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简称，其名称由“文化革命”—“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渐进而来，在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正式确立。从这些名称的变化中，可看出毛得寸进尺的过程。
一般认为“文革”是从1966年5月16日中共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5.16通知)正式开始，到打倒“四人帮”后结束。不过也有学者认为1965年11月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应该是揭开“文革”序幕的标志。我赞同这样的观点，所以认为“文革”应该是历时十一年！
“文革”之所以会发生，是中共对中国的全面霸控到了登峰造极史无前例的地步，事无巨细一概掌控，资讯被剥夺，思想被控制，民间已无任何自主空间，任何人都无半点法制可依赖的情况下，心心念念想坐“世共”第一把交椅的毛，面临其最高权力正逐渐被削弱，正被推上“党虚君”位上时，为了夺回昔日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并实现其“榨取中国之全部物力人力来博得世界霸主”的狂妄渴欲，同时也为了免遭苏联赫鲁晓夫下台、斯大林死后被清算的命运，而利用自身极特殊优势——党的领袖与“教主”等至高无上地位，及自己作为中共为了欺骗老百姓而造就的至高无上的伪神——“红太阳”身份，悍然无法无天骗卷民众力量来斗倒大权在握的中共最高实权领导层的一场“政变”，一场古今中外十分罕见的“‘党虚君’阴谋政变”——以文化的名义切入，以学术的名义进攻，以革命的名义发难，以群众的名义夺权，然后以癫狂的自大重建“反人性反文化反法制的独裁毛天下”。所以，文革准确而真实的名称应该是“毛阴谋夺权大政变”。
在这场政变中，毛的对手是全面掌握着党国所有资源、统摄着全党国党务系统的中共领导层，而毛所可倚重的仅仅是“自己是中共的精神领袖，且任有党主席和军委主席职位”，从这样的公开情况来看，双方力量各有短长，但相较而言，毛还居弱势，然毛居然能轻而易举地就将对手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毛有国防部长林彪明确表示的“绝对听命于毛的军事支持”。毛林联手的背后，有着太多诡谲的密谋与交易，甚至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原因，但这场以“文革”为名义的“毛政变”，是在毛林联盟的军事控制下进行的，当是不争的事实。
同样重要的是，毛还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阴险毒辣”，为了夺回正在失去的中共最高权力，为了它的一己之私，毛可以不惜让中国沦为地狱，让人民成为疯子，自相残杀，仇深似海！贫穷、仇恨、疯狂、无知，是文革中人的最大特色！因此，文革从头至尾都充满了谎言、骗局、仇恨、疯狂，混乱、莫名其妙，迷雾团团，十分诡谲，以至至今许多研究文革的人，仍被这些谎言与骗局牵着鼻子走，被这些疯狂与混乱遮迷眼，致大量的“文革研究”结论，充满了荒谬与误导。可见研究“文革”的第一要务，就是首先必须识破毛的谎言与骗局。
研究文革的第一要务就是识破毛的谎言与骗局
要识破毛的谎言与骗局，必须清醒地看到，毛文革的核心内容主要由这样两部分组成：一、隐秘的部分：真实的目的、密谋、阴谋与各种各样暗中的政治交易、搏斗；二、公开的部分：谎称的目的、相应的谎言、骗局与各种策划的实施及反应、发展。
其中，隐秘的部分，才是文革最真实的一面。但由于中共并无诚意反思文革，许多隐秘的资料至今没有公开，更专横的是中共还将“文革”列为评论禁区，一段长达十多年的活生生历史，居然不可评说！而所谓的“文革研究”，由中共严密掌控，故毛发动文革的真正目的，大量的谎言与骗局，不但没能在文革后得到彻底揭露与清算，相反，在中共控制下的“文革研究”，反而是在谎言上加谎言，成为掩盖文革真相，继续给民众洗脑的重要部分，故有人说：“文革发生在中国，而文革研究在外国。”
然而，正因为文革最真实的一面从始至今被隐藏、掩盖、误导着，外国学者虽然拥有几乎从文革开始到结束的所有公开文件，以及大量当时的种种资料，却往往被“君子欺以其方”，勘不破谎言与骗局，将假当真，以致他们不少的“文革研究”，都是郢书燕说，“是以新说越多，而是非靡定”，往往“下笔千言，离真万里”，让不知者越发糊涂，让知情者阅之啼笑皆非，甚至感到恶心万分（如我就是）。
在这样的情况下，文革研究的最大弊病就暴露出来：那就是最基本事实的不清楚！而连最基本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又怎么能够深入研究呢？可见研究文革，首要之务就是必须识破谎言，找出真相，搞清最基本事实，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入研究。
综观目今文革研究，大致有三类：1、亲历者的回忆（包括代记述）；2、据文革公开资料的编史；3、各叙己见的评论。
其中，亲历者的回忆较真实，有的还具很珍贵的史证价值，但所失在于大部分都比较琐碎且表面，瞎子摸象，各说一部的情况较普遍；
