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
2006年距文革发生正好40周年。国人向来对整数有特殊的好感，一遇五和十这样的年份总是比较兴奋，尤其是我们伟光正的党对他们获取权力的纪念日总不忘想尽一切办法宣传、鼓吹、粉饰所谓的太平盛世（实则是浪费纳税人的钱，这方面勘可以和东边的那个无赖国家相媲美）。与此相反的是，在文革发生40周年的日子里，不但看不到当局一丝一毫的纪念和忏悔的意思，反而极力的淡化、忘却那段历史，对那些发些纪念的人士施以打击和封杀。
尽管当局不闻不问，民间对文革的纪念和反思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还是有一定风气。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幸好有这些不断反思和忏悔的群体存在，否则中国的境况可能比当下还要坏！如果一个民族集体沉默、尤其是知识分子万马齐喑的时候，这个民族便没有什么希望了。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正是建立在一群群乌鸦的基础上。历史已经证明了，一个民族只有懂得反思和忏悔才有进步的可能性。
日本人对自己死难同胞的态度和我们的当局真有天渊之别！日本首相年年都去靖国神社参拜，撇开民族主义情结不谈，我看到的是他们对自己民族生命的尊重，哪怕因为侵略他国的领土而牺牲的将士，他们的民族永远也没有忘记他们。
相反的是：我们这个民族为抗日战争的死难者及其家属们作了什么呢？49年之后，几千万非正常的死亡，高高在上的当局不但没有给予任何的补偿，甚至连道歉也没有说上一声，反而是受害者祈求施暴者原谅和平反，真是人类之怪现象。连自己的国人当局也吝啬其道歉、忏悔、反思，那么他还有什么道德优越感去指责日本不道歉的行为呢？同样，当局不惜改写历史、拒绝还历史一个公道，又又什么道德的优越感去指责别人呢？（2006年11月记）
多年来，提“文革”仿佛是一种忌讳。“文革”中的人物、事件对后来的世人来说，似乎讳莫如深。但随着近年来各种真实反映“文革”的良知书刊的出版，“文革”已渐渐的向人民打开了一个暗道，不再永远藏匿于人们心灵暗角。挖掘和发现它的真实性对于时代的发展、文明的进步，意义斐然。我们不能一心向着前方，只关心如何进取、如何开创，其实我们所缺乏的正是上一代人的某些体会和精神。这里，我不想窠臼于历史，历史已经存在；我更关心的是为什么这样的“革命”只发生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我关心的是历史背后的通道──通向存在的暗道。
中国人最缺乏的是西方基督文明中的忏悔精神。看看，抗日战争死了那么多人，除了几座无聊而大而化之的纪念碑之外，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看看，文革发生的惨剧至今仍不能得到命名正身，巴金先生倡导了那么多年的“文革纪念馆”、“全民共忏悔”至今回音寥寥；反观美国，国会山旁长长的一座座纪念碑刻满了二战时为国捐躯的美国士兵，而另一边则是纪念为越战而死的士兵。
忏悔，并不是为了揭谁的疮疤；也不是针对个人。因为一个民族的灵魂是存在于国家所有人中的，包括你我。忏悔是要让我们活得更好，不要让历史再重演。当国家主席刘少奇拿起宪法说，“我还是一个公民”的时候，他是否意识到这样的呼吁太迟了？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也在拷问自己：如果自己处于当时的环境下，我会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我这无力的文字当然不能起什么作用，但清理那段沉重的历史，也算是对自己存有的一些毒素的净化吧！
传统和体制因素
在今天，还有一些人为“文革”唱赞歌，说那是一个大民主、大平等的年代，尤其是那些新左派们。（即使是大哲学家萨特也为当年的“红色革命”、“红色海洋”所迷惑，撰文称赞。）我们如果用理性的眼光看那段历史，便知道它不过是披着民主、平等的漂亮外衣所进行的“赤裸裸的封建专制思想和血腥的、法西斯式的残忍”。（徐友渔先生语）君主专制是君王、宗法制度、等级制度连为一体的产物，而文革恰恰体现的正是这一套宗法制度的特色。比如，红卫兵抛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汗，老子反动儿混蛋”，并说：“几千年来，地主老爷传宗接代维持统治还不是靠传吗？”这种传宗接代正是赤裸裸的专制主义的翻版，而且比过去的君主专制时代更加血性和残暴。他们说：“我们要正告你们：你们死不悔改，反动到底，那我们就不客气了！我们要象父母一样，把刻骨的阶级仇恨凝聚到刺刀尖上，挑出你们的五脏六肺，那你们就活该倒霉。”（此几处标语来自徐友渔先生《自由的言说》一书）这样的宣言颇似当年希特勒盖世太保下的法西斯分子的种族宣言。我国古代的地主们泉下有知，大概也要感叹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他们的“专制压迫”看来既落伍又和风细雨了。面对这样的以等级出身论资格，一些早醒的人民开始了自己的思索，如遇罗克。可惜他的《出生论》刚一冒头，就被中央文革组的人宣判为“大毒草”。他本人则以莫须有的罪名处决。其实，他不过是宣称了早在西方几百年以前就阐述得彻底而深刻的“每个人的权利地位只能由自己的行为来决定”；他坚信“基于家庭出身的其实是不正义的，就象基于民族、肤色、宗教的歧视是不正义的一样”。
