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工作组第五小组的工作，从建立关系工作，到领导工作，都曾扩大和加强了。所收集的情报和根据某些情报中所发现的问题而加以处理，都表现得有相当的收获。可是，从各位同志处理业务的立场和作风上，却到处暴露着可怕的温情主义的偏向。这种温情主义的根源，是因为某些同志在思想上还没有搞通，他们以为对敌人可以残酷些，对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却可以客气些，可以不必那么认真，这是应该受严厉批评的。同志们！在今天的工作总结会议中，我不得不强调向大家指出，就是：谁能够本质上以对待敌人的立场和原则来对待同盟者，谁就是最正确的！谁就最值得嘉奖的！为了完成任务的便利，虽然技术上，形式上对待敌人和友人稍有差别，可是，如果谁把技术上的运用侵犯到原则，形式上的冲淡影响到本质和内容，谁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同志们！你们了解了吗？在处理这类问题上，我们政治保卫工作者的任务是：用对待敌人的方法，用对待敌人一样高的政治警觉性，来控制、监视任何的同盟者，防止──不，不容许他们再变成敌人。如果发现有一丝一毫形迹，他们会变成敌人的可能，便要立刻处理，绝不允许犹疑！如果在同盟者队伍里，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敌人，那么，便立刻去歼灭他……。
「同志们！尤其是领导干部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必须肃清观念中的温情主义偏向，站稳立场，正确作风，提高技巧，掌握政策，百分百地去完成任务………。
这就是特务头子杨帆，在一九五○年，对于二工组第五小组夏季工作总结会报时的指示。像这样的说话，在对中共内部的干部会议中发表，是无所谓的，即使听者有的感到警讶，有的感到骇惧，还是不会激起多大的风浪的。可是，像这样露骨的谈话，如果公布在解放日报上恐怕马上有许多同盟者，尾巴党分子，无耻的靠拢者给吓坏了。在中共特务头子的辩证看法里，原来同盟者是跟敌人一样的。我们对「友人」那么残酷了，可是杨帆还批评我们犯着温情主义的偏向，难道，还要迫我们对同盟者走上滥捉滥打滥杀的道路才是正确的吗。
在情委会期间，我除了对本身专任的第五小组业务全神贯注外，对第二工作组的其他部门，因副组长的关系，也不得不有时注意的。如今回忆起来，有些也值得在这里记一记的。
第二工作组每天综合各小组的情报，编辑油印成一小册，必须放下午四时前发出，一份留本组，一份送胡主委，一份分送三室，另五份分送杨帆、王范、李士英、陈毅、饶漱石。后来又增送一份给刘晓，一份报中央社会部。但特别珍贵机密的情报，必须以密电方式，密封呈报上级，而不列入油印册内，以免□漏。核定情报编印列报与否，主权全操在张浩手上，胡主委不能兼顾，别的副组长无权过问。我对张浩的专横，开始是不服，是质询，是批评，后来便是争执，最后只好置之不理，其他二位副组长也是差不多。从对中统系，CC党干系，工特系，所谓反动社团，会门团体中各种内线报来的情报中所发现须要处理的问题──决定作监视或逮捕等处理办法的决断者，只是张浩，有时，不大重要的对象，他决定执行后，连对胡主委和杨部长也用不着签请批准，便去执行了，这种专横作风，常使胡静波为之瞠目结舌，但杨帆却是善于事后追认他的所作所为的，如果干得出成绩来，还传令嘉奖。但老胡和我们呢，如果不「事先请示，事后报告」，那么，即使你干出天大的成绩，也难免遭受处分的，原因无他，完全是由于他是老杨的心腹干部，是老杨的嫡系，他才敢「无组织，无纪律」到这样的程度。
据说，破获中统系上海潜伏组唐煌案，是张浩不经请准，擅予迅速执行的结果。因为能够大胆地从发现线索，到破获伪造人民币的印刷所，到捉到唐煌，才报告杨帆，是功在迅速。若等待辗转请准，怕唐煌早就溜走了，所以，老杨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大加嘉诩。尔后，这种作风，便越来越发展得利害了。
