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2-01 09:27:28作者：
新华社报导说，中央在深化住房体制改革中给了廉租房明确的定位，众多低收入群众也渴求着得到廉租房政策的照顾。但从近年来的实施情况来看，作为廉租房政策的实际管理者---地方政府缺位现象严重，使得廉租房政策更像一个“官样文章”，名存实亡。
如何解决中国低收入民众的住房问题？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邀请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和上海的经济分析人士陈乐波讨论这一问题。
记者：今天我们讨论一下中国低收入户的住房问题，中国房地产现在涨价很快，房地产商发财的很多；但是同时又有很多人买不起房又租不起房，中国各地政府过去几年也建立了一些“廉租房”或“经济实用房”，在这些方面管理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低收入的人住到了这些房子呢？胡星斗教授。
胡星斗：政府过去投入了大资金，或者说采取了很多土地租让方面的优惠政策，搞了大量的“经济实用房”，还有一部分“廉租房”。从过去的实践来看，很多政策不是太成功，特别是“经济实用房”，可以说产生的问题非常多。
这个“廉租房”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它的建设资金是没有保证的，因为住房不能卖出去的话，政府它是亏本的。而目前中国的各级政府其实可能都成了“营利政府”，都是谋利的政府。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在开发“廉租房”方面，积极性不是很高，或者是很容易把原来用于出租的“廉租房”变成了商品房，农民工住不进去或者是租不到“廉租房”。
特别是过去主要搞了大量的“经济实用房”，所谓“经济实用房”就是政府在土地方面给予很多优惠，其他税费方面的优惠，然后以比较便宜的价格，把这些住房按理说是卖给中低收入阶层的人士。
但是从现实中来看，据调查，超过50％的居住经济实用房的、购买经济实用房的，可能都是开豪华汽车去上班的，超过50％的人都有两套以上的住房。也就是说这个“经济实用房”本来是缓解住房困难的，但是在现实中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超过一半的“经济实用房”其实是被富人购买去了。
记者：陈乐波，这个“廉租房”是不是应该要政府来做？是不是小投资者也可以做，或者说中小投资者来建“廉租房”呢？
陈乐波：按照中国历来传统的情况，“廉租房”是有人做的，只是过去在上海有很多是房东、二房东，甚至是三房东。就是有人把房子租下来以后，稍微提供一点服务而后再分租出去，这样的一个服务是有人做的。
但是现在这样的服务没人做，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租金的税收非常高。买了房子出租，包括租一些“廉租房”给人出租的话，这个生意没法做，高价的他能做，低价的基本不能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税收方面给了很大压力，我们一般叫“税收压制”。
还有如果把房屋出租的租金降低的话，其实造“廉租房”产生稳定收入的，应该是中小投资者，而不是一些大规模的发展商。那么现在把这个事都变成由国家大型的发展商直接去面对千家万户的低收入层，这种管理方面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每一区域的量很大，管理要求很严格，所以都是有关系的人才能进去；有关系的人都有很大的能耐，他就可以规避很多法律政策各种各样的限制来做这些事情。如果把这些事情放开了，金融服务都可以支持到一些中小投资者那边的话，其实情况就可以大大的缓解了。
记者：刚才陈乐波说，在租金税收方面改革，是不是能够鼓励一些中小投资者进入“廉租房”这个市场呢？胡星斗教授。
胡星斗：你说的改革租金或税收这方面的政策，这也是一个办法。或者像美国那样的，比较穷的人你去租房，如果超过你工资收入的20％，那个房费就由政府来出。通过这样的一些办法，当然对穷人也能起到作用。
但是像你刚才所说的鼓励中小投资者把住房再租出来，以廉价的方式再租给比较穷的人来居住，政府来补贴中小投资者。我觉得这个方法更加间接了一点，如果要补贴，还不如直接补贴给买不起住房的人或者租不起住房的人。就像美国、加拿大那样的，往往都补贴给租房住的人，而不是补贴给出租住房的人。我想这样子可能更加合理一点。
记者：陈乐波，刚才胡星斗教授提到这个现象，就是一些富人确实买到了“廉租房”，如何能堵住开发商和政府一些腐败官员勾结，利用这个“廉租房”来发财呢？
陈乐波：现在在我看起来，就是说造“廉租房”的、造“廉价房”的都是不太市场化，这些能够去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是非常少的，跟政府的关系就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最后的政策当中采取规避呀、甚至内外勾结呀，利用一些政府的行租要求上下其手，最后侵害很多人的利益。
