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4-09 09:44:33作者：
莆田是福建省的一个小城市，近日一场拆迁将众多官员牵涉其中。在莆田市荔城区后塘片区旧城改造拆迁过程中，四千多拆迁人口中有近千名官员，因为不满过低的拆迁补偿，一百多人顽强抵抗，而这些拒绝拆迁的官员的房屋则被强行拆除。
据《南方周末》报道，“咱家房子被扒了！”2007年3月14日中午，丈夫的求救电话打进了王玉芳的办公室。听到消息，这位福建省莆田市政协文教委员会主任——正处级官员，很久没有缓过神来。挖掘机的轰鸣中，院子里尘土飞扬。墙塌了，门、窗被卸了，衣服、柜子、电器随处可见。几十个手持各式工具的“ 迷彩服”站在各个角落，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
拆迁由三位官员亲自“督战”：陈紫福，莆田市荔城区政协副主席——拆迁工作副总指挥，副处级；林荣斌，荔城区镇海街道办书记，拆迁协调小组副总指挥，正科级；方嘉华，荔城区卫生局纪检书记，拆迁工作小组第十组组长，副科级。王玉芳与陈紫福同在政协工作，王玉芳官高半级。2005年12月之前，她还曾任荔城区副区长，是林荣斌和方嘉华的直接上级。“小官员敢扒了大官员的房子？”围观者议论纷纷。
一百多个官员成了“钉子户”
莆田市后塘片区旧城改造中，王玉芳成为第一个被强拆的处级官员。据2006年12月15日的统计数字，因不配合拆迁被点名的官员，有一百多名。此时，距拆迁公告张贴的时间已近八个月。
不支持拆迁的理由很简单：比较同一条路段上的三次拆迁，此次补偿要低很多——每平方米两百元。而拆迁协议被称为“霸王条款”：补偿标准按1997年计算，安置房的标准按2006年计算。“如果想换没有装修的新房子，每平方米我们要倒贴一千两百元。”一位被列入拆迁户的官员抱怨道。
这一百多户官员在此地的房产大多可观：市农业局的一位科级官员，房子占地七百八十平方米，建筑面积四百多平方米；莆田医院一位退休官员，住三层小楼，独门独院，建筑面积近三百平方米；王玉芳家，其夫兄弟俩同住一院，约七百平方米。
拆迁工作有关负责人说：补偿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来的，其实并不低，是某些人胃口太大。而对与前两次拆迁补偿的差距，“地理位置不一样，开发商不一样”。具体价格是开发商自行定下来，具体如何定，他们不太清楚。而据其统计，全市80%以上的市民都拥护这个项目。
一个现实情况是，在官员们的“带头”下，本应于2006年10月完成的拆迁工作，直至11月，签约的拆迁户不足一半。这震动了莆田有关方面，2006年12月，后塘片区旧城改造拆迁工作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协调小组”)向全市的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发出《情况通报》，将所有未签约的官员名单一一列出。这些官员被分为五类，分别属于市直机关、市直公检法机关、市直教育系统、荔城区和城厢区各级机关单位，被点名者超过一百个。
实力强劲的拆迁小组
有些“钉子户官员”将拆迁小组戏称为“同事对立面”。拆迁地所在的荔城区成立了协调小组，“组织精兵强将投入项目拆迁安置工作，仅科级官员就有二十多人。其他成员均是经验丰富的一线官员”。项目协调小组是拆迁工作的上级机构，由18人组成。组长赵黎明，前不久刚被提为荔城区政协主席，此前曾任荔城区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组员包括两位区政协副主席以及区建设局局长在内的多名部门一把手。
