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教到“南京大屠杀”时，我都有着无限的感慨与不解。有一段文字我都会印给学生看：“湘军‘贪掠夺，颇乱伍。中军各勇留营者皆去搜括’，……‘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被戳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均被虏），老者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方。’凡此均为曾国荃幕友赵烈文目睹所记，总计死者约二、三十万人”。
这段文字出自中国近代史权威学者、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创所所长郭廷以所著的《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页169～170），主要在描述1864年曾国荃（曾国藩弟）率湘军攻入南京城后的情景（原始资料参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相较于1937年日军版的“南京大屠杀”被一再强调，这场湘军版的“南京大屠杀”显然少被中国史家提及。大概是担心读者看了之后无法接受满口“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语出曾国藩，《讨粤匪檄》）的湘军，竟也会干出同太平军一样“荼毒生灵、蹂躏州县”（曾国藩骂太平军之语，同上文）的勾当。
细看这段文字，从屠杀的惨状到死亡的人数，较之73年后日军版的“南京大屠杀”皆不遑多让。令我感慨的是，中国人的自相残杀竟不输给外族的杀戳！而令我不解的是，为何许多中国人对“国耻”的思维总是停留在批判他国压迫中“国”的“耻”辱，却不敢面对中“国”人荼毒、蹂躏中国人之“耻”？
一、“国耻”者，“国”人自相残杀之“耻”
就从“太平天国”谈起。这场内战至少造成2,000万中国人的死亡，光是这个数字恐不下于鸦片战争以降中国人死于列强的总数，更不要说民初军阀混战、东征北伐、中原大战、国共内战乃至于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当中数倍于此的死亡人数。
据统计，从秦始皇让六国通通趴下，到“中国人”毛泽东“站起来了”的两千多年当中，平均一年里有五个月的时间中国人在互相残杀。易子而食、析骸而炊的悲剧史不绝书。就以中国人最自豪的大唐皇朝来说，你能想象唐朝建立前后的18年间（西元611年到628年），内战的结果导致全国户数从890万户锐减至290万户，人口从4,600万人锐减至1,600万人，三分之二的中国人死于战乱。好不容易盼到了“盛世”，没多久好光景，一场“安史之乱”使得黄河流域人烟断绝，兽游鬼哭，中国人口从900万户锐减为200万户，四分之三死于非命，残存者“以纸为衣”。到了唐末，历经黄巢、秦宗权等战火洗礼后的洛阳城，“只见遍地白骨，荆棘野草，一片荒凉，居民还不到一百户”。其实不只洛阳，“全国都是地狱”，柏杨说。说到这里，柏杨接着还讲了一段士卒绑架平民到大街上贩卖屠杀切割如同猪羊的“零卖人肉”故事。这位早年曾遭中国人构陷入狱而饱受苦难的中国人，走笔至此不禁长叹：“中国人，你的名字是苦难！”（《柏杨曰──读通鉴．论历史（六）》，远流，页1493～1495）
试问：此时“美帝”、“日帝”何在？制造中“国”人的苦难与“耻”辱者，不正是“血浓于水”的中国人吗？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面对这类“国耻”，不少中国人（特别是统治者）不是矢口否认就是避重就轻。远的不谈，就以“6．4”天安门事件来说，据报载，1996年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访美，在被问到“6．4”事件时竟声称“天安门广场上没死一个人”，问题发生在北京的东、西两区及南区，照迟氏的说法，也只是“冲撞”而已。（1996年12月12日《中国时报》第十版）到了“6．4”十周年当天，有记者问中国总理朱鎔基的感想，得到的答复竟是：“谢谢你们提醒我，我已经忘记了。”（1999年6月5日《自由时报》第3版）才几年时间都可以把这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忘得一干二净，这样的中国人有什么立场要求日本人不能“忘记”六、七十年前屠杀中国人的暴行？如果人民解放军屠杀自己的人民都可以说成只是“冲撞”、甚至“没死一个人”，这样的中国人又有什么资格批评某些日本教科书将侵略中国写成“进出”中国、甚至否认有南京大屠杀？
中国人超越“国耻”的第一步：停止继续制造中“国”人的“耻”辱。
二、“国耻”者，强“国”凌辱弱国之“耻”
我对“国耻”的第二个新解：凡是强凌弱者皆可耻也，他国欺侮中国固然可耻，中国侵略他国亦复如是。
