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刘军宁看新唐人文艺晚会
前言：造化弄人，是历史在安排复兴者和启蒙者。
大约十年前，带着“中国中产阶级正在崛起”的新观念，我引领着一些后来成为地下基督徒的小伙子们，在一个中等城市里推动着我们所谓的新人文运动。我们的许多思想观念，后来被人整理成了“新人文主义运动宣言”。其时，我拜读过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军宁博士的《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我没想到的是，当年的宪政启蒙者10年后成了中国新文艺复兴运动的赶潮儿，竟然也撰文写了《中国 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写在即将到来的新人文运动前夜》。
我感叹造化弄人，也着实能够体会这十年来刘军宁博士折腾宪政多么艰难。我们可谓一对难兄难弟，虽然素不相识。我折腾所谓中华新人文运动五年后，向前走折腾宪政公民运动，抢起刘先生的饭碗。再五年后，刘军宁博士却又回头从我当年转向的地方起步。我倒不是说我比刘军宁高明，而是说：我俩的观念虽然具有时代性的共同目标，却基于各自的生活经验，脚步锣齐鼓不齐地在行进。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和精神信仰就这样难以统一，你东我西，他南她北，金子银子花花色。的确，新的观念通过文艺形式的传播能够被人们普遍接受，可历史是不是真的就安排了中国的文艺复兴为启蒙主义的宪政运动开道呢？如果安排了，我和刘军宁的活动就该如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佩脱拉克、彭波那齐一般能够交汇，因为我俩传播的观念跟佩、彭两人所传播的观念一样不违背人性。而事实是我和刘军宁的活动都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弄着，没有走到一起（到一起恐怕也背靠着背）。什么叫看似自主，其实身不由己？这就是。这就是造化弄人啊！
尽管刘军宁《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里的宪政理想在中共国寨成了学术清唱，但《中国 你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却找对了感觉，只是还需要看新唐人文艺晚会。
一、中国文艺复兴是中华道德和情操修炼文化的复兴。
由于中共绑匪的封锁，我还没能及时看到正在震撼北美的2007年新唐人文艺晚会。有幸的是，通过破网软件，我得到了新唐人录制的2006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光碟。虽然没有被融化的现场气氛，但透过《神州传灯》、《仙笛》、《男声合唱》、《红眼石狮》等节目，我看到了既熟悉又全新的中国和东方的神韵文化、人间艺术的真切的展现。熟悉，是因为精神在中国古代汉赋、唐诗、宋词和明清小说里常见；全新，是充满世界气息。我敢说，如果刘军宁认真看过新唐人新年晚会节目，就恐难再写出“个人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卑躬屈膝的个体能够昂首挺胸，冰封在群体中的个体得以复活自我”之类文字，即使还能写出来，也必定理不直、气不壮了。说实话，我为我曾经无知地写过这样的字句汗颜。
中国的确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一场新人文运动，却不是刘军宁所说的个人尊严和价值思索的意大利复兴的中国版，而是的个人道德和情操修炼的中华复兴的现代版。讨论中国今天的文艺复兴，避开新唐人文艺活动，根本是瞎子摸象。中国的文艺复兴，无论怎么借鉴西方的音乐、色彩、电脑等技艺，复兴的都必须是中华道德和情操。事实上，新唐人艺术人通过个人修炼，上的就是这条复兴路。
二、新唐人新年晚会，就在以文艺形式复兴中华修炼文化。
从14世纪起源于意大利的西方文艺复兴，以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艺术的方式变异了西方公民信神的传统，进而通过中华民国的新文化运动，变异出至今还在祸害中华和人类的中共邪教。共产党这一西来政治毒瘤，才是中华民族每位个体的精神枷锁。由于中共邪恶的西式无神论文化教育，国寨个人在共产党面前全无尊严与价值，纯粹就是肉票人质。刘军宁虽然从西方文化知识里知晓，他是一个有尊严的人，也确实内心企盼确立自己的价值——为自己活，不为党活。但是，崇拜西方文化的他却没有苏格拉底聆听神谕式的思索修炼，因而畏共不敢称大。《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的观念教育不了中共，就希望通过文艺教育民众。