协调小组下设18个工作组，每组有一名组长，五至六名组员。组长由包括荔城区镇海街道办副书记、副主任在内的副科级官员担任，组员从荔城区各职能部门抽调组成。八百多拆迁户被18个工作组分摊，采取分包责任制。一位组员说：“拆迁是很得罪人的事，但是上级要求的任务，想不参加也没办法。”而莆田市委宣传部报道组组长黄主任也称：“参加拆迁工作的官员压力很大，既要维护稳定，又要完成任务，实在是一件苦差事。”
工作组成员都是从机关抽调的，原单位的工资、奖金、福利等待遇一样不少，拆迁成绩突出者还可以得到晋升。一百二十多位基层官员活跃在拆迁工作的前线，尽管与拆迁官员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出于种种目的，工作组 “不徇私情”，与拆迁户——主要是其中的官员——进行博弈。
七名处级官员被点名
一位知情者认为：2006年11月8日，双方的激烈博弈真正开始了。工作组向莆田市委、市政府递交了《后塘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签约情况汇报》。上面称：旧城改造项目目前阻力相当大，主要来自官员。“汇报”中，七名未完成签约的市管处级官员被一一点名。其中包括莆田市计生局局长、莆田市涵江区委一位副书记，以及莆田市仙游县委常委等人。
“汇报”还指出，几位官员目前“思想不通尚未签约”，甚至有官员“思想不通并非法串访散布各种谣言”。莆田市委书记袁锦贵于2006年11月10日批示：请翁毅彪主席代表市委、市政府找这些同志开一个座谈会。十天后，市政协主席翁毅彪亲自主持召开了几位处级官员的座谈会。王玉芳等人解释：房子的产权不属于自己，自己无权处置。
“没权处置房产”的说法被当作“托词”，上级还是将未签约归咎于他们“思想不通”。解决拆迁问题成了官员们首当其冲的“政治任务”，其中有人因此被停职。为保证工作效率，市、区“效能办”还向各级党政机关发出了“限时签约通知 ”：未按时完成签约任务的单位，当年的绩效评估和年度考核将被降低，个人和单位的评先资格也要受到影响。一位在莆田市直机关工作的官员称：“我们单位三名没有签约的官员都被停职了几天，但由于工作没人接替，后来也还是上班了。”
王玉芳的丈夫方建雄说：“为了争取合理的拆迁补偿，我们也动用了很多私人关系，但没有进展。加之种种压力，妻子开始动摇了。”拆迁问题逐渐打破了家庭的平静，夫妻俩经常吵架，方建雄认为补偿太低，拒签立场坚定，而王玉芳则认为丈夫“影响了她的进步”。王玉芳在政治前途和家庭利益之间艰难权衡，最终做出了妥协：2007年春节前，她签字同意拆迁两间房子，占房子总数的1/10。然而，一个多月后，房子还是全部被强行拆除了。一位对王玉芳家的情况比较了解的人称：“只拆两间房很难操作。由于她家的房子已经丈量完毕，工作组索性就把整个房子都扒掉了。”
纪检之威
“政府对一般官员施加压力最常用的手法，是请纪检、监察部门出面。”一位被拆迁的官员说。2006年8月，荔城区纪检部门的上级就曾多次找部分人调查、谈话，内容都是类似工作期间的考勤是否属实、曾经有过两个月的病假条有没有作假、从外地调回的手续是不是合法等事。
“不就是想让我签约吗？何苦惊动纪委呢？”方建雄认为此类调查很可笑，“我在4月份就已退休了，更何况我既不是党员又不是部门负责人。”“纪检部门的调查力度并不一致。一般来说，荔城区级的机关力度比较大，而市直机关和其他区县单位的力度相对较小。”蔡斯明说。他在市农业局工作，上级只是“私下关心”，并没有动真格的。由于后塘片区旧城改造是荔城区的重点工程，该区自然要比其他机关单位更努力。
马成(化名)是荔城区某机关的一般官员。他称，“单位的纪检部门觉得我这部门有油水可捞，使劲地查我的经济问题，而机关单位难免有吃喝。我爱人在区里一家学校当老师，也已经参加四十天的‘学习班’了。压力太大，只好签。”市政协主席翁毅彪，是后塘片区改造项目的挂钩负责人。据莆田市《湄州日报》报道，他曾在拆迁协调会上强调：“对干扰项目建设的官员，纪检监察部门要严肃处理。”