《三国演义》第77回有这么一段“故事”：话说关公被杀，魂魄不散，荡荡悠悠直至玉泉山，高呼“还我头来！”老僧普净对曰：“今将军为吕蒙所害，大呼‘还我头来’，然颜良、文丑五关六将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这段“故事”虽非史实，但却透露出深刻的文化意涵，多少反映出某些中国人缺乏同理心的性格，表现在对外的态度上就容易出现只批判他国欺侮中国，而无视于中国侵凌他国的史实。
历史上许多中国人歌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多半是崇拜他们为中国“开疆拓土”的“丰功伟业”。然而这些中国人当中，恐怕很少有人能接受当年日军是为了建立“丰功伟业”而去中国“开疆拓土”的说法。但是，这种标准不一的论述在中国史书当中俯拾皆是，特别是教科书。比如某教科书其中一节里，前面写汉武帝“平”朝鲜，后面则说吐蕃国王曾“入寇”中国边境。令人不解的是，二者在本质上同是对外征伐的行为，为何前者曰“平”而后者曰“入寇”？如果把动词对调，说汉武帝“入寇”朝鲜而吐蕃国王“平”中国，可乎？甚至把时间拉到20世纪，若日本人也说1937年是去“平”中国而非入侵中国，中国人可以接受吗？
汉武帝当年遣使向西域大宛国索汗血马，大宛不从，汉使辱其王而见诛，武帝怒而伐之，前后出动20万人，花了四年时间“平”了大宛，得马约3,000匹。试想，这场仗打下来双方死亡人数会少于3,000人吗？当真人命不如马命？这是汉武帝的“丰功伟业”。另一位与之齐名的帝王“天可汗”唐太宗也曾用兵西域，消灭高昌国，理由之一是高昌国王竟敢自称“可汗”。这般“可”堪“汗”颜的侵略行动，竟也成了太宗一朝的历史丰碑。许多中国人日夜不忘要日本军阀“还我头来”，然而吾人不禁想问：“大宛、高昌等众人之头，又将向谁索耶？”
翻开历史，中国在衰弱时期常遭外患，曾是“苦难的民族”，然而在强盛时期却也常制造其它民族的苦难。因此，唯有将心比心，反对一切强凌弱的行为，中国才有超越“国耻”的可能。
三、从人道主义出发
要想究竟超越“国”耻，吾人必需建立起以“人”为出发点的历史观，以人道主义为前提，反对任何人压迫其他人的行为，不论是你那一“国”的人。
在曹长青主编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论西藏》（时报）一书的前言中，有一段话读之令人动容：
“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站在超越种族、肤色、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角度，站在自由高于一切的人的角度去审视西藏以及一切种族冲突。如果说做一个中国人就必须是一个沙文主义者，就必须是一个‘大中国’情结者，那么这样的中国人在这个地球上消失得越快越好。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是哪国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人！有人的触觉，人的情感，人的思维，看重人的自由和尊严”。（页16）
时下有些人常爱逼问他人：“你是中‘国’人吗”？我认为：先反问自己“我是‘人’吗？”可能更为重要。不从根本的人道主义出发，满脑子尽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沙文主义思想，终究难以超越“国”耻。
四、超越全然负面的帝国主义论述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的发刊词当中写到：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发时代。”（《敬告青年》，收入：张忠栋等〔主编〕，《什么是自由主义》，唐山，页6）
他将“国耻”视为“福音”，颠覆了全然负面的帝国主义论述。无独有偶，胡适也“赞叹”过帝国主义者：
“我们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我们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我们十分感谢这班所谓‘文化侵略者’提倡‘天足会’‘不缠足会’，开设新学堂，开设医院，开设妇婴医院”。（《慈幼的问题》，收入：《胡适作品集（14）》，远流，页245）
甚至，柏杨还“惋惜”鸦片战争来得太晚，而且认为
“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没有这一次冲击，中国人还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僵死在那里。”（《中国人与酱缸》，收入：陈丽真〔编〕，《柏杨．美国．酱缸》，四季，页237～238）。
