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3-28 00:23:11作者：
大概是去年12月16日，我应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组邀请，去参加《村里的大片》的节目录制。节目组联系我时很“紧急”，是12月15日下午4点多，“实话实说”编导助理给我打电话，先问我是不是中央某媒体的记者，我说不是，后来又问我是什么身份，我当时纳闷，就说没什么身份，他说你是中国作协的会员吧，我说是。他接着说看到了我在博客上写的《一千个知名导演不如一个普通农民》，觉得非常精彩，希望我能做他们这期节目的“特约嘉宾”，请我去现场发表意见，我听后开玩笑地问他：“你们央视请人去访谈还要看身份？”后来这位助理要我的电话，没过多久，一位叫吴洪林的人和我通话，他说他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心的新闻评论部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实话实说”栏目的策划记者，我们大致说了一下“如何说”的问题，他当时说：“你尽管实话实说，不要有顾虑就好。”我当然不会有什么顾虑，既然让我说实话，那我一定会说大实话。当时我正在外地出差，我说我不方便去参加这个节目，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说，可是吴记者说希望能帮帮忙捧个场。听了这句话，我爽快地答应了，因为要谈到我所写到的内容，我的确想去说些实话，于是我12月16日到了北京，当天晚上就去了央视梅地亚中心的录制现场。
节目录制前编导在和现场观众交流，又是玩笑又是唱歌。我见到了吴洪林，他礼貌地和我握手，并拉着我让我坐到了观众席的最前排的最中间的位置，他告诉我，这一排有6个“特约嘉宾”。节目开始之前，吴洪林前后有3次过来和我打招呼，这让我非常感动。节目开始了，首先登台的是颁奖嘉宾周元强，他是个农民导演，每次读完颁奖评语都会让现场气氛活跃起来；其次是一位叫王新全的农民导演，他拍的《藏马山传奇》获得了这期节目颁发的“最佳特技奖”，我之所以提他是因为这期节目中我就为他的电影说了一句话，也是我那天说的最后一句话；最受我关注的是《爸爸，我不该骗你》的编剧许艳丽，当时就她一个人做为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我为她的电影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可是一句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谈到王新全的电影时，当我听到他说自己借了多少钱又欠了多少债，拍这些武侠神话类电影又多么多么不容易时，我说：“祝贺你获得了中央电视台颁发的‘最佳特技奖’，不过我还是不明白，要论特技，你的这部电影中体现出的特技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国内外任何大片中的特技，既然你是一位农民，又生活在农村，你为什么不拍一些你熟悉的生活？”，当时现场被我这一句弄得很“尴尬”，主持人和晶赶忙说：“你提的问题很尖锐。”王新全沉默了一会儿就开始回答我的问题，结果是答非所问，我也不知道他说了半天都在说什么。其实在现场看了他的电影片段就体验到这种强烈的不满和失望，我还想说那是什么电影啊，用轻飘飘的情节包裹的是经不住细究的虚假；用时尚化的事象承载的是了无意趣的陈旧，加上浅薄和庸俗，就使央视“实话实说”有理由将它当做热闹一时的新闻话题，也有理由让我把它看成是转瞬即逝的电影幻象。王新全的《藏马山传奇》在我看来缺乏充分的真实感，当然这是我们时代的许多电影最严重的残缺和病象，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些令人失望的电影也许不乏一种外在的巧妙与机智，但是它们在内容上显示出来的却是无可救药的虚假与空洞。