“工作组成员的选择也是别有用意的。”一位退休官员点出其中玄机，“至少五名工作组的组长是单位的纪检负责人。”协调小组的负责人对此的解释是：抽调来的官员都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多名纪检负责人的参与是为了监督工作组自身。
老官员反拆“联盟”
种种压力下，2007年2月6日，第一间房子终被拆除。协调小组的负责人说：强制拆迁的多是违章搭盖的部分——他们迫不得已，毕竟也要争取时间，上面也有压力。至今，后塘片区被拆迁的户数为38个，其中大部分是退休官员。和那些低调的现任官员不同，这些老官员们是抵制拆迁的中坚力量。他们大都是知识分子，不停地搜集证据、材料，向住户宣传拆迁项目中的问题。
几乎每天午饭后，老官员会自发地聚集到一起，如何应对拆迁的“秘密会议”开始了。他们行动很谨慎，开会前要站在院门口张望很久，说话声音也不大，“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斗争经验丰富。”一位组织者说。“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内线。”退休官员刘兴嘉一脸神秘地说。“这就是成果，”他拿出一份《关于东园路中段后塘片区改造的备忘录》说，“我们在会后第二天就拿到这份文件了，才知道开发商和政府签订‘委托拆迁协议’。”
老官员们的活动能力令人惊叹——他们提供了厚厚一叠材料，包括当地政府关于后塘片区拆迁项目的所有文件。3月24日，莆田市医院一位退休官员给大家带来了内部消息：政府正在确定12户强拆名单，几位活跃的老官员都位列其中。
这个消息并没有让他们情绪激动：“我们早就等着他们来扒了，扒了之后也总要给一个说法吧！”“现在只有我们这帮老头挺着了，孩子们有难处，不能影响他们进步。”陈金如说。他今年77岁，退休前任城厢区党委政法办公室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城厢区政法委书记)，儿子陈中是市检察院法规处处长。陈金如的儿媳在学校工作，也已经被停课五十天。组织上曾先后找陈中谈过四次话，但陈金如终究坚持了下来。
“我就是要出头，只为老党员的正义感！”一位有着53年党龄的老官员称要坚持到最后，“这不仅仅是经济利益问题，拆迁工作组没有出示过任何合法手续，连起码的听证会都没有开，跟中央的政策差太远了。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见到过项目的立项批准，这意味着房产证不一定能拿到。”退休官员郭国新称，“我并不缺钱，就是要讨一个公道。”大年初九，郭国新的房子就被强行拆掉了——他被称为后塘片区的“刺头”，工作组对他已无计可施。
微妙的官场变化
但消息所称的12户老官员，至今还未被强制拆迁。可以看出，政府在争取时间和保持团结安定之间选择谨慎。莆田市荔城区后塘片区旧城改造，是该市城市规划中的重点工程。项目拆迁总户数约八百个，拆迁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是莆田市至今涉及拆迁户最多、拆迁面积最大的一项工程。
而一场拆迁将众多官员牵涉其中，在莆田史上也绝无仅有。四千多拆迁人口中有近千名官员，至今仍有一百多人顽强抵抗，加之一百二十多人的工作小组，这场拆迁已经牵动了莆田官场的神经。“莆田是个小城市，工作组里的很多人以前都认识，有的关系还很好，但现在见面连招呼都不打，跟仇人一样。”一位官员说。
