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4-01 10:34:19作者：
中国辛亥革命领袖、首个地域性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华兴会的领导人黄兴（黄克强 见图）在民国历史上与孙中山齐名，威望甚高。在清朝被推翻后，同盟会曾推荐黄兴为临时大总统，但黄兴坚决不肯出任，而是力挺孙中山，甘心作为历史的“配角”。
华兴会以及黄兴的历史功绩
中国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1894年孙中山建立兴中会为起点，其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首先从国外开始，然后再向国内渗透发展。而开“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的则是长沙华兴会。
华兴会的领导人就是黄兴。1903年 l1月4日，黄兴以庆贺三十大寿为名，邀约刘揆一（长沙府湘潭人，早年就读长沙岳麓书院）、陈天华、章士钊等共12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集会，商议筹设革命团体等事项。会上决定成立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以“兴办矿业”为名，入会者均称人股，“股票”即会员证，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含“扑灭满清”之意。
1904年2月15日（癸卯年除夕），华兴会借除夕聚宴之机，在龙璋的西园寓所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除发起的12人外，尚有省内外百余人。会上，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方针，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号召。
会后，华兴会建立了相当庞大但不够严密的组织系统。它的总机关为“华兴公司”，设在长沙南 门外。在长沙小吴门正街设立东文补习所，名为教授日文，实为华兴会活动机关；又在东街设立作民译社，“以讲求实学，翻译新书为宗旨”，作为华兴会的宣传和联络机关。此外，在醴陵设立禄江学堂，刘揆一任监督，负责调度各路发难事宜。许多会员分赴其它各府、县开展活动，华兴会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中心。在省外，又设“上海爱国协会”、“华兴会湖北支部”，使得华兴会活动远远超出一省范围。
华兴会成立后不久，会员即发展到五六百人，绝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或在国内学堂肄业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华兴会的领导层。为了扩大革命势力，黄兴等还争取了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醴陵县人）的合作，另设联络会党的外围机关同仇会，统领了近十万秘密会党，构成了华兴会的基本队伍。
1904年初春，黄兴与刘揆一步行来湘潭茶园铺矿山的一个岩洞中，会晤马福益，共同商订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于当年 l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贸时发难。但华兴会起事的风声早为官方所察觉。当会党成员刘佐楫（曾任马福益文案）将普迹市开会的情况密告王先谦后，当局便开始了对华兴会的侦缉和搜捕。
10月24日，湘抚下令逮捕黄兴，军警即刻包围了黄兴的住宅。其时，黄兴外出未归，警察急忙赶往东文讲习所。但黄兴已得知消息，急忙从后门逃逸，匿居在开明绅士龙维瑞家西园密室之中，于11月初易装潜往上海，旋与大批华兴会成员东渡日本。
1905年，黄兴和孙中山合作，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从1907年4月到1909年，同盟会内部出现了两次“倒孙风潮”，让孙中山颇为尴尬，但黄兴却为孙中山辩解，坚决维护他的领导地位。
退让临时大总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府很快就在枪炮声中崩溃。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
在这一系列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中，却隐藏着一段关于黄兴“让贤”的故事。据黄兴的原配夫人廖淡如女士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回忆：“辛亥革命成功时，同盟会同志要推举黄克强（即黄兴）先生为临时大总统。黄坚辞，乃推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
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届国会议员陈叔通在他的《百梅书屋诗存》中所记载：“临时大总统初议定为黄兴，一日，黄兴出示孙文自美国来电，云即归国，黄兴让之。”始知廖公非妄言也。
又据《胡汉民自传》之中记述：“时章炳麟（维新运动的参与者、学者）、宋教仁（同盟会元老）已先在沪。章尝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终以党人故，克强（黄兴）不敢夺首领之地位。”
王有兰在《辛亥建国回忆》则云：“宋教仁内挟克强为重，外亦与赵、张、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拟推举黄兴为大总统，自己为总理，孙中山则“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概。”胡汉民、王有兰的记述，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威望与辛亥革命诸领袖之精神状态。朱德裳云：“十年革命，三月成功，虽以总统让人，威望实出其上”（《三十年闻见录》）可谓一语破的。
据李书城在《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中回忆，黄兴当时的心态并不复杂。书中记载：在1911年12月底，黄兴本拟早日赴南京，就任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务，组织临时政府，“但在预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致失败。我们要引以为鉴戒……’我听了黄先生的这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
