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1-31 19:40:32作者：孙丰
孙丰：《原罪的共产党》（10）
第三篇：胡锦涛的《从源头上拓展反腐败领域》就是腐败的源头
四、能造成社会腐败的只有文化
无论是中共还是反共阵营，对腐败的理解都没有到位。其实，能造成社会腐败的力量既不是人也不是人的行为，而是文化。虽然那些弄虚作假，坑、蒙、拐、带、骗的事是人干的，但人并不天生能行为，行为是怎么来的，由什么造成的，腐败就是由什么所致的。能对全社会发生发生影响的只有文化。
行为是由理性牵制或支配而致的。理性呢，理性又来于什么？反正天命的人没有理性。所以理性有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理性？二是理性是从哪里来的？
头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理性是人的能力。所以我们平日所说的理性只是指出一种能力。但拥有理性能力的人却是世界上的事实，理性做为能力这是指个体生命内的构成问题，就因为它是个体生命的要素：我们是在把它看成生命的内在能力才将之称为理性的。在个体方面被我们叫做理性的能力，到了公共的方面呢，在关系到所有独立理性的共处条件呢？
它就是文化。
理性是属于独立的生命的。
文化就是所有独立的理性存于其中，活动于其中的那个共同背景和共同条件。其实文化的性质相当于物理学上的场－－意识场。
个人的理性既从文化里来，即从文化里获得资源和营养，个人对理性的应用（即活动）又反归回文化中，被文化所吸收，不间断地补充和丰富着文化。在没形成出理性的条件下，人也能动，若连动都不能就不叫动物了。但那种动是没有目的的，非主体性的，只受本能的驱驶，所以不是行为。行为的要件是－－必须有预先的谋划－－知道自己想什么，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和怎么干，知道这样干有什么意义。行为必须是目的的，即心理条件下的行动才是行为。人用什么来谋划行动呢？用心，心即意识或理性的能力。
也就是说人的行动不只有目的，为达到目的还贯彻一定的原则：由原则严格地规定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干，在什么条件下绝对不能干，在什么条件下应当中止，在什么条件下应予转变。比如，柳下惠同志坐怀不乱，不是他没有能量，而是他发动行为所据于的心中那个原则不允许他有乱－－即人是在“应如何”的条件下行为的，不行为是因这场合不符合心中的原则条件。
对于“生命性”来说，心中确立的目标当然要实现。
对于理性来说却是个“如何”来实现所确立的目标的问题。
如果柳下惠的例子还不够清楚，我们来看曹孟德总理和关云长将军间的一段趣事：曹总理为离间关将军对刘备的追随，让关羽与刘备的两位爱人同住一宅，曹操有明确的用心－－离间刘、关，使关羽因一失足而陷于不义，不能不脱离刘备，曹操就可得一大将。这里，得大将是目的，陷人于不义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或方法。但关羽心中那原则却也固蒂而根深－－他只对两个嫂嫂尽保护与照顾的责任，早晚问安侍奉，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主要方面就不是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尽义。两人演义的这同一处戏，就传达出不同的人品道德，各有行为的原则，这就是理性，属于他们的个性，构成为个人道德的质量：关羽成为尽义的典型，被我们的祖先供奉到今，差一点点快两千年了，还香火不断。
关羽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是种什么原则呢？人伦！
曹操所体现的又是什么原则呢？功利的原则！
这故事是我们文化中发生道德规定的一种资源，在下少儿时就是听着爷爷的这类（特别是《东周列国志》）故事长大的，所以在我的个性里沉淀着我爷爷讲的这些故事的价值趋向，是我的人性个性的主要来源。当然曹操的行为也是我们文化里的资源，但他是被作者批判后才在我们传统道德标准下发生作用的。这两个人都有行为，而且行为里都贯彻原则，凡贯彻原则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即伦理的。
可他们的原则是从哪里获得的？答曰：从阅历中，阅历又来自生活，生活又是什么，生活不就是处在文化中的存在，或贯彻着文化的存在吗？
