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富贵，毋相忘。”这是陈胜对朋友的诺言，人们都很钦佩。“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是陈胜的名言，人们都牢牢记着。
然而，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能创造出令人经久不忘的格言的陈胜，食言而肥，竟然杀掉了自己的朋友。
陈胜为什么要杀“苟富贵，毋相忘”的穷朋友？
据司马迁在《史记》的记述，大概有三个原因。其一，穷朋友竟敢“遮道而呼涉”，在大庭广众之中直呼陈胜的大名“涉”。陈胜称王后，有个曾经与他一同佣耕的穷朋友去找他。宫门令非但不通报，还要捆他。适逢陈胜出，穷朋友于是“遮道而呼涉”。既“遮道”，又直呼其名，在穷朋友看来自然是亲切无隔阂，但在已称王的陈胜看来则是“无礼”。不过，他虽然不高兴，却也还是容忍了。
其二，穷朋友“见殿屋帷帐”，竟敢当面批评陈胜摆阔气，“伙颐！涉之为王沈沈着！”这其实是实话实说，只是太直了，陈胜当然不高兴，但依然容忍了。
其三，穷朋友竟敢叙与陈胜佣耕时的“故情”，这无异于揭老底。陈胜终于忍耐不住，于是杀！
陈胜杀掉的，仅仅只是一个佣耕时的穷朋友么？不！他其实是用穷朋友的鲜血，抹去了“苟富贵，毋相忘”的诺言，抹去了他曾经讥笑过的燕雀所难以理解的“鸿鹄之志”。太史公在记叙陈胜杀穷朋友之后，紧接着的一句话是：“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曾经共患难的朋友都要杀，谁还肯留在他身边？太史公一针见血地评论道：“此其所以败也。”
读史可以知兴替。历史的经验，倘若拒不借鉴，兴也难；历史的教训，如果不吸取，衰也易。我所以想起陈胜杀穷朋友，照直说来，是从某些人的身上，看到了陈胜的影子，看到了鲁迅先生所说的“一阔脸就变”的装扮。
孙志刚们的被打，乃至被打死，尽管从法制上可以寻找不少原因，但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仇穷”的恶果。孙志刚们如果腰缠万贯，那些打人凶手，恐怕只能仰视了，岂敢动手动脚？
农妇白桂珍家被窃，公安局破案拖拉，她气愤之下骂了一句，公安局长竟敢滥用职权拘留，为什么？白桂珍穷啊！她如果腰缠万贯，别说骂一句，就是骂十句，那局长除了连连陪不是，敢亮手铐吗？
那些上访讨工资的农民工，如果西装革履戴着墨镜，开着宝马，县府里的“公仆”点头哈腰都来不及，谁敢推推搡搡拒之门外？可惜农民工的穷，成了权贵们“仇”的理由。
诸如此类的事儿，人们或许屡见不鲜，用不着掰指头就能数出十件八件的。想起来，不是令人感到可怕吗？
或曰：“仇富”便对么？我不想争辩，因为能回答这个问题的，还是被“仇”的富豪：为什么会“仇富”？在“仇富”和“仇穷”这对矛盾中，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贫富不平等，穷人的话语权总是处于劣势，“仇富”又能怎么样？
近年来“仇富”现象多为人们关注，以为不是健康心态。但这恐怕只看到了一个方面。因为“仇富”掩盖着另一种现象，那就是“仇穷”———种种蔑视农民的行为，其实就是“仇穷”。细细想，人为扩大城乡人之间的不平等，恐怕是“仇富”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仇穷”不止，“仇富”就不已。
陈胜没有理论水平，不懂先富携后富以共同富裕，“仇穷”不足为怪。而今不是有“共同富裕”的理论吗？怎么不问缘由，一个劲地指责“仇富”？如果不能从陈胜那里吸取教训，农民工总有一天会像离开陈胜的“故人”那样，纷纷撤离城市，那后果恐怕难以想象。(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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