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1-03 03:16:54作者：易大旗
我当年所在海南生产建设兵团，隶属六师十五团，是在琼中县。顾名思义，琼中在整个海南岛的中部，山高林密，瘴疠弥漫。琼崖岛民有道是：一穷二白。“穷”是琼中县的谐音，“白”就是白沙县。换言之，海南第一穷的就是琼中，白沙次之。这两个县都是黎族苗族聚居的地区。
我那个连队在热带雨林蓊郁深处，周围均无汉人村落，只有黎村苗寨零星地点缀于山间林际。只要登高远眺，凡有娉娉婷婷的槟榔树招展的地方必有村寨，那就是琼崖原住民的栖息之地了。
我们连队的复员老兵和知青都是“大陆”来的。就我而言，以前对海南岛的认识，全部来自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南岛风云》、《碧海丹心》，还有一部纪录片叫 《海南明珠》，是在兴隆华侨农场拍摄的。在那些镜头画面里，海南岛之美在于蓝天绿海、蕉风椰雨。殊想不到，我一头扎进五指山中，却看不到大海，闻不到咸腥的海风，连椰子树也了无踪影。原来，椰林只生长在海边的土地。我们这帮知青曾在连队的小河边种下一排椰树苗，怎知直到我数年后离开五指山，它们仍半死不活，只长成齐腰高的“小老头树”。故此，在大山深处只有槟榔树才是土着文化的象征。槟榔树其实要比椰子树好看得多，它挺拔而优雅，花序很特别，如同黎家的统裙；槟榔挂果，飞红点翠，如同苗女的织锦头帕。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槟榔树意味着人烟，常在热带林莽中出没的兵团知青，在烟雨瘴疠里迷途时有发生。高挑娉婷的槟榔树乃为黎村苗寨的标志，用文革惯用话语，那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五指山深处人烟稀落，离我们连队最近的那个黎寨也有十里山路，他们几无货币流通，也无以物易物，我们汉黎两家鸡犬之声不相闻，更老死不相往来。只不过，自从那寨子有一复员兵返乡，这位黎家子弟在军营学会了打篮球，他回归寨子就把这“现代文明”的游戏规则传授给其他青壮黎胞，后来每隔十天半月就拉队到我们连队打对抗赛。然而，每次都被我们兵团知青以强凌弱，比分几近于大屠杀。一来二去打了几年，才渐觉客军又添新血，有两张新脸孔不算庸手，显然也是才退伍的黎族军人。《老子》有言：“抗兵相加，哀者胜矣”。但黎人终究没能赢过一仗，唯一打平的一场，本来终场时我们是输了一球的，黎族人却都没有手表。我们岂能忍受输球之辱！便暗示代为计时的兵团女战士暂缓吹笛完场，果然我方攻下追平的两分，笛声即响。黎族人已是欣喜欲狂……
多年知青生涯，我始终觉得，“大汉族”所代表的中原文明，对热带林莽中弱小黎族的文化进步，委实无甚贡献。球赛使诈之劣迹，更形同“民族压迫”！然而，在文革年间，“主流文明”对少数民族的刻意扶持是否好事？想来也大有疑问。
现在说到苗族了。海南苗人历朝历代苦难最深。他们受汉人的欺压，地位还在黎族之下。故此山中的苗人村寨要比黎寨海拔更高，地段也更差。但是，苗人的性格比黎族人更强悍，而且汉人黎人都盛传苗族人会“放蛊毒”，遇事都退避三舍。
离我们连队最近的苗寨有二十里远，由于这里是我们去其他连队找知青串门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出入苗寨的次数颇多。就我所见，苗族人比黎族人长得精神，男的要强壮些，女的更要漂亮得多；土着苗人的卫生习惯也比周围的黎寨要好。然而，我不晓得自己的概括是否偏颇，因为这个苗寨是文革中的时代样板，它是被大汉族文明改造过的另类。