民众要的却是真古典。虽然古人敬天跟跪君结合走火入魔了，新唐人文艺晚会却真正复活了古典文明精神：“重德行善信圣贤，浩翰江山有忠魂”。刘军宁呼喊个人解放精神，却从没正面批评过中共一句。为什么？因为知识没修成胆略。然而，新唐人晚会的舞者、歌者均是修炼者，遵循师父教诲，就敢以法律见共匪。在海外，为了救人，法轮功修炼者把江泽民和共产党都告上了法庭，这难道不是宪政的落实？因此，刘军宁关于中国人必须“通过解放个体思想和精神的文艺复兴，才有宪政”的断言是站不住脚的。新唐人就在以文艺形式复兴修炼文化。
灿烂文化自天来，礼乐文化展神韵；修心养性知天命，四海传灯奏洪音。一场新唐人文艺晚会观赏下来，这些歌词未必会被记住，却深入人的微观。起身回家，浮躁的现代文化和邪恶的中共文化大大地被清理了，人好像精神洗了个澡。
三、新唐人晚会将道德上的取舍精神潜移默化地带给中国人。
如果刘军宁跟新唐人文艺晚会的演出人多多接触，一定会非常意外：这些思想里不断舍掉了个人名利心的修炼者，多说“我们”少说“我”的人，并非“卑微的、驯服的、听命的”。的确，这些法轮功学员自称大法弟子或大法徒，既在为他们自由选择的法轮大法——宇宙的绝对真理——活着，却并非绝对没有为自己活，并不是雷锋那样的螺丝钉，“被固定在命定的角色中，在僵化的社会秩序中” 。他们可以想修就修，想不炼就不炼；没有组织名册，没有人事档案。法轮功是一个组织的名词概念，修炼者却没有任何宗教或世俗的组织身份与政治标签。他（她）演出，没有一分钱收入，只有钱和力的付出，求的是什么呢？是将德演化成为功，是做人由好人、正人、神人的层层升级，利人利已，利国利社会。新唐人的歌舞者是这样一些“活生生的个人”，他和她都有个性，却通过修炼出来的真诚、善意、忍性，将不为世间名利的道德取舍精神潜移默化带给中国人。
看君主专制和中共邪恶两个时代对《岳母刺字》故事的解释，前者爱国和忠君有些混同，后者却于“愚忠”一词完全抹去“忠”的道德意义。当“忠于党”的规定，“以党代天、代神”，“忠”字便成了政治词汇，骂人、打人、杀人、骗人、奸淫等反道德言行都可以借“忠于党”的名义推行，将人真正从精神上阉割为党奴。刘军宁可曾知道，时下很多“熙熙攘攘为名利，开开心心活到老”的人，鲜活过意大利人文时代的人百倍，但面对中共对待六四学生和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却同刘军宁博士一样不敢吱声。莎士比亚的戏剧没能让刘军宁个人强大到可以以法律和制度与中共抗争的地步，民众又怎么可以呢？然而新唐人2007年晚会奉献给世界的《岳母刺字》故事，却可以给刘博士和民众抗恶的个人勇气。
四、中国文艺复兴：天地之间神佛为尊，个体因修炼而珍贵。
“文艺复兴向我们揭示，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小宇宙，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并拥有实现这一潜能的权利。而这正是现代世界文明及其制度架构的观念基础。”刘军宁这些话，听起来确有道理。但对于不懂或不愿修炼的现代东西方人，个人的发现和个体价值的确立，都没能使个人拥有自己“独立的小宇宙”。青少年时代只开启了20%几的大脑，到老和死依然如故。因为肉眼和身体的经验局限，人的思想观念终其一生都难以挣脱名利情欲的神掌魔控，有人智刀难割名利线，有人慧剑难断情欲丝。没有大舍，哪有人脑的大启动？
然而，修炼却可以通过吃苦魔炼和玄关设位真正修出自己的世界，可以让人脑用到30%、40%、50%、60%以上。也许硕博、教授们听我讲这些有些不屑，而这却是因为脑还没开启到30%以上，又放不下身架的作秀。我建议，真正珍视自我的人虚心地去读《转法轮》九遍以上。如果刘军宁博士能够这样做，刘博士就有了将开启脑潜能和营造人体宇宙的权利变成现实的机会。如果刘军宁成了修炼者，那么他先前博士教育所获得的政治观念就一定能以通俗的形式打入人的微观，联通大众的心灵，如他所期望的那样“转化成文化观念”。换句话说，他将具有将宪政观念转化为“能够在人们的心灵中潜移默化地引起思想感情、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变化，还能获得精神享受和审美愉悦”的文学艺术的能力。