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写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做人的权利，至多不过是奴隶。”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也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一乱一治的循环。这样的制度源于什么呢？这大概与中国传统的“史官文化”不无关系。中国的传统中没有西方神话中的自由因子独立意识。有的只是崇拜、服从，从不敢违抗。这当然产生不了西方对自由的渴望。在服从中人们不探索自然的本原，而是完美自身。因此，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领袖也是大圣大贤，由内圣而外王，而且总是倡导“以德治国”。好象一旦领袖大圣大贤，一切事情便迎刃而解，统治也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同时，在思想领域追求大一统，一旦主流意识形态占据统治地位，就只能允许一种声音，不能再有别的声音。另一方面，中国的内部统治却是采用法家的思想。毛泽东其实非常欣赏韩非子的统治理论而颇为讨厌儒家的“礼”。可以说“文革”中许多残忍的行为就是对法家思想的发挥和滥用。中国虽然有悠久的法制传统，但却没有西方的法治传统，也没有建立起相应的法权体系。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体制的设置上表面是民主的，但实际上很容易造成个人专断作风。党（一党专制）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服从国家就是服从党，服从党就是服从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其他的监督机制和机构则形同虚设，毛泽东大手一挥就可以令中央常委的集体决议改变，民主集中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几个人的集体领导变成了一个人的统治世界。表面看来，集体领导的成员都是平等的，但实质上，毛泽东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其他的领袖不过是出谋划策进言的“臣子”而已。尤其是在庐山会议后，直接破坏党内民主，本来就很薄弱的制横机制荡然无存，个人崇拜油然而生。还是先贤顾准先生说得好：
“惟有美国（这个由新教徒移民组成的国家）才会有华盛顿。华盛顿其人，如果生在俄国，即使不成为斯大林，也不可能成为华盛顿。”
“……斯大林、布哈林、托洛斯基轮流当总统，……十月革命会被葬送吗？我不相信。……正相反，因为执政者总有反对派在旁边等着他失败，等着失去群众的拥护，等着下次选举时取而代之，随便什么事情不敢做得太过分，更不用说把真理变为荒谬了。……”
理论因素
从陈独秀先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都是功利化的马克思主义，或曰技术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直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比如，他们在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时，大多只看到了它的唯物论和阶级斗争。毫无疑问，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结尾公开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但是，也就是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又指出：“工人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他们从未以阶级斗争来否定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同时，他们也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以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这样选择性的吸收马克思主义为以后的阶级斗争埋下了种子。从30年代开始，共产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有关阶级斗争学说的历史；另一方面，被唯意志论所垄断，只注重政治层面的改造而忽略了物质生活的提高。这也可参看“文革”时期“越穷越光荣”的扩大。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中曾指出阶级斗争已居于次要地位，并写出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但没过多久，他便否定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阶级斗争还是当时（1956年）的主要矛盾，掀起了“反右”斗争。庐山会议达到了文革前阶级斗争的顶峰，从而拉开了阶级斗争的序幕。伴随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领袖宣言，为“文革”埋下了重重的一笔。徐友渔先生说：“不论是文革前党的文件，报纸社论，还是文革中血统论红卫兵的文章，都把这种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政策视为‘阶级路线’；但是，几乎没有人指出，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传统中，这个路线完全是名不副实的，没有任何合法地位的。”如果按马克思主义对阶级斗争的解释，其针对的是阶层和团体，而非个人；一旦某个阶级消失，阶级斗争就不再实用。可是，在文革中（甚至是文革前）阶级斗争往往是针对个人。并且，文革中的小将按当时最高领袖的指示，以阶级路线为万能法宝，想打谁就可以给其冠以犯“阶级路线”的帽子，从而师出有名。在中央阶层，毛泽东以及文革小组也是用这个如意袋打倒了彭德怀、贺龙、陶铸、刘少奇等人。整个文革就是拿着阶级路线这个法宝而整人、害人、打人、杀人的运动。