这个苗寨的名字叫烟园，我怀疑这么汉化和诗意的名字不是苗人自己想出来的。诚然也难说，因为此间曾出过一个苗族秀才。烟园苗寨成为新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样板，倒是在文革以前，原来只不过是学校办得好，是广东省教育厅扶植的典型。到了文革时期，没人再关心教育的事情，而改封为“农业学大寨”的模范村寨。它不被册封为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先进集体，已属万幸了。苗人很难搞“阶级斗争”，他们没有地主，五指山中土地多的是，谁愿意刀耕火种，开垦出来的那片土地就是他的。苗人只有苗王，就好比黎族的头人和峒主。不过在旧时代，苗王也不是共产党“阶级教育”里漫画化的敌人。反清起义、反国民党压迫、抗日等苗岭烽火，都是苗王策动的。共产党建政后，苗王被架空到自治区里当政协花瓶，这算是斯文的了。当然黎苗两家里的头人在“镇反”时也有被枪决的；五七年时“右派”也没少划。但总的来说，要在黎苗村寨里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高度来搞文革，难度极大。于是就从“农业学大寨”入手了。
烟园苗寨“学大寨”，其实也很滑稽。五指山中的黎人苗人都不种菜不养猪，要吃肉就入山打猎，要吃菜就放倒芭蕉树剥出嫩芯，再说他们也不怎么吃菜，满山遍野都有各种热带野果。说到“以粮为纲”，就和土着山民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了，他们只种点旱稻和木薯，水田是没有的。五指山中原始森林带来的腐殖质，令任何一块山地都很肥沃，泥土翻开来黑得发亮。所以千万别笑话黎人苗人刀耕火种，我们兵团连队被要求“学大寨”，便在伐木垦荒种橡胶之余，也象征性地种点山地旱稻——连我们也是刀耕火种的。只消放把山火把杂草灌木烧光，再柱根尖木棍在布满草木灰的坡地上一一戳洞，往里头丢稻种。此后完全不必再管它，收成自然就有了。这是热带土地的馈赠，而不是“大寨精神”之开花结果。
因为黎族苗族均不用交公粮，实际上他们连旱稻都不多种。而烟园成了苗家“学大寨”的样板，完全是汉人工作组干部刻意摆布出来的“革命盆景”。他们在苗寨开几块水田种稻米，每年上交几担“公粮”，便成了时代典型了。插上大寨红旗，让这个深山中的苗寨得到许多好处，为了修饰它的扮相，国家出钱把茅舍都拆了，盖成清一色砖瓦房。能全寨住上砖房的，它是全海南的独一号。
为什么要修饰它的扮相呢？原来烟园是文革年代里罕有的对外橱窗，当然能入山瞻仰文革成果的外宾都是特殊的“国际友人”。我记得第一个去参观的是着名亲华亲共的日本人西园寺公一，后来还有西哈努克亲王。在我们那座大山里，对“外宾”是少见多怪的，每次来人，兵团也要一级戒备，让出身成份好的兵团男女战士，穿得整整齐齐（上级指示均要穿白衬衫与深色长裤），在车经之路边假装劳动，一方面做好安全保卫，另一方面也能点缀升平。最可笑的是琼中县营根镇的花絮，为了遮掩一排草房，县革委会指派群众展开一匹匹新布，支起来挡住贵客的视线。殊不知做得太拙劣，被西哈努克亲王看穿了，寄人篱下的他倒不敢说什么，但陪同的人报上去，县革委会吃了通报批评——不是说他们作假，而是做假做得不够得力，就成“政治事故”了。
总之，我每次经过烟园这座苗寨，都觉得像走进一个革命大盆景。但是，毕竟苗寨的党支部书记要比我们连队的“斗争狂”顾指导员好得多了，他没有整人斗人，不过是顺应了上级树典型的意愿，必要时对来访“取经”的客人介绍“经验”，宣讲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我见过那个土着党支书一面，是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景之下。在此之前，我对他虽然无恶感，亦无太好印象。因为我认识的黎族人都极为老实，按说苗族人性格应该更为憨直，作伪的事情很难与苗人沾边。虽说这面大寨红旗本非他们自己要扛的，但我总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
却没有料到，一宗偶发事件把苗寨党支书推向了“风口浪尖”——某日，烟园的一位苗家少女从学校回寨子，却遭到了一个兵团战士的袭击。这个被性苦闷折磨得变态的汉族青年来自潮汕地区，却非知青，是因家乡人多地少而被政府安置到海南来的。人到了某年龄阶段，生理的发育和时代的压抑令他陷入了欲海漩涡之中。他瞄着这个漂亮的苗家女多有时日了，终于按捺不住原始冲动，从林子里蹿出来向苗女求欢，被拒之后又扑上去要把苗女制服，怎知连扭打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情急之下竟用石块把苗女砸昏。慌张的他也没来得及做下什么，就被人血吓怕了，自己赶紧跑到团部保卫科自首投案。不旋踵，我们十五团的团部就被扛着火统猎枪和砍刀的苗人包围了，领头的就是这个苗寨党支书。我闻讯赶路去现场看热闹，苗人愤怒得扭曲的面孔和那些挥舞的刀枪，令我觉得此事恐难善罢，只怕要动私刑才能平息“苗变”了。
