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的此番开骂，内容是丰富的，声调是夺人的，姿态是精彩的。没有在大陆煎熬过的华人听了也许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在大陆千锤百炼的华人听了，又会为自己怎么就说不出这番牛皮哄哄的话来感到自惭形秽。而要真正解读王朔的这番骂语，当真是不行的，不当真也不行。最合适的方式，也许得从王朔的背后着手。也就是说，从王朔的文化背景上去解读。
就像满清给北京留了群八旗子弟一样，四十九年以后，建政的共产党也给北京带来了一种大院文化。八旗有正红旗、镶黄旗之类，大院则有总政大院、总参大院、总后大院，等等大院。比起那五那样的旧贵，大院出来的新贵经历过文革式的历练。孙悟空假如不在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烧一烧，那么再牛皮也不过一只猴子，猴子一只。满清的八旗子弟就那样的猴子。相反，大院里的红色八旗却是被毛泽东的文革之火锤炼过的。他们造过别人的反，也被别人造过反，翻过来翻过去的这么一折腾，就成了新时代的两面黄。王朔算是其中的姣姣者之一。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另一个大院子弟姜文为什么把文革称之为“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原因。相比之下，李敖不过是让国民党的牢房给烤了一烤，比起北京大院里的两面黄，绝对是小巫见大巫。只消听听朱德后人朱成虎那种核威胁的口气，就该知道李敖的流里流气其实是如何的小儿科。
当然，王朔不是朱成虎。王朔不是一介武夫，王朔算是一个文人。王朔不过是对着文人扮武夫，朝着武人做文人。这是毛泽东的老战术，对着文化人说粗口、耍流氓，不开饭，送劳改；然后一转身，又教导武人去读《红楼梦》。作为一个文人，王朔是毛泽东的好战士。毛泽东的教导，王朔不仅心领神会，而且还能自成话语。比如，毛泽东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到了王朔那里就变成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到了王朔那里则成了流氓无罪。
王朔的这种大院腔，是可以理解的。这倒并不是原谅他的没有读过大学什么的，而是他的生存智慧还真是毛泽东式的，高于中国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一筹。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流氓哲学，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民间智慧。在王朔的智慧里面，既有平民气，又有流氓腔。而这恰恰就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人的流氓崇拜绝对不是毛泽东时代才开始的，而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可以说已经成了难以更改的传统。
倘若要说王朔很流氓，那么也可以说，王朔很诚实。因为在中国人这个群体里面，要诚实只好耍流氓，不耍流氓的通常难以诚实。巴金不敢耍流氓，所以声称要说真话说到终了都说不成一句真话。不以流氓的方式表达诚实，不是伪君子，就是大傻逼。梁漱冥的父亲梁冀，就是这么个大傻逼。以诚实到自杀的程度劝喻世人，死了也白死。尽管白死也是死。梁漱冥继承了其父的傻逼精神，还乐在其中，晚年说起毛泽东依然心驰神往。王朔绝对没有这么傻。
王朔也不虚伪。虽然王朔和许多当今的中国文人一样世故。这可能是王朔和当今中国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异同所在。同样的世故，一个虚伪，一个不虚伪。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叫做新左派还是叫做自由主义，全都世故到了成精的地步。他们一会悲天悯人，仿佛把天底下所有的受苦人全都扛在了肩膀上；一会儿又做出一付正义在手仇恨在胸的模样，朝同僚吐吐口水，向当局做做鬼脸。但他们的共同底线全都是一样的：绝对不会把自己交出去；用扑克赌桌上的说法，绝对不会“ALL IN”。就像当年的方励之，英雄是要扮演的，可是到了紧要关头，就算是为了自由故，性命也是绝对不可抛的。以这样的文化精英为背景，王朔能不牛皮么？
