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中国却有一些人难以实现这一夙愿，更要忍辱负重，为他们失去自由的亲人可能遭受虐待而担忧，为他们的亲人遭受政府体制性的不公对待而愤慨。他们为中国的民主进步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中国的媒体却把他们遗忘。下面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就带大家去访问一下中国狱中良心犯的家属们在新春佳节时的所思、所想、所忧，还去感受一下他们的亲情、友情和爱情……
郑晓春：“没有什么安排。他的心情不好，我们大家也受影响。现在心情都不大好。”
当我打电话给在辽宁的郑晓春，问他春节有什么安排 时，他的情绪很低落。他和家人刚刚去监狱看望了他的大哥郑贻春。郑贻春由于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而在2005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七 年徒刑。郑晓春说，郑贻春现在情绪很不好，身患糖尿病在狱中得不到正常的治疗。自从郑贻春入狱后，郑晓春一直在为争取公正而四处奔走呼吁。在强大的国家机 器面前，他落得身心俱损---
郑晓春：“这几年，为了大哥的事情既担心，又难受，但是无能为力，感到无奈。我本人现在得了心脏病，血压也特别高。所以我现在特别担心我自己突然会死。那样的话，我大哥会更难受了。”
深感无助、无奈的郑晓春现在唯一能够获得安慰的地方就是佛堂---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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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张林与妻子芳草及女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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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不觉中2006年已经悄然走过，
过去的一年对于我是怎样的一年呢？
是历尽艰辛的一年，
是泪水和痛苦交融的一年，……”
这 是安徽异见人士张林的妻子方草。张林也是经常在网络上发表政论文章的作家。2005年1月因为前往北京悼念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而被捕，后被以“煽动颠覆国 家政权罪”判处五年刑期。她的妻子方草经常写网络日记，记录她独自抚养两个年幼女儿的艰辛和对丈夫的思念。她专门应我的请求朗诵了她最近刚写的《新年的祈 盼》---
“新的一年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
祈盼着我的夫君张林先生一切平安...
在未来三年的冤狱生涯中，
战胜病痛，意志如坚，
一如既往，灵魂激越！”
记者：“春节马上就要到了，你有什么安排呢？”
方草：“没有什么打算。我和张安妮两个人在家过春节。”
记者：“不回父母家吗？”
方草：“我是不想给他们带来压力。尤其过年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没有心情过年，所以我就不想回去。”
今年已是方草不能和丈夫团圆的第三个春节。也许方草会在网络写日记来度过她的新春佳节，因为她说这里是一个她能够获得解脱的地方。但是在中国网络决非一方净土。安徽蚌埠国安方面已经警告方草不要再写网络日记，否则将会步她丈夫的后尘。但是方草说她不会放弃。
| 图片：程翔。（法新社） |
在新春佳节独守空房的又何止方草一人。香港的刘敏仪在春节到来之际满怀对狱中丈夫程翔的牵挂---
刘敏仪：“我知道他很瘦，而且每天晚上都肚子痛，白天就胃痛。
记者：“他以前有这种毛病吗？”
刘敏仪：“没有。”
程 翔是新加坡《海峡时报》驻中国首席特派员，被以所谓“间谍罪”判监五年，最近刚刚从北京的监狱转到广东监狱服刑。已经两年多没见到丈夫的刘敏仪向广东省有 关部门申请在春节前探望丈夫程翔，却遭到拒绝。后经香港行政长官办公室的争取，才于星期五获准和丈夫见了半小时。刘敏仪接受香港商业电台访问时说，程翔很 消瘦，表现紧张，眉头深锁。
中国浙江的民主党人士池建伟由于受法轮功朋友之托，向其他朋友传看了一些被中国政府禁止的光碟，他因此于去年十 月份被捕，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池建伟本来和高龄85岁的母亲田维学老太太相依为命。池建伟被捕后，田老太太痛不欲生，曾经动过轻生的念 头。我问田老太太春节怎么过，她说自己做点饭吃饱肚子就过节了。她说她非常希望儿子回家，儿子是个好人---