后来，我看见团政委这个有头有脸的现役军官和对方交涉未果，人家根本不买他的账。末了还是旧农垦农场的老场长出面，把五花大绑的强奸未遂犯推出来给苗人示众，然后与苗寨党支书再三商议，老场长和他五十年代就认识，苗民总算刀下留人，同意人犯交由兵团法办了。因事涉“军民关系”，这人后来判得很重。此是后话。
就在那一次，我看到了苗民的血性，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支书好像对“苗王”一般忠顺。于是，我觉得革命洪流在我们生活的主河道中轰隆有声地奔涌而过，对我们这群知青可谓影响深远，而对某种原生态下的人群，激流的冲刷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最后要讲的山寨轶事就是我的黎家球友。一次我路过黎寨，与那位复员军人不期而遇，他请我留步对酌黎家土酿山兰酒。黎人请客挺郑重的，主人切了些兽肉干，不多，大概已是全部储蓄。酒是足够的，山兰土酿不烈，可以喝很多。主人说起他的从军故事，原来他当过副班长却没能入党，加上文化低，这也许就是他没能进县城或公社吃“商品粮”的原因。酒过几巡，他点亮油灯，脸被映得酡红。他说退伍回家那天，很难过，黎族人祖祖辈辈住的茅草屋，没有一丝一毫改变，军营里的电和自来水在这里就象传说……后来他双眼濡湿了，我于是无言。
在山里山外。文革犹在高歌猛进，然而我已知道了革命的罩门和死穴。它从来就没有给人以幸福，甚至未曾带来过一丝发自心底的微笑。
岁月悠悠，琼崖的土着原住民仍在山中栖息。黎村苗寨后来可曾涌现出自己民族杰出人物？我不甚知道。然而，我可能做对了一件事——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昆明电影制片厂合拍一部电影，剧本来自我的同名小说，我自己也是改编者之一。我要求长影的崔导演，一定要发掘和录用一个黎族演员，崔导演找到了一个黎家少女，虽说她初登银幕而且只在片中唱了一首山歌，但这却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代黎族演员——她正是黎家影星谭小燕。
文革四十年过去，旧梦依稀。然而，五指山于我依然是一片炎热的冷土。
我那个连队在热带雨林蓊郁深处，周围均无汉人村落，只有黎村苗寨零星地点缀于山间林际。只要登高远眺，凡有娉娉婷婷的槟榔树招展的地方必有村寨，那就是琼崖原住民的栖息之地了。
我们连队的复员老兵和知青都是“大陆”来的。就我而言，以前对海南岛的认识，全部来自新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南岛风云》、《碧海丹心》，还有一部纪录片叫 《海南明珠》，是在兴隆华侨农场拍摄的。在那些镜头画面里，海南岛之美在于蓝天绿海、蕉风椰雨。殊想不到，我一头扎进五指山中，却看不到大海，闻不到咸腥的海风，连椰子树也了无踪影。原来，椰林只生长在海边的土地。我们这帮知青曾在连队的小河边种下一排椰树苗，怎知直到我数年后离开五指山，它们仍半死不活，只长成齐腰高的“小老头树”。故此，在大山深处只有槟榔树才是土着文化的象征。槟榔树其实要比椰子树好看得多，它挺拔而优雅，花序很特别，如同黎家的统裙；槟榔挂果，飞红点翠，如同苗女的织锦头帕。然而，对于我们来说，槟榔树意味着人烟，常在热带林莽中出没的兵团知青，在烟雨瘴疠里迷途时有发生。高挑娉婷的槟榔树乃为黎村苗寨的标志，用文革惯用话语，那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五指山深处人烟稀落，离我们连队最近的那个黎寨也有十里山路，他们几无货币流通，也无以物易物，我们汉黎两家鸡犬之声不相闻，更老死不相往来。只不过，自从那寨子有一复员兵返乡，这位黎家子弟在军营学会了打篮球，他回归寨子就把这“现代文明”的游戏规则传授给其他青壮黎胞，后来每隔十天半月就拉队到我们连队打对抗赛。然而，每次都被我们兵团知青以强凌弱，比分几近于大屠杀。一来二去打了几年，才渐觉客军又添新血，有两张新脸孔不算庸手，显然也是才退伍的黎族军人。《老子》有言：“抗兵相加，哀者胜矣”。但黎人终究没能赢过一仗，唯一打平的一场，本来终场时我们是输了一球的，黎族人却都没有手表。我们岂能忍受输球之辱！便暗示代为计时的兵团女战士暂缓吹笛完场，果然我方攻下追平的两分，笛声即响。黎族人已是欣喜欲狂……