人们从文化储存中吸收营养，成为自己实现生命所贯彻的原则－－即个人的理性。但现实生活中那些辐射更有力量，因为人得往下活，往下活就得在人与人之间，因而在社会环境中应用原则，也就是在现实的社会制度、法律条件下选择生活原则，就受到官方价值观念和主流文化的干扰。如果既定的社会的制度、法律不是出于人的本性，不倡导人伦，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
生活在这样时代和这样制度下的人就面对着一个二律背反的决择－－一是你已是一个人呀！这就意味着任何自然事实都不能拒绝自然的力律，自然所给予人的性人必须实现，没有第二种可能－－如果你不打算结束生命的话，就没有什么讨价换价的余地。其二是社会的指向，即制度和法律的力量，你也必须贯彻，如果你不贯彻的话它就用机械的力量来剥夺你。我们论述到此时，恰好一位教授发掘出六十年前的刘胡兰这个例子，处在杀害刘胡兰那些人背后的也是一种屠杀力量，不服它就得和刘胡兰一同结伴死去，外来强力使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良心，这种服从的结果就是其中一个人精神的崩溃－－成了神经病。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像那些被迫着去杀害刘胡兰的人一样：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形态做出服从：如果你不去污告，不陷害他人，不残忍地去迫害别人，党就指责你不求上进，说你与党离心离德，差不多你就是下一轮的折磨材料了；你要诚实，要讲人性，要有同情心，党就说你温情主义，再进一步你就滑进与阶级敌人的同流合巧，就有“凡是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在等着你。在这种二律背反的决择面前，谁都逃不脱靠自己的力量来统一这两个不能共存的原则的选择，那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种对背反二力强行统一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道德的废驰和纲常的沦丧。
被这共产主义折腾了近六十年，今天终于品出了它的性质和功效－－
共产主义是一种在人的社会中扫荡人伦，瓦解纲常的主张。那么－－
今天的中国，就不是个腐败不腐败的问题，而是一个纲常沦丧的问题！
什么是腐败？没有人伦纲常的社会在现象层面就叫腐败！
因而－－腐败是没有人伦纲常的表现，人伦纲常的沦丧是腐败的根源！
共产主义呢？就是让人不讲人伦纲常的主张或文化。
社会权力是怎样应用的，主流社会的行为原则是什么……就构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阶层和主流精神，主流精神不仅做为文化因子辐射着，而且还做为强力直接压迫民众，这就发酵出一个时代或一定社会的一般风貌：那些尚无理性能力的个体（如初生的人）就从这个发酵场或大染缸里吸收营养，摄取资源，这个大染缸或大发酵场中的一般原则就成为他们生命的原则。《流浪者》就很经典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是理性成品的人因在这里买，在这里卖，在这里交易，其相互作用就必相互影响，相互复制，入鱼肉之市久而浑身臭味了。发酵的最后结果就是今天的中国向我们折射的这幅真实画图。
凡太平盛世，官方或主流社会总是处在相对开明的水平，官方的开明为个人意志提供了相对的自由，意志一自由创造力就丰富，其辐射的概率就大。从宏观上看生命就有更多的和更充实的实现空间和方式，发生社会矛盾的概率就小得多，社会的一般观念就更能容纳形形色色的个性，社会的主流价值就更有可能建在人伦上。只要建在人伦上，其有效性就可靠。
相反，凡是腐败的时代，总是因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和官方价值背离了人伦－－试想，我们本就是人，我们的生存所基于的能不是人的性吗？实现的能不是人本吗？出于人的性，基于人的本的原则能不是人伦吗？活了六十有四，我才终于省悟到：
原来人间正道就是人伦，也仅仅是人伦！
人类社会的最初原则是人伦，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还是人伦。
可共产党的最高原则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原则怎能不成为人伦的祸害？