在后来的录制过程中，也许是怕我的话“太尖锐”，我先后有6次要说话，6次被和晶制止了，其中有一次话筒都到我手上了，和晶说：“先坐下，先不要说，你最后再说。”因为我确实想为许艳丽的《爸爸，我不该骗你》说上几句话，我觉得就她的电影还是值得表扬的，她们一家人都不容易，拍了这部电影感动了很多人，我们需要这样的电影。正如我在博客上所写的那样：“农村题材曾经是中国当代影视和文学叙事的重要内容，但是真正地创作和拍摄出农民的眼中之泪与心中之血的作品还是少之有少，虽然这两年确实出了几部响动较大的影视作品，但意义和趣味上的窳败使它虽然获得了名不副实的赞誉和奖赏，却无法获得艺术上的成功；相比之下，农民许明文自拍的电视剧《爸爸，我不该骗你》的出现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可是我等到节目最后，和晶也没有让我说话，后来她让大家看电影，这期节目也算是结束了。想说的话没有说出来，那晚上我心里闷的慌，我给吴记者联系，他一直没有回应，我知道他也是个小记者，和我一样没有太多“说话”的权利，于是我也就没再问过这件事。
《村里的大片》在“实话实说”节目播放了，那天我从头看到尾，我发现我仅说的一句话也被剪掉，所有关于我的镜头全被剪了，至少有20多个镜头画面，我隐约能看到我的背影。再后来，我接到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组某人的短信，像是给我道歉，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在现场那么尖锐，毕竟节目是“正面地表扬和鼓励那些农民导演”，我哑然。即便是农民导演，我们也要做到该鼓励时要鼓励，该批评时也要批评，要给他们正确的引导或建议，尤其是农民导演，既然负债拍电影为了什么？我们多次说过，如今的电影太虚幻，脱离了生活和群众，建议导演扎根于土壤，回归于大地，何况这些农民导演，既然生活在农村，又有那么多真实的体验，为什么不去拍一些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呢？难道非要对他们进行表扬和鼓励？也许实话批评对他们来说要比虚伪的赞美他们更重要。
我认为央视“实话实说”作为一个“对话”栏目，首要原则是必须如其所是地说真话，这就要求央视“实话实说”必须给人们说真话、说实话的自由，很遗憾，也很不幸的是，我看到的央视“实话实说”从来就是一个由一元文化理念主宰的电视节目，它要求人们必须服从一种绝对权威的声音，只要是踏入它的地盘那就必须要听它的话，无论你是谁，都必须将自己的个性伸展和想象冲动纳入到合乎主宰话语规范的模式中来。“实话实说”既然是一种“对话”，它就要求主体之间必须呈现出一种分离甚至对立的关系形态，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才有利于人们在不同的价值和趣味的碰撞和冲突中，更全面地观察问题，更充分地讨论问题。
而央视的“实话实说”从来就是一个虚荣又虚假的电视节目，从主持人到现场编导都戴着虚伪面具，它掌握着绝对的话语独霸权，名曰“实话实说”，而实际上它根本就不让你实话实说，甚至根本就不让你说实话，而我遇到的情况是，它根本就不让我说话；别看现场足有百余观众，其实那是在现场编导的指挥下在演戏，观众见到台上坐着的“名人”，除了虚假地鼓掌与喝彩，除了虚假地夸赞和恭维，就是保持可耻的沉默，观众被上述的外在的异化力量主宰着，我们无奈地顺从它的摆布，因为我们没有能力，确切地说应该是我们没有自由拒绝它的奴役。
再后来，每当我看到“实话实说”节目就心里犯嘀咕：你们是什么“实话实说”，每期都在“实话实说”，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实话？
节目录制前编导在和现场观众交流，又是玩笑又是唱歌。我见到了吴洪林，他礼貌地和我握手，并拉着我让我坐到了观众席的最前排的最中间的位置，他告诉我，这一排有6个“特约嘉宾”。节目开始之前，吴洪林前后有3次过来和我打招呼，这让我非常感动。节目开始了，首先登台的是颁奖嘉宾周元强，他是个农民导演，每次读完颁奖评语都会让现场气氛活跃起来；其次是一位叫王新全的农民导演，他拍的《藏马山传奇》获得了这期节目颁发的“最佳特技奖”，我之所以提他是因为这期节目中我就为他的电影说了一句话，也是我那天说的最后一句话；最受我关注的是《爸爸，我不该骗你》的编剧许艳丽，当时就她一个人做为代表也来到了现场，我为她的电影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可是一句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谈到王新全的电影时，当我听到他说自己借了多少钱又欠了多少债，拍这些武侠神话类电影又多么多么不容易时，我说：“祝贺你获得了中央电视台颁发的‘最佳特技奖’，不过我还是不明白，要论特技，你的这部电影中体现出的特技无论如何也无法超越国内外任何大片中的特技，既然你是一位农民，又生活在农村，你为什么不拍一些你熟悉的生活？”