也因为是这样的文化背景，王朔大大咧咧地把文学等同于体育比赛，堂而皇之地把自己列入北京代表队，与曹雪芹相提并论。又因为在幻觉中与曹雪芹站到了一起，余秋雨一类的文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他的晚辈。王朔对余秋雨的不屑一顾，除了余秋雨的作品和其为人处世本身的原因之外，还得从王朔的另一句话里去解读：叫做“一条解放军的命，胜过李嘉诚所有的钱”。解放军的命是否像王朔说的那么值钱，毛泽东早就在他的历次战争中作了回答。无论是红军时代的互相残杀，还是国共内战中的人海战术，或者是朝鲜战场上的尸骨遍野，无一不在标明解放军的命值多少钱。可见，大院子弟以毛泽东的腔调吹牛皮，也是喜欢不打草稿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王朔以这样的方式，对钱、对钱背后的商业文化、对商业文化在大陆的标记性城市上海，表达了他的大院情绪。换句话说，王朔以打江山坐江山的口气，谈论着商人和商业，以及浸透了商业文化的上海文化人。
不过，王朔也有王朔的彻底。比起鲁迅，王朔确实是彻底的。他坦言自己追星，还乘机恶狠狠地捧了凤凰台的女明星一把。他也坦言自己嫖妓，并且发现妓女比中国知识分子来得善良和干净。假如鲁迅当年也王朔那样向那位日本房东的女儿坦言自己爱她，就不会闹出兄弟破裂的丑闻；假如鲁迅也像王朔那样内急上来时去趟妓院解决一下，就不会压抑到变态的地步，骂了清末名婉赛金花不算，还要骂《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这种不彻底是中国文人通常犯有的毛病。相比之下，毛泽东没有这毛病。毛泽东也是彻底的。被毛泽东夸奖的鲁迅不彻底。也正是因为鲁迅的这种不彻底，使王朔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优越感：我敢公开说自己嫖妓，你们敢么？
王朔敢说这种狠话，是因为他明白，大家其实都在嫖。暴富的乡镇官商嫖学生妹，大学教授嫖自己的研究生，上上下下全都在摸着石子过河。这是可做而不可说的事实，也是公开的秘密。问题在于，有些人不便说，有些人不敢说。王朔抓住机会打了个空间差，敢于说，也善于说；说得娓娓动听，说得听众一楞一楞。
平心而论，王朔倒并不是个把女人不当回事的嫖客，而是个听上去对女人有情有义的男子汉。王朔不仅向妓女致敬，而且希望由女人来治理世界。对女人如此的公开表示崇拜，可能是王朔此番骂语中最为精彩的华彩段落。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几千年的男性统治证明，男人治国治天下是完全失败的。且不说其它，就以当今美国和中国为例，便可见一斑。假如让小布什夫人劳拉当总统，绝对不会让美国陷入伊战的烂泥坑。据网上传闻，胡锦涛的太太看《中国农民调查》看得泪流满面。仅此一点，假如投票选中国总统，中国民众就该投胡太太而不是胡先生一票。因为孔教的缘故，女人在中国历史上被严重妖魔化。无论在《封神演义》、《三国演义》还是在《水浒传》里，女人不是祸水，就是淫妇，被男人送过来送过去的玩儿，最终还要被一刀挥作二段什么的。就王朔的妇女观而言，他完全超过了中国那些个演义小说。一如王朔在适欲求爱上的身体力行，使他成了一个比鲁迅健康的文人。如此的坦诚，使一些装模作样的中国知识分子相形见绌。
至于王朔声称：“死后要捐实体给穷小孩看病”什么的，那就说了也就说了，人们听过也就听过了。因为这类善事最好只做不说，将来做了再说也不迟。因为善事善行，一说便俗，一说便有做秀嫌疑。既然已经诚实了，索性诚实到底就结了。不必拿死后捐体吓唬人。要知道，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化人，神经都比较脆弱。活着已经不容易，何苦拿死后如何如何去吓唬他们呢？坦言自己嫖妓已经够刺激够轰动了，不需要再摆不怕死的谱。人都是要死的，毛泽东不也死了么？谁能够万岁呢？
再说远一点，地球终将要毁灭，更何况北京大院？在将来的中国，北京不会再是一个首都。将来的中国，将从地方的独立起步。台湾独立太小太小，上海独立才是实质性的。将来的中国，先独立，后联邦。首都迁到长江三角洲之类的地方。至于北京，在被来自北方的风沙彻底淹没之前，还有一定的历史文物价值。包括北京大院在内，都可算是文化景观。从周口店到北京大院，也能勉勉强强的凑出一部民族的历史。在那样一付文化版图上，再回头看看王朔，确实可以和老舍并列，成为北京文化的一景。至于曹雪芹，那是跟莎士比亚一个层次的人物。不要说王朔，就是老舍，都是望尘莫及的。但王朔也不要太悲观，至少比李敖强多了。因为李敖在将来的文化版图上，只是一个省略号。
二○○七年三月七日写于纽约(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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