事实上，黄兴“功成身退”有较坚实的思想基础。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黄兴在给汪精卫的复电中说：“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翌年4月，致段祺瑞电又谓：“事完之后，解甲归农，已将此意屡次表明。”可见，黄兴力挺孙中山的决心。
华兴会以及黄兴的历史功绩
中国的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1894年孙中山建立兴中会为起点，其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首先从国外开始，然后再向国内渗透发展。而开“中国内地革命之先声”的则是长沙华兴会。
华兴会的领导人就是黄兴。1903年 l1月4日，黄兴以庆贺三十大寿为名，邀约刘揆一（长沙府湘潭人，早年就读长沙岳麓书院）、陈天华、章士钊等共12人在长沙保甲局巷彭渊恂家集会，商议筹设革命团体等事项。会上决定成立华兴会，对外称“华兴公司”，以“兴办矿业”为名，入会者均称人股，“股票”即会员证，并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含“扑灭满清”之意。
1904年2月15日（癸卯年除夕），华兴会借除夕聚宴之机，在龙璋的西园寓所正式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者除发起的12人外，尚有省内外百余人。会上，黄兴被推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战略方针，以“驱逐鞑虏，复兴中华”为号召。
会后，华兴会建立了相当庞大但不够严密的组织系统。它的总机关为“华兴公司”，设在长沙南 门外。在长沙小吴门正街设立东文补习所，名为教授日文，实为华兴会活动机关；又在东街设立作民译社，“以讲求实学，翻译新书为宗旨”，作为华兴会的宣传和联络机关。此外，在醴陵设立禄江学堂，刘揆一任监督，负责调度各路发难事宜。许多会员分赴其它各府、县开展活动，华兴会成为湖南革命运动的中心。在省外，又设“上海爱国协会”、“华兴会湖北支部”，使得华兴会活动远远超出一省范围。
华兴会成立后不久，会员即发展到五六百人，绝大多数是从日本留学归来或在国内学堂肄业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构成了华兴会的领导层。为了扩大革命势力，黄兴等还争取了湖南哥老会首领马福益（醴陵县人）的合作，另设联络会党的外围机关同仇会，统领了近十万秘密会党，构成了华兴会的基本队伍。
1904年初春，黄兴与刘揆一步行来湘潭茶园铺矿山的一个岩洞中，会晤马福益，共同商订了长沙起义计划，决定于当年 l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湖南文武官员齐集省城万寿宫五皇殿行礼庆贸时发难。但华兴会起事的风声早为官方所察觉。当会党成员刘佐楫（曾任马福益文案）将普迹市开会的情况密告王先谦后，当局便开始了对华兴会的侦缉和搜捕。
10月24日，湘抚下令逮捕黄兴，军警即刻包围了黄兴的住宅。其时，黄兴外出未归，警察急忙赶往东文讲习所。但黄兴已得知消息，急忙从后门逃逸，匿居在开明绅士龙维瑞家西园密室之中，于11月初易装潜往上海，旋与大批华兴会成员东渡日本。
1905年，黄兴和孙中山合作，创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从1907年4月到1909年，同盟会内部出现了两次“倒孙风潮”，让孙中山颇为尴尬，但黄兴却为孙中山辩解，坚决维护他的领导地位。
退让临时大总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府很快就在枪炮声中崩溃。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28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
在这一系列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中，却隐藏着一段关于黄兴“让贤”的故事。据黄兴的原配夫人廖淡如女士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回忆：“辛亥革命成功时，同盟会同志要推举黄克强（即黄兴）先生为临时大总统。黄坚辞，乃推孙中山先生为临时大总统。”
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届国会议员陈叔通在他的《百梅书屋诗存》中所记载：“临时大总统初议定为黄兴，一日，黄兴出示孙文自美国来电，云即归国，黄兴让之。”始知廖公非妄言也。
又据《胡汉民自传》之中记述：“时章炳麟（维新运动的参与者、学者）、宋教仁（同盟会元老）已先在沪。章尝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终以党人故，克强（黄兴）不敢夺首领之地位。”
王有兰在《辛亥建国回忆》则云：“宋教仁内挟克强为重，外亦与赵、张、汤化龙、熊希龄相结纳”，拟推举黄兴为大总统，自己为总理，孙中山则“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概。”胡汉民、王有兰的记述，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黄兴在同盟会中的威望与辛亥革命诸领袖之精神状态。朱德裳云：“十年革命，三月成功，虽以总统让人，威望实出其上”（《三十年闻见录》）可谓一语破的。
据李书城在《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中回忆，黄兴当时的心态并不复杂。书中记载：在1911年12月底，黄兴本拟早日赴南京，就任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务，组织临时政府，“但在预定起程赴南京的先一天晚上，黄先生忽向我说，他明天不去南京了，我问何故不去，黄先生说：‘顷接孙中山先生来电，他已起程回国，不久可到上海。孙先生是同盟会的总理，他未回国时，我可代表同盟会；现在他已在回国途中，我若不等待他到沪，抢先一步到南京就职，将使他感到不快，并使党内同志发生猜疑。太平天国起初节节胜利，发展很快，但因几个领袖互争权利，终致失败。我们要引以为鉴戒……’我听了黄先生的这番话，感到他的人格伟大。”
事实上，黄兴“功成身退”有较坚实的思想基础。1911年武昌起义后不久，黄兴在给汪精卫的复电中说：“难可自我发，功不必自我成。”翌年4月，致段祺瑞电又谓：“事完之后，解甲归农，已将此意屡次表明。”可见，黄兴力挺孙中山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