个人因素
虽然文革有其发生的历史、体制等因素，但在我看来，毛泽东个人是造成文革的最大原因。我坚持认为：没有毛泽东，文革就不可能发生。所谓的“四人帮”利用了文革，不过是为给毛泽东减轻罪行的一种托词罢了！试问，“文革”期间谁掌握了真正的权力？如果不是毛泽东的默许，江青、林彪等能跳起来吗？林彪的坠毁及毛泽东一死江青就落网，不就是证明吗？一旦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或没有毛泽东的袒护，林彪和江青就什么也不是。江青被审判的时候说，她不过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其实，过去我们在研究文革时总刻意地为毛泽东辩解，总把他的目的说成是好的、善意的，至于手段和结果则是另一回事。（其实这样的思维还没有逃出“文革”──只要立场站“对”、阶级明确，其他则只是是技术问题。）下面，让我们看看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研究“文革”必然要研究毛泽东这个人。其实，他发动“文革”是他一生斗争哲学的最后实践：先是与北洋军阀斗，与王明、博古斗，与日本人斗，后与国民党斗，与美国斗，与苏联斗，最后没有人斗了，于是假想一些敌人，与党内的战友斗。国内─国外都斗完了，他也死了，中国人民终于从“中世纪的黑暗当中”走了出来──不管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的。研究毛泽东必须研究其一生的思想：他是一个集乌托邦的理想主义、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还有韩非的法家思想）、黑格尔的唯意志论、中国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发展到最后就是君权意识）于一身的“教主”。下面详论之。
斗争哲学
毛泽东一生都在实践他的斗争哲学，也许天下太平他就会感到寞落。这是不是有点象武侠小说中武功高强的人达到了武学之颠的孤独感呢？可惜，武侠中的高手都去做了隐士，但毛泽东是不甘做隐士的。人民大公社、大跃进后，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可是他并没有实现这个正确的抉择。最终，他还是选择了出场──出来战斗。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法家的斗争发挥到极致，创造了一套自己的斗争哲学。他声称：“无产阶级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毛泽东的所谓光辉历史（不论是真实的还是伪造的历史）也就是一部斗争史。这些已经被当作经典记入中共的史册作为愚民的工具。在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培养下，八亿人民皆斗争。毛泽东语录中就有许多煽动性的斗争言论，如他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看起来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无战争状态已经十几年了，全面内战……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他在晚年甚至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斗不行，不斗则退，不斗则跨，不斗则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在阶级斗争的指引下，这些红卫兵小将们真是做到了无法无天，他们把任何事情都搞到绝对。他们决不容忍己见，把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作为金科玉律。在这种思维之下他们的残暴行径随处可见。法西斯在他们的面前大概也要自惭形秽了。他们泯灭了人性，失去了良知，没有了基本的人性，而兽性在那个年代是如此的泛滥和正常。（以上标语均来自徐友渔先生《自由的言说》一书。）
其实，很多敌人是毛泽东自己想象的。他用他的乌托邦理想构建了一幅阶级斗争蓝图，比如“反胡风事件”、1956年的反“右派”斗争、1959年反彭德怀“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庐山会议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对立阶级生死斗争。”“在中国在我党，这类斗争还得进行下去，可能要20年，甚至是半个世纪。”很显然，毛泽东是在戴帽子，以阶级斗争为名，对彭德怀实施打击，把彭德怀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可以掩人耳目，转移人民视线，甚至是拉拢人民。毛泽东的这套斗争哲学被红卫兵“活学活用”，不但象毛泽东一样好斗，而且善斗。