多年知青生涯，我始终觉得，“大汉族”所代表的中原文明，对热带林莽中弱小黎族的文化进步，委实无甚贡献。球赛使诈之劣迹，更形同“民族压迫”！然而，在文革年间，“主流文明”对少数民族的刻意扶持是否好事？想来也大有疑问。
现在说到苗族了。海南苗人历朝历代苦难最深。他们受汉人的欺压，地位还在黎族之下。故此山中的苗人村寨要比黎寨海拔更高，地段也更差。但是，苗人的性格比黎族人更强悍，而且汉人黎人都盛传苗族人会“放蛊毒”，遇事都退避三舍。
离我们连队最近的苗寨有二十里远，由于这里是我们去其他连队找知青串门的必经之路，所以我出入苗寨的次数颇多。就我所见，苗族人比黎族人长得精神，男的要强壮些，女的更要漂亮得多；土着苗人的卫生习惯也比周围的黎寨要好。然而，我不晓得自己的概括是否偏颇，因为这个苗寨是文革中的时代样板，它是被大汉族文明改造过的另类。
这个苗寨的名字叫烟园，我怀疑这么汉化和诗意的名字不是苗人自己想出来的。诚然也难说，因为此间曾出过一个苗族秀才。烟园苗寨成为新中国的少数民族的样板，倒是在文革以前，原来只不过是学校办得好，是广东省教育厅扶植的典型。到了文革时期，没人再关心教育的事情，而改封为“农业学大寨”的模范村寨。它不被册封为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先进集体，已属万幸了。苗人很难搞“阶级斗争”，他们没有地主，五指山中土地多的是，谁愿意刀耕火种，开垦出来的那片土地就是他的。苗人只有苗王，就好比黎族的头人和峒主。不过在旧时代，苗王也不是共产党“阶级教育”里漫画化的敌人。反清起义、反国民党压迫、抗日等苗岭烽火，都是苗王策动的。共产党建政后，苗王被架空到自治区里当政协花瓶，这算是斯文的了。当然黎苗两家里的头人在“镇反”时也有被枪决的；五七年时“右派”也没少划。但总的来说，要在黎苗村寨里上纲上线到“阶级斗争”高度来搞文革，难度极大。于是就从“农业学大寨”入手了。
烟园苗寨“学大寨”，其实也很滑稽。五指山中的黎人苗人都不种菜不养猪，要吃肉就入山打猎，要吃菜就放倒芭蕉树剥出嫩芯，再说他们也不怎么吃菜，满山遍野都有各种热带野果。说到“以粮为纲”，就和土着山民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了，他们只种点旱稻和木薯，水田是没有的。五指山中原始森林带来的腐殖质，令任何一块山地都很肥沃，泥土翻开来黑得发亮。所以千万别笑话黎人苗人刀耕火种，我们兵团连队被要求“学大寨”，便在伐木垦荒种橡胶之余，也象征性地种点山地旱稻——连我们也是刀耕火种的。只消放把山火把杂草灌木烧光，再柱根尖木棍在布满草木灰的坡地上一一戳洞，往里头丢稻种。此后完全不必再管它，收成自然就有了。这是热带土地的馈赠，而不是“大寨精神”之开花结果。
因为黎族苗族均不用交公粮，实际上他们连旱稻都不多种。而烟园成了苗家“学大寨”的样板，完全是汉人工作组干部刻意摆布出来的“革命盆景”。他们在苗寨开几块水田种稻米，每年上交几担“公粮”，便成了时代典型了。插上大寨红旗，让这个深山中的苗寨得到许多好处，为了修饰它的扮相，国家出钱把茅舍都拆了，盖成清一色砖瓦房。能全寨住上砖房的，它是全海南的独一号。
为什么要修饰它的扮相呢？原来烟园是文革年代里罕有的对外橱窗，当然能入山瞻仰文革成果的外宾都是特殊的“国际友人”。我记得第一个去参观的是着名亲华亲共的日本人西园寺公一，后来还有西哈努克亲王。在我们那座大山里，对“外宾”是少见多怪的，每次来人，兵团也要一级戒备，让出身成份好的兵团男女战士，穿得整整齐齐（上级指示均要穿白衬衫与深色长裤），在车经之路边假装劳动，一方面做好安全保卫，另一方面也能点缀升平。最可笑的是琼中县营根镇的花絮，为了遮掩一排草房，县革委会指派群众展开一匹匹新布，支起来挡住贵客的视线。殊不知做得太拙劣，被西哈努克亲王看穿了，寄人篱下的他倒不敢说什么，但陪同的人报上去，县革委会吃了通报批评——不是说他们作假，而是做假做得不够得力，就成“政治事故”了。