因而凡是建立在人伦上的社会就有生机，凡是背离人伦的社会就腐败。
由中国共产党（这是社会力量）建立的中国社会，从纵向上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腐败的时代，从横向的国际联系中看又是最腐败的国度。腐败做为中国社会的秩序状态是无须讨论，也无须再做证明了，共产党不只是承认了，而且它的重要的活动无不是围绕着反腐败展开的。余下的问题则是：中国的腐败到底是哪一力量，哪一文化造成的？为什么必然地造成？
由于个体的理性得之于共同的文化，理性的应用又复归进文化。所以从一个人的人品的优劣上我们无法对一种文化做出可靠的评价，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所透示出的最一般的精神面貌却绝对与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成正比。
腐败就是行为里贯彻的意识或理性的质量。意识或理性从哪里来，它的质量也就从那里来。个人理性的质量由自己负责，许多个人共同的理性质量就是那一文化的问题了。个体意识或理性质量的普遍降低，社会风气的急剧败坏都只能到文化里去找回答！
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没有纲常而是没有人的纲常。
共产党不是没有纲常，在毛泽东时代是斗争为纲常；邓小平则以“四原则”为纲常；江坏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纲常；胡四代以“和谐社会”为纲常。要害在于这些纲常都不是人伦，不是人所需要的，是共产党的，是党伦。人只能以人为纲常，人的纲常即七情六欲，日用人伦。“和谐社会”中的“和谐”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这一点等到正文里再议），咱只说它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的一种重新表述，和谐与稳定同义，它还是以秩序而不是以人的生命为出发点；在“稳定”的伏笔里则潜藏着对共产党的地位和安全的先决条件，所以共产党的四代纲常其实是同一个－－都是以唯我独尊为内核，以残忍、迫害为手段的恐怖主义治术。
共产主义怎么能不成为人的生存的破坏力量呢？
由心灵建立的目的对于自身总是真实的。因为那在建立目的就是人心，心怎么会走向对自己的背叛呢？所以没有那个人的目的能是出于对自身的欺骗。实际上自己也欺骗不了自己－－因为那用来谋划的和正在体验的是同一个心。欺骗的可能性是因为心灵不能用感官来测度，所以在心与心之间才能发生欺骗，欺骗就总是对他人的，对着环境条件的。所以，只有在“如何达到目的”或“如何实现目标”的范围内才有欺骗。在这里，也就有了诚不诚实，可信不可信的问题。欺骗说的是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给相关的人，用不把自已的真实想法如实地对人说来达到目的，也就形成了一种行为的模式，向四周辐射着，被追随被复制，这样社会的质量就叫做腐败。
所以说造成社会腐败的是文化。如果对腐败做出严格的理性解释，那么，腐败就是一种无法统一到人伦上的文化在实践上引起的后果。
文化是广大无边且无所不包的，但在文化内部我们能够区分出许多各有自己特性的相对独立的体系，比如“共产主义”，就是一种有自己特征的文化，如果没有特征就不能有江泽民的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念，也不会有胡锦涛的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么，共产主义文化的最基本的持征或社会主义意识的最基本形态到底是什么呢？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社会为什么会腐败。现在我来回答这个胡锦涛所不能望的问题：
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反对人伦；就是虚假。
虚假是个评价，根据着什么来说它虚假呢？得有个标准，这个根据或标准又必须在任何立场任何条件下都说得通，说得通就是任何人在这个说法面前都能投赞成票，即由我孙丰来求还是由胡锦涛来求得的都是这个理。这个根据就是人，这个标准就是对人性的满足。
我孙丰独树一帜的回答是－－共产主义是反人伦的！
