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開始，陈朗即被关押，微薄的工资亦被扣发，我和孩子们的生活一时无着。当时老右派袁炜一家住在我所住的中山路对過，与我是对面邻居。我与他是在街道统战部门为右派办的学习班里认识的。他原是《甘肃日报》总编，年轻时曾留学日本，抗日战争开始，因为一腔忧国热情，毅然离开日本返国，而且直抵延安根據地，结果又被延安方面以“特务”嫌疑，在黑暗的窑洞中关押了半年，多亏他任《申报》总编的舅舅向毛泽东直接抗议，得以侥幸获释。四十年代中期他曾赴缅甸，中共建國后返国准备回内蒙古老家，途经兰州市，被友人挽留，任《甘肃日报》总编，直至五十年代反右时为止。与袁炜多次接触，给我的印象是博学、坚韧，他又是我的近邻，在危难中，我登门求教。他所住的大杂院，原是他妻子孟夫人私产，经过房屋充公改造，他家四口现在只住西厢房一大间。那天，我一进门，见到他，泣不成声。他没有安慰我，却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要哭请回吧！”我之能够在后来的十多年艰难岁月中，能从不气馁，再不流泪者，是袁炜给我的影响。确实，面对惨淡的人生，眼泪是没有用的，也是没有时间流泪的。就在那一天，袁炜为我和孩子们安排生活。袁炜自己在反右后，在处理阶段，选择了“自谋生路”一条規定。这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那时的人们不管是如何被斗争、被处置，都不敢脱离组织走“自绝于人民”的死路。他曾经制雪花膏摆过摊，並修补瓷盆、茶壶。现在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正串大街走小巷收购破烂，每日出门两次，将收回来的破衣裤，由孟夫人洗补再卖，不能补者拆成破衬用稀漿水打成褙襯卖给鞋厂，然后将塑料、铜、铁分类卖给收购站。当日袁炜说，因为我年轻力富，最好也挑个担子，跟他一起上街，可以多收些破烂。我当然还没有这个勇气，他说，那麼，就在家帮助孟夫人拆破衬、糊鞋帮吧！他自己则多上街几次。至于孩子们，大的已經輟學，也跟他的孩子到铁路边拾煤渣吧。为节约开支，两家就合在一处开伙，如果劳动所得支付生活后还有所剩余的话，他说“我们不要太君子，也不要太小人”，大家分几个零用钱吧！安排完毕后，因为两家都是右派，均屬“专政”对象，袁炜主动到居委会及街道办事处备案，说明情况，方得安生度日。从此，我开始了以拆破烂为生的生活。白天，袁炜先生上街收破烂，我和孟夫人在木板上以破布糊鞋帮，到鞋厂兜卖鞋帮，到收购站送卖破铜烂铁、塑料等。忙碌一天。到晚上，吃过孟夫人粗粮细做的饭食后，再在黯淡的灯光下拆当天收来的破衣烂衫。西北地区塵土多，拆時破衣上的灰土飞扬，几乎模糊了电灯光，空气呛人。开始时我曾埋怨土脏。袁炜说“难道只你一人感到”？我听了很惭愧，从内心里感到自己的自私。至于孩子们则玩得很高兴，她们搜集各种钮扣，掏摸破衣服口袋，她们在一件破衣口袋里摸到两颗乒乓球大小的绿色石球，这两个石球她们一直珍藏至今。我们一面劳作，一面讲故事以打发长夜与劳苦，凡读过的中外名著，都拿来复述。我们讲《巴黎圣母院》、《亚尔培·萨伐龙》、《聊斋》等，还互相补足遗漏部分。有一次一间手套厂的人来，叫孟夫人去做临时工，她带我一起去。在路上，她轻快地与人招呼。我们是站在零下十几度的露天工作，为手套絮棉胎，不时得跺脚、搓手以取暖，脸都冻成紫色的了，可是孟夫人很高兴。孟夫人是山东邹县孟子世家小姐，父亲在三、四十年代为兰州富商，她与总编结婚时，父亲以一个大院作为陪嫁。她过去使用佣人，其中有白俄佣人。她自己皮肤洁白，人称“腊美人”。我常常忧虑，担心將被遣往乡間务家。但是孟夫人说：“那我们可以种许多韭菜，如果去内蒙古，我们设法弄一条骆驼來骑！” 家中的书抄光了，也没地方去借书。过了一段拆破烂、糊鞋帮的日子后，我很想看书。