乌托邦色彩
毛泽东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尤其是其唯意志论。不过，在我看来，黑格尔的唯意志论探索的是事物存在的本原，而毛泽东却从中看到了一幅理想主义的蓝图。比如，他要求全国人民都是道德至上论者。他曾宣称：“中华八亿皆尧舜。”无怪乎今天有些人还怀恋那个年代，认为那时没有道德败坏的现象。其实，这种完全违背人性的行为却是最大的不道德。而今天中国的道德沦丧、信仰崩溃都是由于文革造成的恶果。
毛泽东乌托邦思想并不是“文革”时才产生的，而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他崇拜洪秀全，而太平天国就是要建立乌托邦的所谓“大同世界”。1949年之后发生的几次运动就是其乌托邦思想的实践，但那时候还主要在物质层面上建立乌托邦世界，可惜失败了。在物质上建立乌托邦社会失败后，他想在道德上建立一个至善的社会。（这也是许多人为他开罪原因之一；可惜，他要求的这种社会恰恰是最大的道德败坏──文革中的互相揭发、中伤，抛弃亲情友情等，完全丧失了人性和诚信。）他所倡导的大串联、“大共产主义”，也是其乌托邦哲学的一部分。
其实，毛泽东早在青年便受到了“乡村主义”的影响。晚年的毛泽东是对这一思想加以实践和复辟。1919年，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新乡村主义思想》，他写道：“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今春回乡，再发生这种想象，又想起了半年一直以来的新乡村建设的想法，在岳麓山建立新村，此新村以家庭学校旁边的新社会连成社会为根本理想。有公共的幼儿院、养老院、学校、图书馆、农场、银行、工作场……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乡村建设的最适之地。”毛泽东的理想主义色彩对当时的青年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现在许多当年参加过红卫兵的人以“理想主义”为他们解脱，显然有其真实的一面。比如有位红卫兵为自己的行为这样辩解：“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的身上发生的许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完全是正常以至美好的。我们追随毛泽东最根本原因毕竟不是丑陋的，不是私利，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表表现为愚昧、盲从、凶暴，可内心是注意的烈火，斯巴达的灵魂，是壮美的和不屈不挠的追求。”也许，当年的红卫兵认为他们“文革”之前与其父辈比起来是平淡、琐碎卑微的，他们无法达到其父辈的辉煌，而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恰恰能让他们满足叱咤风云的辉煌。他们的理想和热情源于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
权力争斗
历史常常把真实的东西隐藏以来，但经过时间的冲刷终会打开一个通道，露出一些本来面目。比如对毛泽东君权意识的清理──文革究竟有多大程度受了他这种思想的影响呢？
由于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毛泽东的地位在人民心中打了一定的折扣，务实派的刘少奇、邓小平的威望渐渐提高。被迫退居二线后，因为不甘心自己的威望降低，他一直在寻找机会重塑自己的权威，于是发动了一场所谓“夺权”斗争，一场永远“割掉资本主义”的斗争。我们可以从文革前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看出毛泽东发动运动的“苦心”。
在批判《海瑞罢官》时，江青说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说，早就盯上吴晗了，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其实这个意思是毛泽东的，让江青转达而已。）而这个突破口突到哪里去呢？直指北京市委以及刘少奇。其实，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首先在意识形态战线上发难，用大讲阶级斗争的方法来压抑刘少奇等人温和、务实、注重经济建设的方针。他大声疾呼，对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针对当时教育政策和方法，提倡要深入社会生活，从事阶级斗争。他一方面在高层向刘少奇等人发动进攻，另一方面则利用当时青年学生厌恶官僚体系的情绪煽动对立情绪，从而赢得了青年学生的支持。
