准备工夫。说中共中央7月2日一面电告莫斯科，说打算将来吸收张学良入党，一面马上就电告张学良，说他已经被吸收入党，因此张第二天就改称周恩来为“同志”，这在时间上几乎是不可能的。故“同志”之称，很难证明什么。毕竟，在国民党人之间，互称“同志”的情况也不鲜见。
杨奎松认为，无论“张学良入党”问题之谜能否彻底揭开，要想改写西安事变的历史，都是极端困难的。因为，即使中共中央具体实施了吸收张学良入党的行动，张学良也得知了这一决定，它也不能改变张学良与中共关系的实质。即张学良至多是一个所谓的“特殊党员”，而非一般意义的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