蔡斯明坦言拆迁带来的影响：“我上班的情绪经常不能稳定，总得担心房子什么时候被扒，工作状态肯定要打折扣。而且，我相信所有的官员都会有不满的情绪，即使是已经签约的，这种情绪势必会影响到机关工作。”黄主任则表示：不愿拆迁的官员存在一些侥幸心理，还是思想上想不通。官方统计，目前仍有六十多名官员未签订拆迁协议。但他认为，政府还是能做好他们思想工作，旧城改造工程将顺利进行下去。
据《南方周末》报道，“咱家房子被扒了！”2007年3月14日中午，丈夫的求救电话打进了王玉芳的办公室。听到消息，这位福建省莆田市政协文教委员会主任——正处级官员，很久没有缓过神来。挖掘机的轰鸣中，院子里尘土飞扬。墙塌了，门、窗被卸了，衣服、柜子、电器随处可见。几十个手持各式工具的“ 迷彩服”站在各个角落，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
拆迁由三位官员亲自“督战”：陈紫福，莆田市荔城区政协副主席——拆迁工作副总指挥，副处级；林荣斌，荔城区镇海街道办书记，拆迁协调小组副总指挥，正科级；方嘉华，荔城区卫生局纪检书记，拆迁工作小组第十组组长，副科级。王玉芳与陈紫福同在政协工作，王玉芳官高半级。2005年12月之前，她还曾任荔城区副区长，是林荣斌和方嘉华的直接上级。“小官员敢扒了大官员的房子？”围观者议论纷纷。
一百多个官员成了“钉子户”
莆田市后塘片区旧城改造中，王玉芳成为第一个被强拆的处级官员。据2006年12月15日的统计数字，因不配合拆迁被点名的官员，有一百多名。此时，距拆迁公告张贴的时间已近八个月。
不支持拆迁的理由很简单：比较同一条路段上的三次拆迁，此次补偿要低很多——每平方米两百元。而拆迁协议被称为“霸王条款”：补偿标准按1997年计算，安置房的标准按2006年计算。“如果想换没有装修的新房子，每平方米我们要倒贴一千两百元。”一位被列入拆迁户的官员抱怨道。
这一百多户官员在此地的房产大多可观：市农业局的一位科级官员，房子占地七百八十平方米，建筑面积四百多平方米；莆田医院一位退休官员，住三层小楼，独门独院，建筑面积近三百平方米；王玉芳家，其夫兄弟俩同住一院，约七百平方米。
拆迁工作有关负责人说：补偿是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来的，其实并不低，是某些人胃口太大。而对与前两次拆迁补偿的差距，“地理位置不一样，开发商不一样”。具体价格是开发商自行定下来，具体如何定，他们不太清楚。而据其统计，全市80%以上的市民都拥护这个项目。
一个现实情况是，在官员们的“带头”下，本应于2006年10月完成的拆迁工作，直至11月，签约的拆迁户不足一半。这震动了莆田有关方面，2006年12月，后塘片区旧城改造拆迁工作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协调小组”)向全市的各级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发出《情况通报》，将所有未签约的官员名单一一列出。这些官员被分为五类，分别属于市直机关、市直公检法机关、市直教育系统、荔城区和城厢区各级机关单位，被点名者超过一百个。
实力强劲的拆迁小组
有些“钉子户官员”将拆迁小组戏称为“同事对立面”。拆迁地所在的荔城区成立了协调小组，“组织精兵强将投入项目拆迁安置工作，仅科级官员就有二十多人。其他成员均是经验丰富的一线官员”。项目协调小组是拆迁工作的上级机构，由18人组成。组长赵黎明，前不久刚被提为荔城区政协主席，此前曾任荔城区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组员包括两位区政协副主席以及区建设局局长在内的多名部门一把手。