我向袁炜提出来，能否收几本书来看看，如有什么砚台、花瓶等古董，也请收购回来，勿错过机会。袁炜听了叹气说， “真是积习难改，砚台等东西太重，收了没有用反而要惹祸”，他坚决不收，至于书籍，也太重，但他可以收一些，让我看后，再卖回纸厂，只是多付點劳力而已。但是那时有书的人家早经抄没，收不到什么好书，在历次收来的书中，我留下了三本，其中两本是三十二大开本的图文并茂的针灸学经脉穴位大全，及一本精装的《本草用法》。这三本书，历经周折，带回到杭州。其中《本草用法》一书，在我临来纽西兰時，赠送给友人萧山名医周明道为纪念。两本针灸学则仍存在杭州芷阁。
针灸医学，我过去从未涉足，有了这三本书，出于对文字的饥渴，暇时我即手不释卷，精读细研，于是将十二经络，各种穴位，补泻效能，都记得烂熟，只是没有机会亲手针治而已。到了一九六九年春，我们真的无可避免地要下放农村了。当时农村盛行赤脚医生，我当然没有资格当医生。但是我想，若能掌握针灸，有实践机会，多一种技能也是谋生之道。我将这一想法告诉了我的一个右派医生朋友，他是兰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放射科医生，原为该科主任，技术精湛，名叫郭景岳。第二医院离我家仅几分钟路程，郭医生在反右后，遭妻子拋弃，一个人住在医院宿舍。我们是通过老友陈文乃的关系结识他的。后来二幼患病住院，深得他照看，遂成深交。他常在放射科值夜班，我们全家就步行前去陪他谈天，夜間放射科沒有病人，他时为我们检查身体，为陈朗照射肺部，觀察病情。当郭大夫知道我有学习针灸的想法后，他为我出了个主意。第二医院有中医科，有一位针灸名医刘大夫，因为曾经被北京方面接去为刘少奇、王光美治过病，文革開始即挨整。当时刘大夫被贬，在门珍部被監督行医，時在冬日，他必须比其他医生早到，为门珍部的铁炉子生火取暖。因为郭大夫与刘大夫同是右派，同病相憐。郭大夫让我在早晨无人时亲自找刘大夫说明真情，请求赐教。他鼓励我说，刘大夫是很好的人，必然乐于相助。果然在一个早晨，我到第二医院中医门珍部找刘大夫。刘大夫已在打扫房间，生炉子，我向他作了诚恳的毫不保留的自我介绍，並相帮他生炉子，我即将去农村落户的处境，和我自学针灸的情况受到劉大夫的同情。刘大夫没有犹豫，他是如此善意，如此爱护后辈，将我视为共患难者，他不但教导我，还找了件白大褂，让我穿着，为他在施治时帮他拿那个装针、艾的白瓷盘，讓我紧随他身边，看他操作。他向来上班的同科医生介绍我是乡下医生，是来见习一段时间的。
我在刘大夫身边时间不长。我被街道办事处限定日期离开兰州市，以完成他们的政治任务。我在这短时间内，得到了我国最优秀的针灸大夫的无私亲灸，他还传授给我治牙疼的特技，我还是值得庆幸的。临别时，刘大夫说，如果以后我有机会能回到兰州，千万再到他这里继续学习。他还有许多心得技能可以传授给我。但我终于再没有机会返回兰州，再无机会聆听刘大夫的教诲。至于我所学到的针灸医术，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竟能悬壶济世，得以谋生。
一九六九年春三月，我随上海人难友徐乃静同抵陕西富平白村。我们是去投奔徐乃静过去在张掖技校的一位老同事白玉欣的。白玉欣是孝子，因为父亲以历史反革命罪自张掖某单位遣返原籍劳动，他是独生子，即辞去公职回乡务农奉侍父母。娶了一个贤淑的農妇为妻，生有二子一女。他亦曾自学西医，是村里真正的赤脚医生。我和徐乃静加上彼此尚在幼年的孩子们，一行七、八个人，经天水、甘谷、宝鸡、西安，在西安坐上廉價的裝豬仔的悶子車經咸陽，在閻良站下車，然後步行到白村。這一幫人像乞丐一樣，穿村出村、群犬亂吠，我們就在犬吠聲中千辛万苦抵达白村。第一晚即住在白玉欣家（以后我们另有别院居住）。白村都是土房，所謂村街即是两排房子中间的泥路。房子结构，临街一面均为前院，是织布机房与畜牲饲养处，进二门为中院，两厢卧室，一厢带厨房，中间天井，為主要活動場所。