发动“文革”前期，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主持中央的工作。对“文革”，刘少奇不知道毛泽东的真实意图和方向。此时的毛泽东却不作指示，只是让刘少奇看着办。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派出工作组的时候，毛泽东从杭州回来，接着就对刘少奇发难。他于1966年7月18日一回到北京，就批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指责他们镇压学生运动。他气愤地说：“谁镇压学生运动啊？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紧接着，派人到清华表示对学生的支持。因此，后来的造反派便支持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反对以刘少奇为首的党的领导。毛泽东在争夺权力的时候是很善于运用权术的。他把他在战场上的理论带到了政治领域，所向披靡、无往不胜。比如，声东击西。他要打击刘少奇，首先从文化领域开始打倒了彭真等北京市委；提拔林彪，打倒反对林彪的罗瑞卿；为了扫除打倒刘少奇的障碍，他甚至打倒了拥护“文革”的陶铸，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了一大批老革命家，定性为“二月逆流”。这里有个事实也许可以说明毛泽东为了获得权力而决定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陈伯达给毛泽东当了几十年的秘书，1958年的庐山会议后替他大肆写文章批判彭德怀，文革中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专门阐发他的“文革”理论。但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站在了林彪一边，毛泽东马上宣称他和陈共事30多年，两人从未很好的合作过。在1971年1月，中央文革又发出大量的材料，说陈是叛徒、老牌反动分子。徐友渔先生一语中的：“文革运动一波三折，翻来覆去，一个干部，一会儿是黑帮，一会儿是革命者；一项政策，一会儿是党的英明决定，一会儿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政治的不择手段和功利主义盛行，使人不可能维护真诚的信念。”说穿了，林彪、陈伯达这些人不过是毛泽东的棋子而已，他是要达到个人专制的目的，做一个有实无名的君王，从而圆了他在七岁那年写下的那首诗的梦。
大众因素
“文革”的发生发展对毛泽东来说大众功不可没。所以他要说：“一切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那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大众是怎样帮助他创造了这段历史的。
个人崇拜
1958年毛泽东说：“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实际上是从意识形态上默认了这种现象是可以存在的，甚至予以支持。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成绩，毛泽东感到这些都与他分不开，于是开始目空一切。延安整风运动前中共还认为领袖是一个集体，但随着一些个人崇拜现象的出现，慢慢的领袖不再是一个集体，而是毛泽东一个人。1949年之后，毛泽东在老百姓心中成了大救星、救世主，“东方红，太阳升”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柯庆施甚至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后期林彪的一系列行为更是把这一现象推到了极致。比如，人民必须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打碎一尊领袖塑像，污损一张领袖画像就要被捕入狱。依我看，这样的荒唐只有在中国才会存在。个人崇拜不是一朝一夕的，1949年后，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就不断的宣传毛泽东的青年造反生涯，因此在青年心中他是偶像，是神。
愚昧无知和野蛮
在红卫兵这一代人的心中，毛泽东是神。刘小庆曾在《我这八年》中这样写到：“我对毛主席是这样的崇拜，这样的热爱，感情纯洁得可以说毫无一丝半点杂念。我逐步长大懂得人事，当我第一次知道男女之间生小孩的时候，在恍惚如五雷轰顶的震动中，我首先想到的是：‘难道我们的主席也这样吗？’当然，我立刻打消了我对深深执爱的领袖的亵渎。”在文革前，中国人普遍相信中共洗脑宣传的政治神话，他们是全直接最强大、最自由、最富有、最自由的国家，我们有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队，世界上除了朝鲜、越南等地都处在饥寒交迫当中，而我们的责任则是解放这些受压迫的人们。而美国则被描绘为万恶的社会，凶恶的猛兽，他们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参见徐友渔先生《自由的言说》一书）在文化方面，则是蒙昧主义盛行。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都是“大毒草”，因此需要进行文化革命化、思想革命化。一切美的东西也被描绘为是资产阶级的温情。在这种理念之下，毛泽东多次提出读书无用论、读书反动论。比如1966年批判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剪伯赞时，他说：“他这种人，书读了不少，可是越读越反动。象他这样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对人民还是有用的，可以扫扫地，搞搞卫生嘛！