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胡温的忧患，联想崇祯皇帝

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举行记者会，坦承自己“脑子里充满了忧患”。观其形状表情，也确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温家宝公开而痛苦地承认，中共“腐败越来越严重”。胡锦涛则在“两会”上提出“三种意识”论，期望中共干部具有“忧患意识”、“ 公仆意识”、和“节俭意识”。

对中共本身而言，这种针对性不言而喻。当“中国崛起”、“大国崛起”甚嚣尘上，中共大小官僚尽显自满自得之时，哪里还有“忧患意识”？当中共官僚集团把持了国家权力、财富、和资源，而恣意作威作福之日，哪来的“公仆意识”？当官场腐败泛滥、官员奢淫成风之际，又岂有“节俭意识”？

胡温的忧患，为党还是为国？我们不得而知。如果是为国，何不赶紧改造制度，开放言论、新闻、和选举，落实他们口中念叨的“民主监督”？将权力和责任交还给民众，如此，所忧之事，如“腐败越来越严重”等，都可解套，且事半功倍；胡温自己，也可青史留名。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近来中共官方媒体一再引用的古语。听上去，胡温的忧患，更像是为党，生怕共产党在安乐中死亡。如果是为党，邓小平的所作所为，就是前车之鉴。

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把个泱泱大国，折腾得千疮百孔，天怒人怨。邓小平掌权后，竟以为，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就能抹煞中共在政治上的劣迹。岂料，单纯的经济改革，而不触及旧有政治体制，权力被垄断，经济也被垄断。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社会贫富分化，强弱对立，仇恨弥漫。之前，血腥的阶级斗争，已经令中共在历史上留下铁证如山的罪孽，如今，大规模的官场腐败，不仅将中共发展经济的“功劳”完全抵消，还让中共再度于历史上留下难以洗脱的恶名。

温家宝终于找到了一个比喻、一个说法：“决定一个舰队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航行最慢的船只。”在这里，温家宝似乎要表明其心志，将转而服务人口众多的“困难群体”或者“弱势群体”，而不是特殊利益集团。温家宝的提法，直接否定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也颠覆了在此之前，中共御用经济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主流经济学”：以牺牲广大弱势群体为代价，换取中国的“发展速度”，实际是换取官僚集团的利益膨胀。

看上去，胡温想改变一些东西，但因特殊利益集团的迅速崛起，已经成为整个中国前进的障碍，言改变，谈何容易？看上去，胡温想吸取胡耀邦、赵紫阳的教训，在尽量不触犯权贵的前提下，小心行事，以免如胡赵那般“出师未捷身先死”。然而，形势比人强，时间又岂能等人？

让我们联想明末的崇祯皇帝，该君继位时，明王朝已经腐败透顶，民众抗争，烽烟四起，尽管崇祯皇帝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却未能避免明王室覆灭的命运，自己也落得个吊死煤山的结局；让我们再联想晚清王室，虽积极推进改革开放（洋务运动），却百般拖延政治改革（君主立宪），意图王室“中兴”，却最终为革命洪流所埋葬。

不将民众利益置顶，不把国家安危优先，而专为王室、即统治者的权力和利益打拼，正是明王朝和清王朝必然败亡的历史逻辑。

在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面前，做何选择？无疑是胡温当前面对的最大课题。举棋不定，概在于此。邓小平的基本路线，为党不为国，必然地，治标不治本；如果胡温的 “和谐社会论”，也是为党不为国，也必然治标不治本，结果就只能重蹈邓小平之覆辙，既不能救国，也不能救党，白忙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