协调小组下设18个工作组，每组有一名组长，五至六名组员。组长由包括荔城区镇海街道办副书记、副主任在内的副科级官员担任，组员从荔城区各职能部门抽调组成。八百多拆迁户被18个工作组分摊，采取分包责任制。一位组员说：“拆迁是很得罪人的事，但是上级要求的任务，想不参加也没办法。”而莆田市委宣传部报道组组长黄主任也称：“参加拆迁工作的官员压力很大，既要维护稳定，又要完成任务，实在是一件苦差事。”
工作组成员都是从机关抽调的，原单位的工资、奖金、福利等待遇一样不少，拆迁成绩突出者还可以得到晋升。一百二十多位基层官员活跃在拆迁工作的前线，尽管与拆迁官员户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出于种种目的，工作组 “不徇私情”，与拆迁户——主要是其中的官员——进行博弈。
七名处级官员被点名
一位知情者认为：2006年11月8日，双方的激烈博弈真正开始了。工作组向莆田市委、市政府递交了《后塘片区旧城改造项目签约情况汇报》。上面称：旧城改造项目目前阻力相当大，主要来自官员。“汇报”中，七名未完成签约的市管处级官员被一一点名。其中包括莆田市计生局局长、莆田市涵江区委一位副书记，以及莆田市仙游县委常委等人。
“汇报”还指出，几位官员目前“思想不通尚未签约”，甚至有官员“思想不通并非法串访散布各种谣言”。莆田市委书记袁锦贵于2006年11月10日批示：请翁毅彪主席代表市委、市政府找这些同志开一个座谈会。十天后，市政协主席翁毅彪亲自主持召开了几位处级官员的座谈会。王玉芳等人解释：房子的产权不属于自己，自己无权处置。
“没权处置房产”的说法被当作“托词”，上级还是将未签约归咎于他们“思想不通”。解决拆迁问题成了官员们首当其冲的“政治任务”，其中有人因此被停职。为保证工作效率，市、区“效能办”还向各级党政机关发出了“限时签约通知 ”：未按时完成签约任务的单位，当年的绩效评估和年度考核将被降低，个人和单位的评先资格也要受到影响。一位在莆田市直机关工作的官员称：“我们单位三名没有签约的官员都被停职了几天，但由于工作没人接替，后来也还是上班了。”
王玉芳的丈夫方建雄说：“为了争取合理的拆迁补偿，我们也动用了很多私人关系，但没有进展。加之种种压力，妻子开始动摇了。”拆迁问题逐渐打破了家庭的平静，夫妻俩经常吵架，方建雄认为补偿太低，拒签立场坚定，而王玉芳则认为丈夫“影响了她的进步”。王玉芳在政治前途和家庭利益之间艰难权衡，最终做出了妥协：2007年春节前，她签字同意拆迁两间房子，占房子总数的1/10。然而，一个多月后，房子还是全部被强行拆除了。一位对王玉芳家的情况比较了解的人称：“只拆两间房很难操作。由于她家的房子已经丈量完毕，工作组索性就把整个房子都扒掉了。”
纪检之威
“政府对一般官员施加压力最常用的手法，是请纪检、监察部门出面。”一位被拆迁的官员说。2006年8月，荔城区纪检部门的上级就曾多次找部分人调查、谈话，内容都是类似工作期间的考勤是否属实、曾经有过两个月的病假条有没有作假、从外地调回的手续是不是合法等事。
“不就是想让我签约吗？何苦惊动纪委呢？”方建雄认为此类调查很可笑，“我在4月份就已退休了，更何况我既不是党员又不是部门负责人。”“纪检部门的调查力度并不一致。一般来说，荔城区级的机关力度比较大，而市直机关和其他区县单位的力度相对较小。”蔡斯明说。他在市农业局工作，上级只是“私下关心”，并没有动真格的。由于后塘片区旧城改造是荔城区的重点工程，该区自然要比其他机关单位更努力。
马成(化名)是荔城区某机关的一般官员。他称，“单位的纪检部门觉得我这部门有油水可捞，使劲地查我的经济问题，而机关单位难免有吃喝。我爱人在区里一家学校当老师，也已经参加四十天的‘学习班’了。压力太大，只好签。”市政协主席翁毅彪，是后塘片区改造项目的挂钩负责人。据莆田市《湄州日报》报道，他曾在拆迁协调会上强调：“对干扰项目建设的官员，纪检监察部门要严肃处理。”