共产主义的中国是一个取缔了人伦的社会。
做为客体事实的人就叫做人，你不叫它建在人伦上叫它建到什么上？人类社会若不建在伦人伦上，它怎么能算社会？社会若不建在人伦上，什么乱七八糟还不乘虚而入？没有人伦的社会必是腐败的社会。
当然，要想反了腐败就得重建人论。
第三篇：胡锦涛的《从源头上拓展反腐败领域》就是腐败的源头
四、能造成社会腐败的只有文化
无论是中共还是反共阵营，对腐败的理解都没有到位。其实，能造成社会腐败的力量既不是人也不是人的行为，而是文化。虽然那些弄虚作假，坑、蒙、拐、带、骗的事是人干的，但人并不天生能行为，行为是怎么来的，由什么造成的，腐败就是由什么所致的。能对全社会发生发生影响的只有文化。
行为是由理性牵制或支配而致的。理性呢，理性又来于什么？反正天命的人没有理性。所以理性有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是理性？二是理性是从哪里来的？
头一个问题的回答是：理性是人的能力。所以我们平日所说的理性只是指出一种能力。但拥有理性能力的人却是世界上的事实，理性做为能力这是指个体生命内的构成问题，就因为它是个体生命的要素：我们是在把它看成生命的内在能力才将之称为理性的。在个体方面被我们叫做理性的能力，到了公共的方面呢，在关系到所有独立理性的共处条件呢？
它就是文化。
理性是属于独立的生命的。
文化就是所有独立的理性存于其中，活动于其中的那个共同背景和共同条件。其实文化的性质相当于物理学上的场－－意识场。
个人的理性既从文化里来，即从文化里获得资源和营养，个人对理性的应用（即活动）又反归回文化中，被文化所吸收，不间断地补充和丰富着文化。在没形成出理性的条件下，人也能动，若连动都不能就不叫动物了。但那种动是没有目的的，非主体性的，只受本能的驱驶，所以不是行为。行为的要件是－－必须有预先的谋划－－知道自己想什么，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和怎么干，知道这样干有什么意义。行为必须是目的的，即心理条件下的行动才是行为。人用什么来谋划行动呢？用心，心即意识或理性的能力。
也就是说人的行动不只有目的，为达到目的还贯彻一定的原则：由原则严格地规定了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干，在什么条件下绝对不能干，在什么条件下应当中止，在什么条件下应予转变。比如，柳下惠同志坐怀不乱，不是他没有能量，而是他发动行为所据于的心中那个原则不允许他有乱－－即人是在“应如何”的条件下行为的，不行为是因这场合不符合心中的原则条件。
对于“生命性”来说，心中确立的目标当然要实现。
对于理性来说却是个“如何”来实现所确立的目标的问题。
如果柳下惠的例子还不够清楚，我们来看曹孟德总理和关云长将军间的一段趣事：曹总理为离间关将军对刘备的追随，让关羽与刘备的两位爱人同住一宅，曹操有明确的用心－－离间刘、关，使关羽因一失足而陷于不义，不能不脱离刘备，曹操就可得一大将。这里，得大将是目的，陷人于不义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或方法。但关羽心中那原则却也固蒂而根深－－他只对两个嫂嫂尽保护与照顾的责任，早晚问安侍奉，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主要方面就不是目的和实现目的的手段，而是尽义。两人演义的这同一处戏，就传达出不同的人品道德，各有行为的原则，这就是理性，属于他们的个性，构成为个人道德的质量：关羽成为尽义的典型，被我们的祖先供奉到今，差一点点快两千年了，还香火不断。
关羽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是种什么原则呢？人伦！
曹操所体现的又是什么原则呢？功利的原则！
这故事是我们文化中发生道德规定的一种资源，在下少儿时就是听着爷爷的这类（特别是《东周列国志》）故事长大的，所以在我的个性里沉淀着我爷爷讲的这些故事的价值趋向，是我的人性个性的主要来源。当然曹操的行为也是我们文化里的资源，但他是被作者批判后才在我们传统道德标准下发生作用的。这两个人都有行为，而且行为里都贯彻原则，凡贯彻原则的行为都是理性的，即伦理的。
可他们的原则是从哪里获得的？答曰：从阅历中，阅历又来自生活，生活又是什么，生活不就是处在文化中的存在，或贯彻着文化的存在吗？