田老太太：“他对我很孝顺，他走掉了我没办法了。
记者：“他在家时都帮您做些什么呢？”
田老太太：“帮我洗洗衣裳，打扫卫生。他心眼很好。他不害人家的，爱打抱不平。”
现在田老太太虽然生活尚能自理，但是孤苦伶丁，身体又不好，难免有闪失---
田老太太：“有一天晚上起来上厕所，感到手痛的历害。连衣服都不能洗了。苦死了！”
| 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公民维权网gmwq.org） |
和田老太太一样日夜牵挂失去自由的儿子的还有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母亲。陈光诚因为揭露临沂地方政府暴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而于去年8月被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处四年多徒刑。今年70多岁的陈老太太说起儿子就感到难受---
陈老太太：““我心里一想起他就很难过的。他又看不见。
记者：他看不见您是不是很担心他在狱中的生活？
陈老太太：“是啊，成天担心，晚上想他想得都睡不着觉。”
在 陈光诚被关押后的去年10月份，陈老太太摔了一跤，造成骨折，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几乎全靠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照顾。此外，陈光诚和袁伟静还有两个年幼的 孩子。由于照顾不过来，袁伟静只好把三岁的大儿子送到娘家暂住。除了照顾老小，袁伟静最放心不下的还是仍在看守所的丈夫---
袁伟静：“因为象光诚这样的盲人，按照中国的法律，是应该可以监外执行的，因为他是生活不能自理的，况且我们的律师也给他申请了监外执行。但是到目前来看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春节快到了，连见一面丈夫都不被允许的袁伟静只有默默地祝福---
袁伟静：“春节快到了，我就默默地祝福吧，祝他吃得好一点，想得开一点。”
| 郭飞雄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RFA) |
这些良心犯的家属们除了在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生活上陷入困难外，他们谋生的权利也往往被剥夺。
张青：“去年开始，他们（公安）跟踪我先生开始，他们也跟踪我。从那时候我就失业了。”
这是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妻子张青。她以前在医疗卫生部门工作。失去工作后，她再也找不到新的工作---
记者：在那之后没找过工作还是找不到？
张青：“找了，找不到。人家知道我是这样的原因失去工作的，因为我先生这样麻烦的事情，而且两三个警察跟着我，人家知道这样的情况后，都不敢。他们都害怕这样的事情。”
郭 飞雄去年9月份被捕，涉嫌“非法经营罪”，但外界普遍认为和他积极援救当时被捕的维权律师高智晟有关。张青说，丈夫被捕后，她和两个孩子的生活全靠朋友和 亲人接济，过最简单的生活。郭飞雄最近从广东的看守所被移送到辽宁的一个看守所，而辽宁的监狱系统向来以管理严酷出名。春节将至，张青最担心的是丈夫会在 看守所受到虐待---
张青：“因为他在广州受到刑讯逼供，手和脚被绑在木板床上四十天。从这以后我就知道他们为了制服他下了非常的功夫。现在去沈阳，他也会面临非常严酷的刑讯逼供，所以为这件事情，为他的身体，我的确是有担心的。”
尽管丈夫受到不公待遇令她气愤、令她牵挂，一家的生活陷入窘境，但是张青是我采访的受难者家属中最开朗、乐观的一个---
张青：“我是个性比较开朗的吧。处境艰难的时候，人就要表现得更加坚强，更加乐观。我觉得这样子才能把坏情绪压下去。这也许是我的一种人生态度吧。”
其 实，张青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因为她坚信自己的丈夫没有犯罪，她还因此进行过24小时的绝食抗议。这些遭受中国政府不公对待的良心犯尽管命运坎坷，受尽 磨难，但他们中有很多人都像郭飞雄一样，拥有一个深爱丈夫、家人、志同道合又坚贞不屈的妻子……或者是女朋友。辽宁的郑晓春说，他大哥郑贻春就有这样一位 在他受难时仍然默默爱着他的女朋友---
郑晓春：“他这个女朋友前几天跟我们一起去了锦州监狱。她想和郑贻春登记结婚，但是狱方不同意，也不允许他们俩见面。她说，我明明知道见不到他，但是能来到他的附近，我也能感觉到踏实一些。这样一个好女人，确实很了不起。”
