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德”是中国人处世观念及行为的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型文化或称“德性文化”。在中国文化中，人是“万物之灵”，而人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就是因为有道德，德性被作为人兽区分的根本，也是人格尊严的体现。中国人因而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指作为行为主体的主观的、为我的规范）。孔子倡言“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并以知、仁、勇为“三达德”，建构起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规范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主张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由此形成了中华民族道德至上的价值取向与文化精神。中国人的处世观念及其行为具有浓重的尚德特征，具体表现为两个层面：
一方面，处世做人，贵在有德。中国人的所谓“处世”，首先是要“做人”，故“为人处世”不可分割，“做人”即是立身处世。而“做人”的要义在于，人的行为必须合乎“人”应该具有的道德规范，做人就是以道德律己，以道德待人。对为人“缺德”的评判，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甚为严厉的谴责。在具体的做人之德上，其主要范畴有“诚实正直”、“光明磊落”、“襟怀坦荡”、“克己奉公”、“言行一致”、“忠厚善良”、“廉正俭朴”等等。这种以“做人”为处世前提与基础的处世观念，体现了浓厚的尚德特征。
另一方面，与人交往，以德待人。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尚德倾向，还表现在强调人际交往的道德性，主张人际之间应当是“正其义不计其利，谋其道而不计其功”，与人相处，贵在以德待人。其具体表现为：
其一、宽厚待人。中华民族一向以待人宽厚为美德，日常生活中的“宽容大度”、“宽宏大量”等道德评价，就是这一品德的体现。在人际关系的实际运作中，待人宽厚包括：“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不以己所能病人，不以人所不能愧人”。
其二、让。中国人历来以让为处世美德。在家庭内部，“孔融让梨”式的礼让被极力倡导，妇孺皆知；在名、利面前，古人赞美“君子无所争”的风度和“不贪为宝”的高洁品格；对待人际纠纷，先贤主张“争先的径路窄，退后一步自宽平一步”。一个“让”字，可化解纠纷，和谐人际关系。
其三、以诚相见。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十分看重“心诚”，由此有“待物莫如诚”的古训。而这一点正是“以德服人”的重要内容。故“开诚心，布公道”，往往能化解矛盾，消除成见，沟通感情。
其四、守信用，重然诺。其基本要求是“言必信，行必果”。说话算数，言行一致，讲究信用。“一诺千金”、“一言九鼎”等成语，以及孔子所说的“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名言，生动显示了信用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价值和地位。
“贵和”是中国人处世性格的另一显着特征。“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思想范畴，它们虽然具有哲学上的意味，但立足点仍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与处世观念。
在中国古代的经典论述中，“和”的基本涵义是和谐，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以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为价值目标。
以“贵和”而论，中国人把“和为贵”作为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追求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与和谐，“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各守本分互不干涉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也是一种“和”。
总的看来，“贵和”能有效地避免过激或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带有浓重的人情味，较为稳固持久，对社会具有良性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