人们从文化储存中吸收营养，成为自己实现生命所贯彻的原则－－即个人的理性。但现实生活中那些辐射更有力量，因为人得往下活，往下活就得在人与人之间，因而在社会环境中应用原则，也就是在现实的社会制度、法律条件下选择生活原则，就受到官方价值观念和主流文化的干扰。如果既定的社会的制度、法律不是出于人的本性，不倡导人伦，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
生活在这样时代和这样制度下的人就面对着一个二律背反的决择－－一是你已是一个人呀！这就意味着任何自然事实都不能拒绝自然的力律，自然所给予人的性人必须实现，没有第二种可能－－如果你不打算结束生命的话，就没有什么讨价换价的余地。其二是社会的指向，即制度和法律的力量，你也必须贯彻，如果你不贯彻的话它就用机械的力量来剥夺你。我们论述到此时，恰好一位教授发掘出六十年前的刘胡兰这个例子，处在杀害刘胡兰那些人背后的也是一种屠杀力量，不服它就得和刘胡兰一同结伴死去，外来强力使他们背叛了自己的良心，这种服从的结果就是其中一个人精神的崩溃－－成了神经病。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像那些被迫着去杀害刘胡兰的人一样：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形态做出服从：如果你不去污告，不陷害他人，不残忍地去迫害别人，党就指责你不求上进，说你与党离心离德，差不多你就是下一轮的折磨材料了；你要诚实，要讲人性，要有同情心，党就说你温情主义，再进一步你就滑进与阶级敌人的同流合巧，就有“凡是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在等着你。在这种二律背反的决择面前，谁都逃不脱靠自己的力量来统一这两个不能共存的原则的选择，那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种对背反二力强行统一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道德的废驰和纲常的沦丧。
被这共产主义折腾了近六十年，今天终于品出了它的性质和功效－－
共产主义是一种在人的社会中扫荡人伦，瓦解纲常的主张。那么－－
今天的中国，就不是个腐败不腐败的问题，而是一个纲常沦丧的问题！
什么是腐败？没有人伦纲常的社会在现象层面就叫腐败！
因而－－腐败是没有人伦纲常的表现，人伦纲常的沦丧是腐败的根源！
共产主义呢？就是让人不讲人伦纲常的主张或文化。
社会权力是怎样应用的，主流社会的行为原则是什么……就构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阶层和主流精神，主流精神不仅做为文化因子辐射着，而且还做为强力直接压迫民众，这就发酵出一个时代或一定社会的一般风貌：那些尚无理性能力的个体（如初生的人）就从这个发酵场或大染缸里吸收营养，摄取资源，这个大染缸或大发酵场中的一般原则就成为他们生命的原则。《流浪者》就很经典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就是理性成品的人因在这里买，在这里卖，在这里交易，其相互作用就必相互影响，相互复制，入鱼肉之市久而浑身臭味了。发酵的最后结果就是今天的中国向我们折射的这幅真实画图。
凡太平盛世，官方或主流社会总是处在相对开明的水平，官方的开明为个人意志提供了相对的自由，意志一自由创造力就丰富，其辐射的概率就大。从宏观上看生命就有更多的和更充实的实现空间和方式，发生社会矛盾的概率就小得多，社会的一般观念就更能容纳形形色色的个性，社会的主流价值就更有可能建在人伦上。只要建在人伦上，其有效性就可靠。
相反，凡是腐败的时代，总是因这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和官方价值背离了人伦－－试想，我们本就是人，我们的生存所基于的能不是人的性吗？实现的能不是人本吗？出于人的性，基于人的本的原则能不是人伦吗？活了六十有四，我才终于省悟到：
原来人间正道就是人伦，也仅仅是人伦！
人类社会的最初原则是人伦，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还是人伦。
可共产党的最高原则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原则怎能不成为人伦的祸害？
因而凡是建立在人伦上的社会就有生机，凡是背离人伦的社会就腐败。