出后门为后院，是菜圃、露天厕所所在地。有些人家在后院里開有窑洞，作为别居。我们七、八个人就和白玉欣父母同住一邊厢房，同睡一个大炕。炕占厢房的三分之二大，他们让我们睡在窗户边，靠近炕洞口，明亮温暖。吃饭时，大家盘坐炕上，贤惠的媳妇在地下上汤上茶。晚上，点着棉籽灯，宾主仍盘坐炕上閒谈，媳妇们则坐在地上的蒲团上用手摇木纺车纺棉线。关中原是产棉地，农户都自纺自织。女人们都穿着茹色、墨绿色的粗布衣，纺车吱吱作声。这里的世界与城市的斗争硝烟截然不同。虽然白村正是春荒时节，虽然也有农村的斗争，但这里落后，当时还没有电灯、电线，还没有广播，更没有报纸，使人感到远离恐怖……
就在白村落脚的第一晚，我正處在身心的劳顿中沉沉睡去，听到白玉欣隔着纸窗轻呼我起床，他让我带上针灸医包跟他出诊。我们去的地方离白玉欣家不远，病人是个青年，刚从铜川拉煤回来，腹胀难忍，家中已挤满了人，连大队书记、公社干部都到场了。因为前不久，白村已有人从铜川拉煤回来時，可能飲水不當，也患腹胀，不治而亡，有此前例，人们都很紧张。富平是黄土高原，一直缺乏燃料，农民们必须于农闲时，带上在炕洞中煨出的或由芝麻葉摻面的乾烙饼，沿途喝河沟井水，拉着板车，走上几百公里，来回十天半月的到铜川露天煤矿捡拾煤块，方能补足燃料的不足。眼前这个农民，名叫白广地，父亲早死，是家中的一脉单传，祖母八十多岁了，他的忽然腹胀，令大家非常担忧。白村偏僻，半夜里，能请到的医生也只有白玉欣和我！人们对我们满怀希望。白玉欣招呼我先行针灸。我这是离开刘大夫後的第一次单独为人治疗，但我没有惊慌。我让病人挪至炕边，我先针两手的内关穴，再针两小腿的足三里穴，然后针腹部穴位上脘，准备再针中脘、下脘。没有想到刚针入上脘，病人的腹痛立即缓解，当时人们高兴的场面可以想见。那晚白广地家为大家做了只有春节才能吃到的白面条，摆了只有贵客临门时才摆的四碟子：一碟蒜、一碟葱、一碟腌菜、一碟黄豆芽。大家对我说著感谢的话，表示了真诚的欢迎。第二天上午，白广地亲自到白玉欣家向我致谢。然后白村的几十户住家在粮食欠缺的季节，家家请我吃面条吃水饺。不久，名聲遠揚，邻近米脂、耀县的农户也来白村请我医病，为此我跑了富平邻近各县。白玉欣原来有个计划，他说我和他的中西医结合，可以到缺医的陇西山区行医，可以挣点钱。但是这个计划未及实施，我即离开了富平。当时白村还没有小学，白玉欣和村干部都挽留我说，只要我们两人愿意留在白村，他们一定设法打深井，架电线，办小学。可是我那时还那么向往文明，还不肯认命，还想在城市中發展。那时我和徐乃静都只有三十多岁，两人都戴一副近视眼镜，用白村农妇的话说是“走路走在街心（白村妇女靠边走路），坐在炕上跟男人说话”的两个女人。是呀，我们在兰州被人驱赶，一无是处，而在白村却受到尊敬和重视，可是还要离开，人是多么无奈与矛盾。不久，我还是带了孩子比徐乃静先离开了白村。我的朋友白玉欣、白广地用独轮车送我们到阎良乘夜间火车。傍晚独轮车停在涸干的石川河底休息。两位朋友对我说：“不管你去到何地，若遇到困难，千万回到白村，我们永远期待你的归来。”我的前途真是非常渺茫，我将回到杭州郊区，没有户口未知能被接纳否？我觉得我可能还会返回富平，還会住在白玉欣准备为我開的冬暖夏凉的窑洞里。那晚，天上星星闪耀，这一段朋友的真情，皇天后土实所共鉴。那晚的情景，我永生不忘。离开富平回南方，我确实又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时常使我对善良的富平人们思念不已，但我终究没有回去。我在南方农村，除了行医外，又学习了裁剪成衣，又多了一个谋生的技能。教我学习成衣的师父，后来也成了我的终生好友，我也会记录她的往事与热诚，作为我对善良人性的报答。
来源: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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