，当时现场被我这一句弄得很“尴尬”，主持人和晶赶忙说：“你提的问题很尖锐。”王新全沉默了一会儿就开始回答我的问题，结果是答非所问，我也不知道他说了半天都在说什么。其实在现场看了他的电影片段就体验到这种强烈的不满和失望，我还想说那是什么电影啊，用轻飘飘的情节包裹的是经不住细究的虚假；用时尚化的事象承载的是了无意趣的陈旧，加上浅薄和庸俗，就使央视“实话实说”有理由将它当做热闹一时的新闻话题，也有理由让我把它看成是转瞬即逝的电影幻象。王新全的《藏马山传奇》在我看来缺乏充分的真实感，当然这是我们时代的许多电影最严重的残缺和病象，虽然从形式上看，这些令人失望的电影也许不乏一种外在的巧妙与机智，但是它们在内容上显示出来的却是无可救药的虚假与空洞。
在后来的录制过程中，也许是怕我的话“太尖锐”，我先后有6次要说话，6次被和晶制止了，其中有一次话筒都到我手上了，和晶说：“先坐下，先不要说，你最后再说。”因为我确实想为许艳丽的《爸爸，我不该骗你》说上几句话，我觉得就她的电影还是值得表扬的，她们一家人都不容易，拍了这部电影感动了很多人，我们需要这样的电影。正如我在博客上所写的那样：“农村题材曾经是中国当代影视和文学叙事的重要内容，但是真正地创作和拍摄出农民的眼中之泪与心中之血的作品还是少之有少，虽然这两年确实出了几部响动较大的影视作品，但意义和趣味上的窳败使它虽然获得了名不副实的赞誉和奖赏，却无法获得艺术上的成功；相比之下，农民许明文自拍的电视剧《爸爸，我不该骗你》的出现就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可是我等到节目最后，和晶也没有让我说话，后来她让大家看电影，这期节目也算是结束了。想说的话没有说出来，那晚上我心里闷的慌，我给吴记者联系，他一直没有回应，我知道他也是个小记者，和我一样没有太多“说话”的权利，于是我也就没再问过这件事。
《村里的大片》在“实话实说”节目播放了，那天我从头看到尾，我发现我仅说的一句话也被剪掉，所有关于我的镜头全被剪了，至少有20多个镜头画面，我隐约能看到我的背影。再后来，我接到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组某人的短信，像是给我道歉，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在现场那么尖锐，毕竟节目是“正面地表扬和鼓励那些农民导演”，我哑然。即便是农民导演，我们也要做到该鼓励时要鼓励，该批评时也要批评，要给他们正确的引导或建议，尤其是农民导演，既然负债拍电影为了什么？我们多次说过，如今的电影太虚幻，脱离了生活和群众，建议导演扎根于土壤，回归于大地，何况这些农民导演，既然生活在农村，又有那么多真实的体验，为什么不去拍一些自己熟悉的生活题材呢？难道非要对他们进行表扬和鼓励？也许实话批评对他们来说要比虚伪的赞美他们更重要。
我认为央视“实话实说”作为一个“对话”栏目，首要原则是必须如其所是地说真话，这就要求央视“实话实说”必须给人们说真话、说实话的自由，很遗憾，也很不幸的是，我看到的央视“实话实说”从来就是一个由一元文化理念主宰的电视节目，它要求人们必须服从一种绝对权威的声音，只要是踏入它的地盘那就必须要听它的话，无论你是谁，都必须将自己的个性伸展和想象冲动纳入到合乎主宰话语规范的模式中来。“实话实说”既然是一种“对话”，它就要求主体之间必须呈现出一种分离甚至对立的关系形态，而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才有利于人们在不同的价值和趣味的碰撞和冲突中，更全面地观察问题，更充分地讨论问题。
而央视的“实话实说”从来就是一个虚荣又虚假的电视节目，从主持人到现场编导都戴着虚伪面具，它掌握着绝对的话语独霸权，名曰“实话实说”，而实际上它根本就不让你实话实说，甚至根本就不让你说实话，而我遇到的情况是，它根本就不让我说话；别看现场足有百余观众，其实那是在现场编导的指挥下在演戏，观众见到台上坐着的“名人”，除了虚假地鼓掌与喝彩，除了虚假地夸赞和恭维，就是保持可耻的沉默，观众被上述的外在的异化力量主宰着，我们无奈地顺从它的摆布，因为我们没有能力，确切地说应该是我们没有自由拒绝它的奴役。
再后来，每当我看到“实话实说”节目就心里犯嘀咕：你们是什么“实话实说”，每期都在“实话实说”，这里面到底有多少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