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思想者几乎都是文艺家，因为他们的思想活动都带有修炼内容，尤其是对天主教会僧侣特权腐败行为尖锐批判的修真，例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国文艺复兴曾经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偏激，由反专制和腐败步入反天命和反神佛的邪道，将个人的自由、自主变成了政治的斗争和革命，思想家和文艺家携手成了蔑视修炼人的革命者，结果高举“民主”和“科学”旗帜，迎来了中共绑匪对中华民国大陆人质的思想奴役和精神控制。由新唐人晚会表现的中国文艺复兴，由于歌舞者自从1999年江泽民和共产党发疯开始，七年来一直以非暴力的平和方式在讲真相救众生，“修真不畏苦，修善生慈悲，修忍能大舍”的心性，通过《神州传灯》、《红眼石狮》、《岳母刺字》、《归位》等，完全得到表现。这些文艺节目使人重新发现了神佛，却并没贬低人，相反揭示了“人是万物之灵长”的珍贵性的奥秘：修炼使人得以通神成佛，平和也能清邪除恶。
五：中国文艺复兴从美国开始，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无论东西方，世间都共同追求真善美，却都包含着“忍”的内容。中国的“忍”在君臣、父子、夫妻的身份等级关系的仁爱中，理想的尊者爱、卑者敬在现实中演变为卑贱者的忍辱负重或忍气吞声。西方的“忍”在兄弟、同志、同事的平等关系的博爱中，理想的共同敬爱或相互亲爱在现实中，演变为公民对法律和制度中的规定的克制和忍让。由于中国和西方各自有不同的“忍”的内涵——中国重伦理道德，西方重宗教法律——因此刘军宁所谓中国需要的文艺复兴，即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发现个人”，或者说确立“个人的主权者地位”，其实跟我20年前“以中国形式去表现西方内容”的主张如出一辙。这实际上仍然是“西方中心论”的文化史观，试图温和地将中国人变成黄皮肤的白心灵的西方人。这可能吗？共产党的同志式革命已经证明：绝不可能！刘军宁不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
“文艺复兴的突出贡献之一，是把个人的自由与自主变成信仰，变成占主导的文化观念……”刘军宁如是说。如果刘军宁认真观看新唐人文艺晚会，就会明白：以法轮功修炼者为主体的歌舞者业已超越西方文艺复兴的单修真，同修着真善忍；以宇宙根本特性之“忍”替代“情人眼里出西施”的“美”，使这个“忍”的内涵既大于中国君臣、父子、夫妻的身份等级关系的仁爱之忍，又大于西方兄弟、同志、同事的平等关系的博爱之忍，这价值内涵在中国的《易经》、《道德经》、《论语》和西方的《圣经》之《旧约》、《新约》里都能寻找到。刘军宁很容易发现，晚会歌舞者的自由与自主就是信仰。对比中西方文艺复兴，十分有意思的是：西方文艺复兴从西方古代文明的共和政治制高点的意大利开始，注定成不了真正东方的和中国的；新唐人开启的中国文艺复兴却从西方现代文明的民主政治的制高点美国开始，必定同时属于中国和世界的。
结语：中国文艺复兴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
刘军宁由中国宪政启蒙的学术清唱的疲惫，想到了文艺复兴的锣鼓，提出“中国正处于文艺复兴的新人文运动前夜”的命题。可以说，刘博士的感觉不够敏锐。事实上，中国文艺复兴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新唐人文艺晚会正是这样做的，从2004年到2007年，已经做了四年。
新唐人的新年晚会，成功地实现了刘军宁所期望的中国文艺复兴的目的：既“对历史上那些致力于张扬个人价值的人有所交代”，又“对中国的文化传统有所交代”。新唐人2007年新年晚会轰动北美，美国和加拿大白人流泪、政要云集。晚会还没来到东方，但作为新年晚会的节目提供者之一，仿新唐人文艺的日本舞蹈队时常在日本公园、老人院等地演出，修炼者的纯净和仿佛来自天国的音乐，总能让观者流连忘返，多少次让老人在舞蹈演员离去时老泪纵横，发自内心的说“法轮大法好”。刘军宁博士寄希望中国文艺复兴所做到的事情，新唐人文艺晚会都做到了，比他期望的还要好。惟一出乎刘博士预料的是：中国文艺复兴的主线不是颂人，而是颂神，却真正珍视了人。
其实，无论中国和世界，古代都是信神敬天的文化，新唐人文艺晚会出色地发掘出全人类这一文明精神，却不是复古，充满了新天地、新文明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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