大约由上海解放，到我离开上海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属二工组工作范围的特务或嫌疑分子，遭受非法逮捕的不下千馀人，遭受决定秘密监视或公开管制的不下万馀人。大约初被监视管制者，除一部分交由情委会的直属侦察干部或地方情报单位继续给予跟踪、打梢、侦查等秘密监视外，馀则将案移交二室分发各地方管制单位给予公开管制。公开管制是与地方公安派出所与民政机关相配合的，所以，很多国特嫌疑比较轻的CC党发干部，在不知不觉中给予监视或管制时，偶然受到管制者对他怀疑加重而加逮捕，则多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或分局出面，而非由情委会直接出面，他就是这个原因。像过去曾当过潘公展秘书，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科长的皮松年，虽非存心靠拢，但却目击国民党大势已去，亡在旦夕，更因误信共党的虚伪宣传，以为在宽大政策之下，作个顺民，苟全性命于乱世，总是可以的。那晓得上海解放后不久，皮便立刻给张浩批交地方单位管制着，不但连职业找不列，离开上海市到国内别处去也不许可。失业经年，典当拍卖殆尽，最后，只好决定，打算偷偷溜到国外的香港。但这计画和准备，却给地方管制单位侦察到了，正在他动身前夕，虹口公安分局就把他关进牢里，饱嗜铁窗风味后，再放出给予公开管制，每天到住所附近的公安派出所报到一次。这样同时由里弄小组日夜监视，就连远程偷跑的可能也剥夺了。到了今年五月大逮捕时，闻又被公安分局关进牢里，迄今下落不明。这就是情委会地方单位与地方公安，民政机构配合监视、管制的一例。每个公安分局一个情报单位与一个管制单位，都是属于社会部的，前者属情委会，后者属二室，而后来上海市公安部名义上撒销，便成立了一个公安总局下的社会处，而处下组织，编制与公安部一样，人事上全由社会部分拨下来，分担地方工作。
情委会的业务会报，是每星期召开一次的，情委是当然的出席者，各工作组副组长而非情委的，在特许下也可以列席。像我们这样缺乏发言权利的历史「不清白」者，还是以少说话为妙的，除非事实上被催迫不过，不得不提出业务上的问题，付诸讨论时，才勉强简单地说几句话。但是，老杨那些亲信们，就好像不多说话，就不足以表现他（她）们的说话天才一样，动辄滔滔不绝，使我们厌烦疲倦，恨不得借故遁开。尤其是当老杨也抽空参加会报时，他的徒子徒孙们，便各自尽情表演，希博得他们的老板的赏识了。
在一九五○年初春，华东社会部接到由台湾的地下电台发来的电报，报告因自沪、宁、杭解放后，半年来地下潜伏组织被破坏殆尽，迫得决定在一九五○年，再派遣大批干部，取道舟山，潜进沪、宁、杭地区继续潜伏活动。跟着那些早就渗进国民党各种特务机关的内线，均分别由各内线系统所掌握的地下电台，发来了一连串详确的电报，军统系国防部保密局，第二厅，与蒋经国系的国防部政治部等机构内呐内线，前后由台北地下台，凤山地下台，与龟山岛的地下台发来了报告，有的报告了派出的特务底名单，有的连特务们的简历，及派离台北的日期也详报了。而从中统系内政部调查局的内线，由台北及新竹等地的地下电台发来的电报，也报告了内调局亦派遣出一批干部离台，一部亦取道舟山，一部则取道香港潜入广州再转入各地，名单简历也一列列报告来了。同时，中央社会部也有指令急电下来，同样是指出了这事件的严重性。大约，中央派台的直属内线，也有同样报告去了。
这些密电是由华东社会部的几个呼号不同的电台分别收到，先送到部的秘书处，呈杨帆审阅过，才批给情委会有关各工作组签办的。各工作组经过清查各种国特系统，过去被中共所收集编制的用名及简历卡片──这些卡片是按姓氏笔划多寡顺序编成的，多数附上简历及社会关系，有些还附上照片。所以，对着电报清查起来，很容易便了解了一部分，不能了解的，就只有一些新进特务──分别抄录附注电报后。跟着，舟山的地下电台也有急电来了，而且，几通名单，算起来有六十多人，打算于夜间乘帆船分三处登陆，一处在浦东川沙、南汇一带，一处在钱塘江口金山卫、乍浦附近，一处在宁波附近。三伙人都有各该地的本地人带路及准备登陆后作社会环境掩护，而且，各伙都配备了短枪，手榴弹，计时炸弹，每人身怀值黄金二两之川资。这就表明了必要时就打游击，而计时炸弹，据情报指出，是计画进入上海后，不惜任何牺牲，要暗杀杨帆、李士英、陈毅、饶漱石的。这些来自台湾舟山的情报，都曾使华东社会部震动起来。