另外，读过《文化苦旅》者，一定曾读到余秋雨对帝国主义者的“信赖”：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道士塔》，收入：《文化苦旅》，尔雅，页10）
百年前敦煌石窟的文物，一边被帝国主义者大量搬走，一边则被中国官员大量糟践。两“苦”相权，余秋雨宁可“信赖”帝国主义者。
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一切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固然都应该被批判。然而，帝国主义者与现代文明之间有着复杂的辩证关系，从文化的层面来看，吾人也不可否认某些帝国主义者曾给被侵略者带来若干正面的现代文明。比如：
◆没有鸦片战争（《南京条约》，香港被英国殖民），恐怕就没有日后的东方之珠；
◆没有英法联军（《天津条约》，台湾被迫开港），彰化人恐怕就没有机会在百年前开始享用“彰基”所带来的现代医疗。
◆甚至，若无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台湾脱离腐败的满清），台湾某些文明的进程可能会严重迟缓。
从这，庶几可以体会陈独秀的“福音说”以及胡适的“赞叹”、柏杨的“惋惜”和余秋雨的“信赖”。
在批判帝国主义罪恶之余，被侵略者恐怕也要自我反省：“帝国主义者能（产生许多正面的现代文明），为何自己不能？”与其自怨自艾，将自己的不幸都归诸于他人的侵略，不如反躬自省，从苦难中产生正面的教训。
五、以民主“回应”外来的“挑战”
英国大史家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提出“挑战与回应”（challenge-and-response）一说，主张文明的起源与成长在于该文明能否成功回应环境的挑战。用此一角度来检视近代中国“国耻”的来源，究竟是列强的“挑战”太严重、还是中国的“回应”不及格？恐怕后者的成分要比前者来得多。这点由中、日两国皆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回应”列强的“挑战”所得到的不同效果可以看出。
也就是说，中国的“国耻”的问题并非出在中国没有“回应”，而在于“回应”的方向不够正确所致。从1860年代开始，中国为了“回应”西方的“挑战”，历经了器物、制度等不同层次的改革，然率皆失败。甚至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的内忧外患并未因此而结束。于是，民初新文化运动者认为应将“回应”的重点提升到文化层次。于是他们竭力地颂扬足以代表西方近代文明精髓的民主与科学，特别是民主的启蒙价值。然而，这股“启蒙”的自由民主力量受到主张“救亡”（挽救国家的危亡）之民族主义势力的冲击。这时候，胡适认为应该“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国际的中国》，收入：《胡适作品集（9）》，远流，页94）也就是说，“启蒙”应先于“救亡”。可惜，当时整个中国的走向最后是“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收入：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其结果深深地影响往后中国的命运：当外部的帝国主义者逐渐远离之时，内部的极权主义者则迅速地取而代之，成为中国人民最主要的压迫者。
到了21世纪的今天，中国早已远离帝国主义的感胁，不再有“救亡”的问题。然而，当年为了强调“救亡”而燃起的民族主义狂潮至今却不减反增，民主自由的“启蒙”力量依旧微弱，甚至不及民初。于是在21世纪初，中国竟然出现许多非常不可思议的怪现象，比如：一个挟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成功申请到主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家，竟然连自己同“民族”的人民修练真善忍的法轮功“运动”也忍心大肆镇压。更怪的是，昔日中国口中的帝国主义者（特别是所谓“美帝”），反而苦苦哀求中国的统治者放过这些不过只是练练气功的中国人，结果总是得到一句“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回报。因此，只看到中国申奥成功就以为“中国人站起来了”、就以为“21世纪将是中国人的世纪”，是人也，非愚即狂。
21世纪的中国人，当真超越“国耻”了吗？
（苏瑞锵：国立彰化高级中学历史科教师，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候选人）
〔提供者：（台北）曾建元〕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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