在我们看起来，这个事情要变得市场化，法律能够监督，社会能够监管的话，首先形成一个市场；形成一个市场的话，最好是把这个规模缩小，让中小投资者能够进入，这个时候市场规则就比较容易起作用了。
如何解决中国低收入民众的住房问题？请听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邀请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和上海的经济分析人士陈乐波讨论这一问题。
记者：今天我们讨论一下中国低收入户的住房问题，中国房地产现在涨价很快，房地产商发财的很多；但是同时又有很多人买不起房又租不起房，中国各地政府过去几年也建立了一些“廉租房”或“经济实用房”，在这些方面管理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低收入的人住到了这些房子呢？胡星斗教授。
胡星斗：政府过去投入了大资金，或者说采取了很多土地租让方面的优惠政策，搞了大量的“经济实用房”，还有一部分“廉租房”。从过去的实践来看，很多政策不是太成功，特别是“经济实用房”，可以说产生的问题非常多。
这个“廉租房”也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它的建设资金是没有保证的，因为住房不能卖出去的话，政府它是亏本的。而目前中国的各级政府其实可能都成了“营利政府”，都是谋利的政府。因此一些地方政府在开发“廉租房”方面，积极性不是很高，或者是很容易把原来用于出租的“廉租房”变成了商品房，农民工住不进去或者是租不到“廉租房”。
特别是过去主要搞了大量的“经济实用房”，所谓“经济实用房”就是政府在土地方面给予很多优惠，其他税费方面的优惠，然后以比较便宜的价格，把这些住房按理说是卖给中低收入阶层的人士。
但是从现实中来看，据调查，超过50％的居住经济实用房的、购买经济实用房的，可能都是开豪华汽车去上班的，超过50％的人都有两套以上的住房。也就是说这个“经济实用房”本来是缓解住房困难的，但是在现实中其实没有起到特别大的作用，超过一半的“经济实用房”其实是被富人购买去了。
记者：陈乐波，这个“廉租房”是不是应该要政府来做？是不是小投资者也可以做，或者说中小投资者来建“廉租房”呢？
陈乐波：按照中国历来传统的情况，“廉租房”是有人做的，只是过去在上海有很多是房东、二房东，甚至是三房东。就是有人把房子租下来以后，稍微提供一点服务而后再分租出去，这样的一个服务是有人做的。
但是现在这样的服务没人做，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租金的税收非常高。买了房子出租，包括租一些“廉租房”给人出租的话，这个生意没法做，高价的他能做，低价的基本不能做。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税收方面给了很大压力，我们一般叫“税收压制”。
还有如果把房屋出租的租金降低的话，其实造“廉租房”产生稳定收入的，应该是中小投资者，而不是一些大规模的发展商。那么现在把这个事都变成由国家大型的发展商直接去面对千家万户的低收入层，这种管理方面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每一区域的量很大，管理要求很严格，所以都是有关系的人才能进去；有关系的人都有很大的能耐，他就可以规避很多法律政策各种各样的限制来做这些事情。如果把这些事情放开了，金融服务都可以支持到一些中小投资者那边的话，其实情况就可以大大的缓解了。
记者：刚才陈乐波说，在租金税收方面改革，是不是能够鼓励一些中小投资者进入“廉租房”这个市场呢？胡星斗教授。
胡星斗：你说的改革租金或税收这方面的政策，这也是一个办法。或者像美国那样的，比较穷的人你去租房，如果超过你工资收入的20％，那个房费就由政府来出。通过这样的一些办法，当然对穷人也能起到作用。
但是像你刚才所说的鼓励中小投资者把住房再租出来，以廉价的方式再租给比较穷的人来居住，政府来补贴中小投资者。我觉得这个方法更加间接了一点，如果要补贴，还不如直接补贴给买不起住房的人或者租不起住房的人。就像美国、加拿大那样的，往往都补贴给租房住的人，而不是补贴给出租住房的人。我想这样子可能更加合理一点。
记者：陈乐波，刚才胡星斗教授提到这个现象，就是一些富人确实买到了“廉租房”，如何能堵住开发商和政府一些腐败官员勾结，利用这个“廉租房”来发财呢？
陈乐波：现在在我看起来，就是说造“廉租房”的、造“廉价房”的都是不太市场化，这些能够去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是非常少的，跟政府的关系就非常非常的密切。所以最后的政策当中采取规避呀、甚至内外勾结呀，利用一些政府的行租要求上下其手，最后侵害很多人的利益。
在我们看起来，这个事情要变得市场化，法律能够监督，社会能够监管的话，首先形成一个市场；形成一个市场的话，最好是把这个规模缩小，让中小投资者能够进入，这个时候市场规则就比较容易起作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