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拾荒维生的人们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China Youth and Children Research Center) 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中国近二十年来大学教育的学费已涨了25倍，而工资却仅成长四倍，以至越来越多的学生交不起学费。许多生活在农村的贫苦中国人无法供孩子读书，因而让一个孩子劳动赚钱供养其他的兄弟姐妹，为自己也为家庭寻找摆脱贫困的出路。此外，在中国有超过150万名囚犯的孩子，其中极少数由热心公益的个人负责收养，而大多数囚犯的孩子艰难的生存，却没有一个政府部门关心照顾他们。
牺牲弟弟未来 换取哥哥前途
中国山东省殷高村 (Yangao译音)，黄廷(Huang Ting译音)和他的弟弟黄萌(Huang Meng译音)仅相差一岁。但他们分别在18和17岁时，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黄廷是一位身体强壮、具有开朗和快乐性格的男学生。而黄萌却很沉默、削瘦和弯腰驼背，如同一位老人。
去年秋天，哥哥黄廷离开他居住的泥瓦房，到北京的人民大学上学。而弟弟黄萌面朝地清扫着工厂的地板。
但是当黄廷最近动身去大城市时，他没有作为家庭中第一人上大学的自豪感，而是流着眼泪感到内疚。他说，“我欠我的兄弟太多”，“他比我年轻，却承担了这么多的责任”。
对于许多生活在农村的贫苦的中国人，黄家兄弟俩的不同命运司空见惯。农民们太穷只能让一个孩子接受教育，以至于必须做出选择:牺牲一个孩子的未来换取另一个孩子更好的前途。有时家庭为了设法给孩子提供一条摆脱贫穷的出路，甚至陷于破产。
在另一个家庭，所有三个儿子能够完成高中学业，都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乞求女儿卖淫，当时她才19岁。去年中国媒体也曾报导，一位父亲要他的儿子和女儿抽签，赢者去学校读书，另一个去工作。结果女儿输了，她逃家并跳崖自尽。
而黄家兄弟俩当父亲10年前去世后，他们就必须接掌家庭生活的重担，他们的父亲由于在作物上喷洒杀虫药而中毒身亡。虽然父亲每天只赚一美元多，但他一直是唯一的养家糊口的人，供养着男孩们和他们生病的母亲以及祖母。
起初，男孩们请求减免学费，并向亲戚借钱勉强度过。几年后，13岁的黄萌开始向一些成人学习回收垃圾，并转换为现金，供养这个家庭。直到最近，黄萌被一家得知他们境况的地方企业雇用，为工厂清洗地面，从而使他能够向垃圾告别。
黄廷的高中和村庄为他提供奖学金，支付第一学年的费用，之后他希望得到贷款。他说，“当然我们兄弟之间有很大区别，但都在同一条小船上。我们两人都在尽全力改变我们的命运”。
中国囚犯的孩子生存艰难
中国的法律对于应该由谁来抚养共约150万名囚犯的孩子尚不明确。没有政府部门愿意管理他们。长期以来，亲戚们收养他们。但实际上，许多没人管的孩子游走在一家家亲戚之间。有时，这些家庭甚至不接受他们。
孩子受到忽视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官僚系统，加上某些中国人传统上蔑视罪犯并延伸到他们的孩子。
华盛顿邮报指出，很少的孩子能像大连“儿童村庄”(Children's Villages) 的12人那样幸运的得到照顾，这些私人组织通常由热心公益的个人负责管理。但专家认为，在全国范围内只有9到10个这样的组织，或许收养了1,000个孩子。而根据司法部统计，年龄在18岁以下的囚犯孩子估计有60万名; 专家争辩说，实际的数字更高。
在大连的儿童村庄，许多孩子到达这里之前，受到家乡的村庄或城镇人们的嘲笑或殴打，其中大多数来自贫困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因盗窃、欺骗或谋杀案正在坐牢，在被关押之前，他们经常每天挣不到一美元。
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权，孩子们被起了绰号。九岁的“石头”(Shitou)三年前第一个来到这个家庭生活。他早先的绰号是“蠢货”，是由殴打他的亲戚为他起的。
石头的母亲摒弃了家庭，父亲因抢劫案被判刑六年。男孩与他有病的祖母在一起，每个月轮番在亲戚家居住。
如果这些儿童村庄向政府注册为非政府组织或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将会更容易得到国际上的资助，但政府使这个注册过程变得极其困难，例如，地方民政事务官员甚至未说明谁在负责此事，或应当找谁登记。
因此问题在于，法律上存在着漏洞没有照顾到囚犯的孩子。另外就是政府对NGOs的调查总是怀疑NGOs抱有其他刻意隐瞒的动机，尤其是美国资助的NGOs为最。因此使得新团体目前基本上难以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