总之，我每次经过烟园这座苗寨，都觉得像走进一个革命大盆景。但是，毕竟苗寨的党支部书记要比我们连队的“斗争狂”顾指导员好得多了，他没有整人斗人，不过是顺应了上级树典型的意愿，必要时对来访“取经”的客人介绍“经验”，宣讲一下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我见过那个土着党支书一面，是在完全意想不到的情景之下。在此之前，我对他虽然无恶感，亦无太好印象。因为我认识的黎族人都极为老实，按说苗族人性格应该更为憨直，作伪的事情很难与苗人沾边。虽说这面大寨红旗本非他们自己要扛的，但我总别有一番感受在心头。
却没有料到，一宗偶发事件把苗寨党支书推向了“风口浪尖”——某日，烟园的一位苗家少女从学校回寨子，却遭到了一个兵团战士的袭击。这个被性苦闷折磨得变态的汉族青年来自潮汕地区，却非知青，是因家乡人多地少而被政府安置到海南来的。人到了某年龄阶段，生理的发育和时代的压抑令他陷入了欲海漩涡之中。他瞄着这个漂亮的苗家女多有时日了，终于按捺不住原始冲动，从林子里蹿出来向苗女求欢，被拒之后又扑上去要把苗女制服，怎知连扭打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情急之下竟用石块把苗女砸昏。慌张的他也没来得及做下什么，就被人血吓怕了，自己赶紧跑到团部保卫科自首投案。不旋踵，我们十五团的团部就被扛着火统猎枪和砍刀的苗人包围了，领头的就是这个苗寨党支书。我闻讯赶路去现场看热闹，苗人愤怒得扭曲的面孔和那些挥舞的刀枪，令我觉得此事恐难善罢，只怕要动私刑才能平息“苗变”了。
后来，我看见团政委这个有头有脸的现役军官和对方交涉未果，人家根本不买他的账。末了还是旧农垦农场的老场长出面，把五花大绑的强奸未遂犯推出来给苗人示众，然后与苗寨党支书再三商议，老场长和他五十年代就认识，苗民总算刀下留人，同意人犯交由兵团法办了。因事涉“军民关系”，这人后来判得很重。此是后话。
就在那一次，我看到了苗民的血性，以及他们对自己的支书好像对“苗王”一般忠顺。于是，我觉得革命洪流在我们生活的主河道中轰隆有声地奔涌而过，对我们这群知青可谓影响深远，而对某种原生态下的人群，激流的冲刷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
最后要讲的山寨轶事就是我的黎家球友。一次我路过黎寨，与那位复员军人不期而遇，他请我留步对酌黎家土酿山兰酒。黎人请客挺郑重的，主人切了些兽肉干，不多，大概已是全部储蓄。酒是足够的，山兰土酿不烈，可以喝很多。主人说起他的从军故事，原来他当过副班长却没能入党，加上文化低，这也许就是他没能进县城或公社吃“商品粮”的原因。酒过几巡，他点亮油灯，脸被映得酡红。他说退伍回家那天，很难过，黎族人祖祖辈辈住的茅草屋，没有一丝一毫改变，军营里的电和自来水在这里就象传说……后来他双眼濡湿了，我于是无言。
在山里山外。文革犹在高歌猛进，然而我已知道了革命的罩门和死穴。它从来就没有给人以幸福，甚至未曾带来过一丝发自心底的微笑。
岁月悠悠，琼崖的土着原住民仍在山中栖息。黎村苗寨后来可曾涌现出自己民族杰出人物？我不甚知道。然而，我可能做对了一件事——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昆明电影制片厂合拍一部电影，剧本来自我的同名小说，我自己也是改编者之一。我要求长影的崔导演，一定要发掘和录用一个黎族演员，崔导演找到了一个黎家少女，虽说她初登银幕而且只在片中唱了一首山歌，但这却成就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代黎族演员——她正是黎家影星谭小燕。
文革四十年过去，旧梦依稀。然而，五指山于我依然是一片炎热的冷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