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您好：
据大陆《京华时报》3月5日报道：3月4日，在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经济界小组讨论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委员认为，春运火车票价不上浮政策不仅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还造成了三个有害结果：一、许多人连夜排队买不着票，排队成本增高；二、黄牛党横行，票价高涨，更多人难以负担；三、权力凸显，“批条子”的现象严重。他坦言：“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分析，春运价格的浮动是必要的。如果打工者在回家过年的问题上确有困难，我们可以采取其他方法，例如对全体打工者补贴，更加实际。”
真是“名篇宏论”啊！今年，铁道部带头实行春运火车票价不上浮，并由此带动公路票价也不再上浮，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这一举措，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工等社会低收入阶层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多年来弱势群体不懈的抗争初见成效。广大人民群众终于从他们所创造的经济成果中“分到了一杯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益加深的社会矛盾，其社会意义不言自明。但作为大陆著名的经济学家，您竟然如此看待春运票价不上浮，实属出人意料。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喜欢从经济学角度思考问题本身很正常，并无不妥。但目前大陆的客运市场特别是铁路客运是否可以拿市场经济原理生搬硬套呢？在完全竞争领域，价格涨跌的确能够引起供给和需求的变化，最终达到一个均衡点，这个均衡点就是供需双方最为合理、公平的均衡价格。但请您不要忘了，大陆的“铁老大”长期处于垄断经营状态，价格高低完全取决于它的利益权衡。所以说，铁路价格浮动与不浮动，对供给与需求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铁路票价涨得再高，运力供给也不可能马上提高，有事必须乘火车出门的人也不可能不坐。而火车票价的上浮，又必然带动汽车客运以及飞机等票价上浮，根本起不到分流旅客的作用，这无疑加重了农民工等低收入阶层乘客的经济负担。因此，在需求刚性、铁路垄断的情况下，市场经济规律根本不起作用。
至于您总结的“排队成本”、“黄牛党”、“批条子”等三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早就存在的现象。先说“排队成本”，这是典型的富人视角。因为这里所谓的“排队成本”对穷人和富人来说，心理认同是完全不一样的。穷人宁可多花一些时间去排队，就是为了能买到比较便宜的车票，图个省钱；而富人则恰恰相反，对于他们来讲，“时间就是金钱”，所以宁可多花钱买高价票，也不愿意白白浪费时间。看似非常简单的道理，吴先生偏偏就是“木头眼镜”——看不透。是您笨吗？显然不是，因为您没有在工地上挥汗如雨、在地摊上忍饥受冻的感觉。
根据铁道部提供的数据，在近几年的春运期间，农民工流一般要占到旅客发送量的50%以上，有些农民工集中的省份或城市，这个比例甚至达到了80%。对急于回家与亲人团聚的农民工来说，排队买票的成本是很低的，因为反正他们的日工资也很低，在工地或工棚里也谈不上有多么享受。相反，他们对票价却非常敏感，因为火车票价随便一上浮，就有可能把他们一个月，甚至更多的工资给“浮动”进去了，所以如果一定要让他们在“连夜排队”和“票价上浮”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们宁愿选择排队。反过来，对富人来说，他们对火车票价上浮很不敏感，但对排队所造成的“时间成本”却非常敏感，因为这可能会少赚很多钱。比方说，谁知道在一天的时间里股价会怎么变化呢？而且，对过惯舒服日子的富人们来说，排队所造成的痛苦，也是难以忍受的。所以，如果要让他们在“连夜排队”和“票价上浮”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们会选哪个，将是不言而喻的。由此看来，春运火车票价不上浮是增加了“排队成本”，但在客观上是有利于穷人的，比如说农民工、贫困学生等，而不利于富人。您肯定是富人，因此，他对此表示反对也是可以理解的。
再说“黄牛党”和“批条子”现象。说起来，它俩是早就存在的固疾。其根本原因在于运力不足导致车票成为稀缺资源（大陆春运期间，铁路要运送20亿人次），加之车票销售环节的各种漏洞，从而催生出加价倒票的现象。而解决的途径只有提高铁路运力、加强管理，加大打击“黄牛党”的力度，特别是打击铁路内部人员与“黄牛党”相互勾结的现象，才能根治这些顽症。至于您所提到的“可以采取其他方法，例如对全体打工者补贴，更加实际。”要我看，这根本不切合实际！谁给补贴呀？老板们您是想都别想，只能是政府。而政府要是补贴的话，单是甄别谁有资格享受这一补贴的工作成本，就会大得惊人，与其这样麻烦，还不如直接降价算了，岂不是更加惠民？想想看，您出的这个主意简直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记得去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两段话：一是“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二是“世界上大多数穷人以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了农业，也就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连温家宝都认为穷人是社会的“主力军”，而您可能是久坐书斋，抑或是当“富人”当惯了，已经不拿穷人当回事了。可您不要忘了，经济学是“普世”的，经济学家则是属于全体国民的，您头上顶着“经济学家”的称号，而且还是“著名”的，却根本不懂“穷人的经济学”，言谈话语之间，俨然一个富人的经济学家。您说，您有什么资格评论一项惠及大多数穷人的政策呢？您如果不能对当前市场经济中产生的一些问题对症下药的话，就请您闭嘴！
同在经济领域，您不可能不知道，去年10月13日，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尤努斯博士及其创办的格莱珉银行。66岁的尤努斯博士说是银行家，其实更是一位经济学家。他1975年从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后，毅然放弃在美国大学任职的机会，回到祖国任教，并最终走上了一条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愿意走的一条路，成为了穷人的银行家！这实在值得大陆众多经济学家深思和反省。尤努斯博士曾说，他的最初冲动绝非来自那些纯粹的经济学理论，而是现实世界的窘状激发了他内心蕴藏已久的冲动和梦想。“我是教经济学的，我的梦想就是让人们有更好的经济生活。于是，我经常扪心自问：我在教室里所讲授的课题到底有什么实质的好处？因为我教给学生的全都是一些关于经济学的理论，而当我真正走出教室时，看到的却是人民深重的灾难，骨瘦如柴的人们奄奄一息，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困境。所以，我一定要走出大学校园，到村庄中去”。于是，他着手在孟加拉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家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格莱珉”即孟加拉语“乡村”之意）。之后，这种新兴的银行业务很快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渐渐发展壮大，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银行信用模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已有23个国家仿效格莱珉银行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农村信贷体系，其中也有大陆。得奖后，尤努斯曾来大陆访问，就他提出的“借贷也是一种人权”的思想与大陆的专家展开更为深入的讨论。我想，所有这些您比我们更清楚，这里就毋需赘言了。总之，无论多么宏观的经济，最后都要落实到“草根”头上。
最后，我想劝劝吴先生，您要真想为国分忧、为民解难，就应该向尤努斯博士学习。咱们大陆向来自诩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穷人自然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以您的威望，登高一呼，成立十家“格莱珉式”的银行都不在话下，果真那样，您算是积了大德了！而且，用不了10年，您将是大陆人获得诺贝尔奖的“开山祖师”。假如您不愿“勉为其难、越俎代庖”，且又不吐不快，就请效仿余秋雨先生，也请辞“经济学家”称号，到时怎么说都行。如果您非要贪恋这个“名头”，也请效仿相声演员郭德纲先生，在“著名经济学家”前冠以“非”字，也好以慰余生。何去何从，敬请三思。
此致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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