“工作组成员的选择也是别有用意的。”一位退休官员点出其中玄机，“至少五名工作组的组长是单位的纪检负责人。”协调小组的负责人对此的解释是：抽调来的官员都有很丰富的工作经验，多名纪检负责人的参与是为了监督工作组自身。
老官员反拆“联盟”
种种压力下，2007年2月6日，第一间房子终被拆除。协调小组的负责人说：强制拆迁的多是违章搭盖的部分——他们迫不得已，毕竟也要争取时间，上面也有压力。至今，后塘片区被拆迁的户数为38个，其中大部分是退休官员。和那些低调的现任官员不同，这些老官员们是抵制拆迁的中坚力量。他们大都是知识分子，不停地搜集证据、材料，向住户宣传拆迁项目中的问题。
几乎每天午饭后，老官员会自发地聚集到一起，如何应对拆迁的“秘密会议”开始了。他们行动很谨慎，开会前要站在院门口张望很久，说话声音也不大，“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斗争经验丰富。”一位组织者说。“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内线。”退休官员刘兴嘉一脸神秘地说。“这就是成果，”他拿出一份《关于东园路中段后塘片区改造的备忘录》说，“我们在会后第二天就拿到这份文件了，才知道开发商和政府签订‘委托拆迁协议’。”
老官员们的活动能力令人惊叹——他们提供了厚厚一叠材料，包括当地政府关于后塘片区拆迁项目的所有文件。3月24日，莆田市医院一位退休官员给大家带来了内部消息：政府正在确定12户强拆名单，几位活跃的老官员都位列其中。
这个消息并没有让他们情绪激动：“我们早就等着他们来扒了，扒了之后也总要给一个说法吧！”“现在只有我们这帮老头挺着了，孩子们有难处，不能影响他们进步。”陈金如说。他今年77岁，退休前任城厢区党委政法办公室主任(相当于现在的城厢区政法委书记)，儿子陈中是市检察院法规处处长。陈金如的儿媳在学校工作，也已经被停课五十天。组织上曾先后找陈中谈过四次话，但陈金如终究坚持了下来。
“我就是要出头，只为老党员的正义感！”一位有着53年党龄的老官员称要坚持到最后，“这不仅仅是经济利益问题，拆迁工作组没有出示过任何合法手续，连起码的听证会都没有开，跟中央的政策差太远了。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见到过项目的立项批准，这意味着房产证不一定能拿到。”退休官员郭国新称，“我并不缺钱，就是要讨一个公道。”大年初九，郭国新的房子就被强行拆掉了——他被称为后塘片区的“刺头”，工作组对他已无计可施。
微妙的官场变化
但消息所称的12户老官员，至今还未被强制拆迁。可以看出，政府在争取时间和保持团结安定之间选择谨慎。莆田市荔城区后塘片区旧城改造，是该市城市规划中的重点工程。项目拆迁总户数约八百个，拆迁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是莆田市至今涉及拆迁户最多、拆迁面积最大的一项工程。
而一场拆迁将众多官员牵涉其中，在莆田史上也绝无仅有。四千多拆迁人口中有近千名官员，至今仍有一百多人顽强抵抗，加之一百二十多人的工作小组，这场拆迁已经牵动了莆田官场的神经。“莆田是个小城市，工作组里的很多人以前都认识，有的关系还很好，但现在见面连招呼都不打，跟仇人一样。”一位官员说。
蔡斯明坦言拆迁带来的影响：“我上班的情绪经常不能稳定，总得担心房子什么时候被扒，工作状态肯定要打折扣。而且，我相信所有的官员都会有不满的情绪，即使是已经签约的，这种情绪势必会影响到机关工作。”黄主任则表示：不愿拆迁的官员存在一些侥幸心理，还是思想上想不通。官方统计，目前仍有六十多名官员未签订拆迁协议。但他认为，政府还是能做好他们思想工作，旧城改造工程将顺利进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