……”（参加徐友渔先生《自由的言说》一书）其实，1949年之后，毛泽东便发动了几次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现代“焚书坑儒”。那是一场文化的毁灭──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长、也是最绝的文字狱──前无古人，相信也不会有来者。一切文化书籍被当作“毒草”没收，全国上下只有一本红宝书，八个样板戏和一曲忠字舞，八亿人民用一个声音说话，用一个大脑思考──达到了绝对的大一统。（当然思想是不能禁绝的，那些为思想而死的烈士是我们民族的英雄）毛泽东不是曾说过吗？“秦始皇算什么啊？他才坑了400人嘛！当年反“右”的时候我们就打倒了几十万。我们是当代的秦始皇。”看来，他对文化的毁灭是打心底自豪的。而人性则被当成典型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母爱、温情、怜悯等被视为革命斗士的腐蚀剂。
压抑释放
中国自古以来的教育就是以压抑个性,追求服从：服从才君主、服从长辈、服从上级。封建科举制度已摧毁了大量的人。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吸取教训，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技术化教育、数字教育、等级制度教育、强迫的灌输教育。这种教育模式与君主专制时代相比较也是一种倒退。在这种理念之下，一切以分数为主，搞分数挂帅，并且那种填鸭式的教育是与当时正处于青春期的学生们相当不符的。所以，“文革”一开始，很多人第一个感觉就是可以不读书了。著名导演田壮壮说：“文革刚一开始对学生来讲最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可以不上课了。”作家王朔则说：“文革再不好但打破了旧的秩序，给个性发展提供了机会。”可见当时的教育对人性和个性的压抑有多深。
另一方面，当时提倡既红又专，但更强调红。红是什么呢？就是政治教育。但煽动起来的政治热情得不到满足，而文革则向他们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其次，当时实行的是辅导员监督制度，让学生丧失了隐私权。他们所有的言行都被记录在案。也许一件小小的事情也许会引起一场大的批判。“文革”一发动，学生们就要求废除档案制度。文革一发动之后，无法无天的行径正好满足了这些红卫兵小将门烧毁、废除悬挂在他们头上的随时可能坍塌从而改变命运的档案。
“文革”前期中央高层掀起了接班人的风潮。当时盛行的是血统论，等级制度非常森严。那些所谓的“黑五类”只有“靠边站”，因此在文革中他们便成了造反派的主力军，在文革的舞台上反对这一不公平制度。当时，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满足造反派的要求，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造反派本来反对的就是等级路线，现在有他们的“红司令”的“最高指示”显然就可以肆意妄为，把“革命进行到底”。
另一方面，1949年之后的官僚作风，也让人们喘不过气来。1949年之前，这些官僚们似乎还能与民同乐（“鱼儿离不开水”可能也是当时的一种写照）。可是49年之后，他们摇身一变住了深宫大院，成了高高在上的统治者，成了绝对真理的掌握者，成了接受朝拜的大人物。这种政治气氛和强调，让大众尤其是青年学生感到厌恶和压抑。但文革发动后（尤其是毛泽东从杭州回来后），广大学生都感到，官方的意识形态调子、党的口气和内容，都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又听到了久违的战斗口号，又听到了能拨动他们心弦的论调，比如《十六条》。他们可以疯狂地做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贴大字报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通道。于是，有人便以此说实现了自由和民主。可是，这样的自由和民主却是最大的不自由和不民主，因为，它必须控制在毛泽东既定的话语范围之类；一旦超越就是死罪。也就是说，只有对毛泽东的拥护和吹捧的任何行径和言语都是自由的，相反则全部被打倒、批臭甚至从肉体上消灭，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烈士们。当时不少青年学生确实认为，他们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但梦想真的实现了吗？
尾声
“文革”结束，许多学生才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不过是当了别人的棋子和工具。当毛泽东利用保守派、造反派……等打倒了刘少奇等人后，全国处于一片混乱：串联的串联，武斗的武斗毛泽东看场面不好收拾，于是大手一挥：你们下乡去吧！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到农村去锻炼锻炼！于是，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这一场运动不知又误了多少青年。历史的脚步再一次被放慢。
这篇文章已经很长了，可是当我要放笔之际，仍然感到不满足。那段沉重的历史，被自己这样梳理显得草率而无力。想说的话太多，化为一句：这样的历史不要再发生；远离革命，远离暴力，走下神坛，从理想主义进入经验主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