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的四星上将，他本可以享受到优裕的退休生活，从而对戎马一生的劳顿辛苦做一个补偿，可他竟在这一刻到来之时撒手而去。然而，九泉之下的巴顿却笑着说，为我悲者，不知我也!
1944年8月，盟军虽已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两个月，但被德军阻止在诺曼底的“灌木篱墙”地区而动弹不得。此时，巴顿带领其第3集团军一举突破了死气沉沉的胶着状态，挥师围困了布勒斯特，并占领了卢瓦河上的勒芒市，打破了别人未能打破的“灌木篱墙”。这时候，立了头功的巴顿说了我们一直作为“好战分子”自供状的一段著名的话：“与战争相比，人类的一切奋斗都相形见绌!上帝啊!我是多么热爱战争!”
如果撇开巴顿其人来单纯琢磨这几句话，我们当然有充足的理由给他戴上“好战分子”的帽子。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他的性格他的为人以及历史上许多名将的结局，再仔细品味他的另一句著名的话——“一个职业军人的适当归宿是在最后一战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而干净利索地死去。”那么，我们对他“好战”的言论就会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一种十分辛酸的感觉，一种读《淮阴侯列传》时的感觉，一种与听韩信说“狡兔死，良狗亨”（注：亨同“烹”）一样的感觉。
简单地说，离开战争，像巴顿这样的名将简直无法生存，或者说社会环境不允许他生存，当然这里所指的是精神生活而非物质生活。这绝非危言耸听。首先，他的上司将不能容忍他的存在。在战争中，尽管他屡屡与上司意见相左甚至发生顶撞，但只要对战争有利，上司们也能从大局出发来原谅他、容忍他，因为他在战场上的胜利同时也是他上司的胜利。
比如在突破莱茵河之役，他为了加速进攻步伐，竟不惜一切代价不择手段地搞油料。他授意其下级冒充兄弟部队去友邻冒领油料，甚至采取偷窃、抢劫的手段把友邻的油料搞到自己手里。作为集团军司令，他竟自己开着只剩最后一点汽油的吉普车，到上司那里强行加满油箱。他的这些越轨行为无疑使他的上司大为光火，但是他用这些非常手段得来的油料打了一个大胜仗，一举率先突破了德军的莱茵河防线，从而为美国陆军争了光，使那位从骨子里瞧不起美军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不得不对美军刮目相看。因此，他偷抢油料的行为与他的胜利相比，显然成了不值一提的“小节”，上司连高兴都高兴不过来，哪还会计较这些小事呢?然而，当战争结束后，他的这些“小节”便会赫然成为“大节”。上司岂能容忍这个无法无天的下级?!
其次，领导军事家的政治家将无法容忍他。战争当中，巴顿尽管曾在摩洛哥与法国维希政权（投降德国的政权）的人打得火热，但政治家们仍然原谅了他，因为战争离不开这员虎将。但是，当战争结束之时，政治家们就绝不能容忍他有任何与政治利益相悖的行为。
比如在盟军完全占领德国之后，巴顿参加了盟军的阅兵式，苏军将领出于对这位美国名将的钦佩，派联络军官和一名翻译来邀请他去饮酒。巴顿居然愤怒地吼道：“告诉那个俄国狗崽子，根据他们在这里的表现，我把他们当成敌人，我宁愿砍掉自己的脑袋，也不同我的敌人去喝酒。”他的话吓坏了翻译，而他却命令翻译一字一句地翻译过去。这就几乎酿成了一次非常不愉快的外交事件，因为当时美苏均为同盟国的主力，为了消灭法西斯，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结成了同盟，你巴顿随便耍性子，岂不影响政治上的利益?!再次，社会舆论、议会将不会容忍他。谁都知道，巴顿常常张口闭口“他妈的”。他曾因打骂两名士兵而差点受到军法审判，只是因为战争需要和上司艾森豪威尔的庇护，才免遭议会那帮无事生非、小题大做者们的追究。但是当战争结束之后，议会只需用一个小小的借口即可将他打倒在地。他的上司也用不着为庇护他而遭议会的非议了。
事实正是如此。在二战的善后工作远未结束的时候，他的上司艾森豪威尔就不得不扔掉他这只“酸果”了。一贯喜欢直来直去的巴顿“祸从口出”，落入了机智的新闻记者们的圈套。在巴顿以第3集团军司令兼驻巴伐利亚军事长官（相当于军管会主任）的身份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对盟军的非纳粹化计划提出了非议：“如果军管政府雇用更多的前纳粹党员参加管理工作和作为熟练工人，那么军管政府会取得更好的效益。”这些言论严重地损害了盟军的政治形象和美国的政治利益。事实上，他已任用了至少20名纳粹党员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以追求轰动效果为己任的记者趁机问道：“将军，大多数普通的德国人参加纳粹党，难道不就是和美国人参加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情形差不多吗?”激动的巴顿不知这是圈套，竟然乖乖地钻了进去，信口答道：“是的，差不多。”于是，美国及全球许多报纸上出现了一个赫然的大字标题：“一位美国将军说，纳粹党人就像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样。”