由中国共产党（这是社会力量）建立的中国社会，从纵向上看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腐败的时代，从横向的国际联系中看又是最腐败的国度。腐败做为中国社会的秩序状态是无须讨论，也无须再做证明了，共产党不只是承认了，而且它的重要的活动无不是围绕着反腐败展开的。余下的问题则是：中国的腐败到底是哪一力量，哪一文化造成的？为什么必然地造成？
由于个体的理性得之于共同的文化，理性的应用又复归进文化。所以从一个人的人品的优劣上我们无法对一种文化做出可靠的评价，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所透示出的最一般的精神面貌却绝对与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成正比。
腐败就是行为里贯彻的意识或理性的质量。意识或理性从哪里来，它的质量也就从那里来。个人理性的质量由自己负责，许多个人共同的理性质量就是那一文化的问题了。个体意识或理性质量的普遍降低，社会风气的急剧败坏都只能到文化里去找回答！
我们这个社会不是没有纲常而是没有人的纲常。
共产党不是没有纲常，在毛泽东时代是斗争为纲常；邓小平则以“四原则”为纲常；江坏水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纲常；胡四代以“和谐社会”为纲常。要害在于这些纲常都不是人伦，不是人所需要的，是共产党的，是党伦。人只能以人为纲常，人的纲常即七情六欲，日用人伦。“和谐社会”中的“和谐”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这一点等到正文里再议），咱只说它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的一种重新表述，和谐与稳定同义，它还是以秩序而不是以人的生命为出发点；在“稳定”的伏笔里则潜藏着对共产党的地位和安全的先决条件，所以共产党的四代纲常其实是同一个－－都是以唯我独尊为内核，以残忍、迫害为手段的恐怖主义治术。
共产主义怎么能不成为人的生存的破坏力量呢？
由心灵建立的目的对于自身总是真实的。因为那在建立目的就是人心，心怎么会走向对自己的背叛呢？所以没有那个人的目的能是出于对自身的欺骗。实际上自己也欺骗不了自己－－因为那用来谋划的和正在体验的是同一个心。欺骗的可能性是因为心灵不能用感官来测度，所以在心与心之间才能发生欺骗，欺骗就总是对他人的，对着环境条件的。所以，只有在“如何达到目的”或“如何实现目标”的范围内才有欺骗。在这里，也就有了诚不诚实，可信不可信的问题。欺骗说的是不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给相关的人，用不把自已的真实想法如实地对人说来达到目的，也就形成了一种行为的模式，向四周辐射着，被追随被复制，这样社会的质量就叫做腐败。
所以说造成社会腐败的是文化。如果对腐败做出严格的理性解释，那么，腐败就是一种无法统一到人伦上的文化在实践上引起的后果。
文化是广大无边且无所不包的，但在文化内部我们能够区分出许多各有自己特性的相对独立的体系，比如“共产主义”，就是一种有自己特征的文化，如果没有特征就不能有江泽民的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念，也不会有胡锦涛的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那么，共产主义文化的最基本的持征或社会主义意识的最基本形态到底是什么呢？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社会为什么会腐败。现在我来回答这个胡锦涛所不能望的问题：
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反对人伦；就是虚假。
虚假是个评价，根据着什么来说它虚假呢？得有个标准，这个根据或标准又必须在任何立场任何条件下都说得通，说得通就是任何人在这个说法面前都能投赞成票，即由我孙丰来求还是由胡锦涛来求得的都是这个理。这个根据就是人，这个标准就是对人性的满足。
我孙丰独树一帜的回答是－－共产主义是反人伦的！
共产主义的中国是一个取缔了人伦的社会。
做为客体事实的人就叫做人，你不叫它建在人伦上叫它建到什么上？人类社会若不建在伦人伦上，它怎么能算社会？社会若不建在人伦上，什么乱七八糟还不乘虚而入？没有人伦的社会必是腐败的社会。
当然，要想反了腐败就得重建人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