于是，在一个午夜里，杨帆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情委会的紧急会议，讨论调派与各种国特系统有关的情委，尤其是那些在军统，中统，团统，工特系统内生活了十年八年以上的干部，都要一齐出动，配合公安部队，到上述三个地点去迎接。开会时，杨帆首先宣布：这个会结束后，三队人马立刻出发。因为刚才接得舟山潜伏在军统系与中统糸的内线分别拍来的急电，说国特们就在今明两天的夜间，由海军登陆艇护送帆船靠岸登陆，除已密电各地严密准备外，部里的人马必须及时赶到。因而，杨帆要求这个会议，应尽快结束。
可是，恰如上面所述及，那些自命「清白」而嫡系的人们，却也一如过去，在老板面前企图大加表演，渴望抓着这个重要机会，来大大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干，好邀老板的赏识。
当杨帆循例这样一问：「同志们！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意见没有？」声犹未了，这边站起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大篇他底补充计画，那边又站起一个人，同样他滔滔不绝地提供了他底补充计画，两个、三个、五六七……个，一部分人的结论这样说：「我的计画不但可使登陆的国特被一网打尽，半个逃不了，而且，还可使他们永远不敢作这样的冒险。」一部分人的结论这样说：「假如照着我的计画，把宁波、金山卫的两路逮捕起来，单独放开浦东一路，给他们在我方监视下入市，待他们与市内国特地下机构取得联络后，再给予全面破获。这样不但把他们一网打尽，而且，还扩大了战果，使他们残存的一点未被发现的地下组织，再受到澈底的破坏，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样子，你说一顿，我驳一顿，几乎闹到天亮了，还没有结果。我们这些会说话的「哑巴」，固然不耐烦，而杨帆也忍耐下住了，沉不住气，突然用拳头捶着桌子大声说：「天亮了！天亮了！现在要马上出发，时间不容许我们再乱纷纷的讨论了。现在大家用举手来表决吧，现在统计起来，意见不过有三种，赞同我的处理办法的举手！」
这么一来，谁都可以料到，举手赞同老杨的办法的当然占了大多数。老杨看见举手解决了问题，还怒犹未息地说：「尔后讨论问题，大家不能再这样乱发言了，这算得什么会议呢？」
后来的结果，却是并不如杨帆的希望，仅是两路被截到，一路却给逃脱了。
而情委会内，就为了追踪这逃脱的一路人马而乱糟糟地吵闹了几个月。根据名单，被抓到的并不多，却害了与这些名单有点社会关系的人们，饱受监视、管制，甚至被一度逮捕的痛苦。
情委会的工作表现，多是得力于内线的，杨帆曾一再郑重指出：「没有内线，就没有正确的情报！」因而，根据我的了解，华东社会部三室和情委会，现在不但继续在台湾大陆的游击队内培养内线，而且，对国特机关在解放区的潜伏组织，他们是采取一定程度的「保留主义」的──这就是他们对某一国特系统留沪组织虽然已可以掌握，但如果估计它的破坏力不大，而自己已有内线在内活动的话，常常是有计画的保留它的。等待这一系统国特由别地派来沪时，与它接上关系的增多了，才放弃了对它的「保留主义」，而予以一网打尽。这是最毒辣的斗争技术之一。
往事萦徊，伤心倍甚！当我执笔写这篇文章时，正杨帆、胡静波、马福和、周立（高方中前妻）均曾先后抵港。有的正在布署对台湾的渗进工作，有的在港从事破坏国特驻港机构的活动，和破坏「第三势力」运动。而有一二人，更曾狭路相逢过。可是，大家都黯然无言地避开了。我特借此寄语这些得意的与失意的共特老朋友们：「早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吧。虽然淡伯，却也精神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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