巴顿把祸闯大了!当时美国执政的是民主党，你说它与纳粹一样，岂能容你?!两党制乃美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你说两党与纳粹一样，岂能容你?他的上司艾森豪威尔虽然表面装得对政治一无所求，但暗中却在为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努力，岂能容忍这个给他添乱的下级?不过，工于心计的艾森豪威尔还是先给了巴顿一个台阶让他下，而没有马上解他的职。他让巴顿公开收回他的上述信口开河的话。巴顿照办了，但他又画蛇添足地说了许多为自己辩解的话他的辩解终于让艾森豪威尔忍无可忍，在社会舆论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压力下，最终采取了果断措施，免去巴顿第3集团军司令和驻巴伐利亚军事长官之职，而任命其为有名无实的第15集团军司令。这是一个空架子的集团军和空头司令，他的任务只是带一些参谋和文职人员整理二战欧洲部分的军事史而已。
在离开生死与共、横扫欧洲的第3集团军时，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不眨眼的巴顿泪水涟涟，哽咽得说不出话，好不容易读完了他那十分简短的告别演说。巴顿自此从精神上毁灭了。他心中愤愤不平，表面上却玩世不恭。他用打猎之类的消遣来麻醉自己，以抚平心头的伤痕。就在1945年底，在曼海姆附近，他的轿车与一辆军用卡车相撞。他受了重伤，颈部折断，颈以下全部瘫痪，同年12月21日，他在海德堡的一所医院里溘然逝去。巴顿死得非常平静，似乎并未感到有多少痛苦，或者说他并不把肉体上的痛苦当做痛苦。就在他生命的最后3天，他仍然不时地与护理他的女护士开玩笑，风趣幽默的语言不时逗得小护士们哈哈大笑。他似乎是要以微笑来面对死亡，似乎是在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
是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个职业军人的适当归宿是在最后一战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而干净利索地死去。”本来他的这一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只是因为侥幸，才使他死里逃生。在战争结束之际，他乘坐的飞机曾遭到攻击，一位没有经验的英国飞行员驾驶的战斗机误将他当做了敌人。此人的没经验险些送了他的命；而幸亏此人没经验，他才捡回一条命。还有一次，他乘坐的吉普车与一辆牛车相撞，牛车上的一根长杆撞伤了他的头部。自战争结束后他已经预约了死亡，强烈地感到在和平时期无所事事，还不如死了更愉快、更可取。
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孩子们讲，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当孩子们制止他说这类丧气话时，他说：“真的，有人已经向我透露了。”现在，当他盼望的时刻就要到来时，就像他制订的一项作战计划就要实现一样，他当然只有嫌迟而不会怨愤，只有“幸福”而没有痛苦了巴顿虽被解除了第3集团军司令之职，但他的遗体仍与第3集团军的6000名阵亡者葬在一起。他能与自己的部下永远呆在一起，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他未能像某些安葬在华盛顿国家公墓的将军那样显赫、排场，而是埋在了异国他乡，但他比那些人显然要幸福得多他永远不会感到孤独，因为有6000名部下做伴；他再也不用对付那些来自各方面的明枪暗箭，免遭其不愿承受的羞辱，而终于可以安静了。
巴顿逝世后，有人为之惋惜，也有人为之高兴，但理解他的人认为他死得其所。《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写道：“他不是一位和平人物。也许他宁愿在他所热爱的部下都在忠诚地跟随着他的时刻死去。他的祖国会以同样的忠诚怀念他。”他那近乎“无字碑”的碑文上仅有两行必不可少的字——“乔•S•巴顿／第3集团军上将，军号02605”——虽然没有歌功颂德的碑文，但二战的历史已为他写好了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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