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也是这样一个受命运之神垂青的人。他的妻子袁伟静是学外语的大学毕业生，回到山东农村后，嫁给盲人陈光诚，而且在陈光诚遭受当局长期软禁、直到被捕判刑，袁伟静一如既往，从没有退缩过。我好奇地问起袁伟静她和陈光诚相识的过程，引出一段佳话---
袁 伟静：“因为我大学毕业后，我在大学没有学好一些东西，所以很不自信，一年多没找工作，平常就在家听收音机里的信息发布台。有一天我也发布了一个找工作的 信息。主持人就问我有什么特长，我就为难了。说老实话，我是学外语的，但是外语学的不好，我迟疑了一会还是说了。这个时候光诚在家里正好听到了我的声音， 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觉得我太没有信心了。所以一打电话就把我给打来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良心犯都像陈光诚这样幸运。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判处10年监禁的诗人、记者师涛就在外界的压力下不得不与年轻的妻子离婚。为他们经办离婚手续的李建强律师感叹这是现代版的梁祝悲剧---
李建强：“他俩其实是不想离婚的。他们结婚时间不长，师涛就出事了。师涛的妻子是一个报社的记者。报社就要她离婚，不离婚就要把她开除。她没办法，就提出来离婚。为了妻子，师涛也答应了。”
记者：“当时就是您和他妻子一同到监狱里去办的手续，是吗？”
李建强：“他母亲也去了。调解结束以后，我们都要走了，他们拥抱在一起哭了。我们都不敢看，等了好久他们才分开。”
就 在中国的官权力试图控制人们的思想、言论、生活乃至婚姻的时候，世间也不乏真情在。中国民主党浙江成员朱虞夫因为筹备纪念八九“六四”事件十周年而在 199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监7年，去年9月刚刚出狱。今年春节前不久，他发起了为狱中良心犯家属募捐的活动。总共募集到七千多元人民币，分 别送给了浙江五位在押的政治受难者的家属。朱虞夫讲起他冒着再次被政府关押的风险进行募捐的初衷---
朱虞夫：“因为我自己在监狱里面有切肤之痛。我出来以后也看到我家属很痛苦的状况。我也去看望的池建伟的老母亲，85岁了，痛不欲生。这样看来我们不关心不行了。”
朱 虞夫说，他们只是在朋友圈子里进行募捐，竟然也收到一些体制内人士的捐款，令他发出“公道自在人心，冬天一定会过去”的感叹。其实关注中国民主发展的人在 中国大有人在。本台在节目中和网站上呼吁用SKYPE 给本台留言，向中国良心犯家属送去春节问候之后，不少听众都留下了他们的祝福---
王先生：“我是中国吉林的王先生。新春到来之际，我希望这些所谓的良心犯，其实是为了百姓敢言敢做的人，他们的家属，能够在这个新春佳节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某先生：“祝愿为了正义、自由和信仰付出了的人士新年快乐！也希望美好的明天早日来临！”
我所采访的良心犯的家属们都说，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亲人、朋友以及海内外各界人士对他们的理解、支持和关注给了他们很大的安慰和力量。但是，对于这些良心犯年幼的孩子们来说，长期得不到父爱，他们心灵所受到创伤却是难以愈合的。
郭飞雄女儿：“我的爸爸不高，不太帅，也不经常回来，但我心里却无时无刻不想着他。”
张青读的是她和郭飞雄10岁的女儿含着眼泪在学校写的作文《我爱爸爸》
郭飞雄女儿：““就在今年九月中旬，他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里了。母亲说他春节就会回来。虽然我有点生他的气，但是我心里还是想着他，盼着他早点回来。”
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她最需要的也许就是父母之爱了；而最令她痛苦的莫过于从她身边夺走父亲的爱。那么，对于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失去父爱又意味着什么呢？
张安妮：“我现在不想爸爸。爸爸太远了。”
这个“不想爸爸”的小女孩是安徽的异见人士张林和方草的女儿安妮。虽然嘴上说“不想爸爸”，但是四岁的安妮能把爸爸写给她的信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背下来---
张安妮：“亲爱的宝贝：爸爸很想念你。听说你能画画，很好。什么时候给爸爸写封信啊？你要听妈妈的话，要听姐姐的话。老师喜不喜欢你？同学们爱不爱你？爱你的爸爸张林。”
四岁孩子幼小的心灵正需要父母的爱去呵护，但是安妮的父亲却离她太远。如果她说“想爸爸”，又能怎样呢？说“不想爸爸”也许是年幼的她作出的特殊的抗议？
自由亚洲电台申铧祝各位新春快乐！也祝小安妮早日回到爸爸的怀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