而据文革公开资料所编的史书，虽全局性较强，但鲜见有追踪骗局、揭穿谎言的，然文革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就是骗局和谎言，所以这样的史书，真实性就较差了，内在逻辑性也因此而极模糊，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堆公开资料编年集。对于史学家来说，追踪真实永远是第一位的，任何的一点不实，都是对真实的掩盖，所以尽管不可能揭示百分百的真实，但尽可能逼近真实，应该是史学家的唯一追求，而若因为各种原因有意回避、隐瞒，不作追踪，就已是在作伪与误导了，如果还巧言伪饰，甚至故意扭曲，那就更是阴谋而非史学了；
至于各叙己见的评论，优劣就大异了。优秀的基本上都体现了这样三个特点：1、评论者具有较高的文史功底，有史学的颖悟力与穿透力；2、对共产党及中共的本质与谎言伪饰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有洞察力与识破力；3、尽最大可能向史实靠拢，在搞清最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发言。优劣程度大致可以此三点为衡量。
文革研究中最恶劣的要数“人民文革”的提出者，真是荒谬到了极点，明明是毛为一己之权而悍然发动的阴谋政变，不惜置全党国人民于劫难中，不但操纵民众当其走狗为其送命，还令人发指地妄图将全党国民众改造成只知绝对服从其任何“最高指示”，而不知自己思考的“人形工具”——文化、娱乐、亲情、人性、个人空间……一切为人所必须的皆被强行剥夺、彻底消灭，而红色恐怖让除毛之外的每个人都活得战战兢兢，真是猪狗不如，却骗之名曰“群众”、甚至还“革命群众”，以让人甘愿肝脑涂地地失心疯！在整个文革过程中，全党国的工农兵学等，何曾有过一点真正的自主与民主，而不是被人操纵、利用、当猴耍完被鄙弃？这些人居然不顾事实真相，硬是能从烂疮中找出“美若鲜花”来赞美！
我们不是说文革研究的视角不能投向民众，而是要真实，不要自说自话地“浪漫”，回避当时酷烈悲惨的民众真实生存状态，高喊什么“人民文革”，绝不是“文革研究新思维”，而是“党邪毒”侵入“文革研究”的新表现。同样的原因，致许多很有影响的国外评论者也有不少荒谬论述，造成了文革研究“荒谬大行，而真相难见，力作鲜有”的局面。
文革研究的现状确实很难让人满意，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文革发生已整整过去四十二年了，但海内外的不少所谓“文革研究”，只抓皮毛，不追实质，甚至跳进毛的骗局中出不来，至今勘不破“文革实际上只是一场毛阴谋夺权大政变——毛恰似一根搅屎棍，搅得屎尿旋转，蚊蝇乱飞，粪蛆上窜下跳”，他们只见眼花缭乱的翻飞，却不察有搅屎棍，还指斥逼近真相的研究为：“搞成旧框架下的帝王将相史”。在这样的情况下，连毛文革中最重要也最关键的“文革第一仗”——《评〈海〉》一役，都居然被许多学者划分在“文革”之外，最多称其为“文革导火索”，而完全按照中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千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的“定调”，将《五•一六通知》定为文革开始标志。
中共的“定调”，（请注意有“全面”一词定语），竟成为史学的“定论”，且目前似乎已成为公论，也真是咄咄怪事。然而只要定睛一看，就可清楚，《五•一六通知》通过的前三天，毛早已拿下了北京最坚决的反对者彭真等，其余刘少奇等人则已纷纷各作半降服状，毛确确实实已获得了文革第一仗的大胜——以领袖、军力、阴谋三结合取胜！以后，不过是乘胜追击，各个击破而已！如此关键的一役，其前前后后充满了毛心狠手辣阴险恶毒的阴谋、密谋、布局及伪饰、谎言，是毛最忌讳暴露的真相，曾竭尽一切可能去掩盖、去乱真，可许多人竟以毛的公开讲话为准则，绝不去考虑毛的话有真话、假话、反话、公开之语、私下之语、掩盖之语、迷惑之语……等等之分。
需要指出的是，文革的起因虽然很复杂，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共早期的许多人事恩怨，但最主要的还是毛恐惧清算，害怕失权，以及妄图当世界霸主的强烈欲望等。如果有所谓“文革导火索”的话，那么应该是1956年的“中共八大”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但我认为“导火索”一词很不恰当，是给毛解套逃罪的“遁词”——似乎不是毛主动阴谋发动“文革政变”，而是不得已被引爆的。很怀疑这一用词是中共的精心阴谋，以掩盖中共的制度缺陷与毛的无法无天竟能得逞的尴尬。
古人说得好：名不正则言不顺。如果有个强盗抢走了别人的东西，名之曰：“为他人挑重担”，那么，审判他的时候，罪名是否还是“为他人挑重担”呢？是否需要辩论一下他确乎“为他人挑重担”了？在这样的“罪名”下，在这样的纠缠不清下，他还有罪吗？
同样，“文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名，在这样一个谎名下“研究”，只能是无穷无尽的纠缠不清，而不可能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我郑重地宣布：文革准确而真实的名称应该是“毛阴谋夺权大政变”，简称“毛政变”。只有在这样清晰的名称下，才有思辨明晰的研究。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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