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不久前，中国官方正式公布了一些经济数据，这个数据非常清楚地预示了中国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表示：“中国最终消费占 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年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历史最低水平。储蓄率则从2001年的38.9%上升到2005年的47.9%，5年间快速增长了9个百分点。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结构性矛盾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当前金融调控需要应对的最突出挑战。在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如此差距，可用天壤之别来形容。
近年来，中国GDP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工资占GDP的比例，则从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 12%。现在，中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不仅低于GDP和投资增速，甚至低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而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再次证实了这一现实：今年前 10个月中国CPI同比仅上涨1.3%，而10月末广义货币M2同比却增长17.1%。前者远低于年初确定的3%的调控目标，而后者却远高于年初确定的 15%的调控目标。两个本应同向运行的指标却如此背离，归根到底是国内消费需求长期不足造成的。
苏宁的讲话是非常清晰的。在中国，内需持续下跌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经济发展。但中国多年来一直是依靠外贸出口发展经济，但外贸出口的状况又如何？同样是问题严重。首先，从1995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其二。根据目前的资料，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进口同比增长 8.3%，增速比去年同期大幅下跌33.7个百分点，仅仅在二月份比去年四季度就下跌27.3个百分点，进口甚至同比下降了5%。其三，进入年底，本来是新粮上市的时机，但在中国却出现了全面的基础食品和水电等行业的全面涨价，根据资料统计，北京，上海等地的基本食品上涨百分之十六，而全国平均上涨百分之十二。通货膨胀再度掀起，而且有越演越烈之势。
鉴于目前的经济状况，国家发改委紧急召开会议，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说：“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在好转，但煤电运增长依然很高。值得警惕的是，大量投资正在形成新一轮产能过剩”。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表示：“中国产能正在由某一方面过剩向全面过剩演变”。而实际的情况如何呢？从 2001年至今，每年中国居民的储蓄增加额都显著大于消费增加额。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产品被迫出口，2005年中国向国外出口电扇54044万台、 DVD播放机14594万台，出口各类鞋69.136 亿双。仅类鞋计算，中国人为世界每个人都提供一双鞋，这样的外贸出口，不仅是将中国的大量资源廉价出口，同时反过来又导致了大量的贸易摩擦。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中国百姓带来任何实质上的利益改善，相反是越来越贫穷。工资收入的持续下跌及通货膨胀让中国百姓根本无法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
在农村，广大的农民阶层生活越来越差。农业部1999年的统计表明，中国乡村两级债务共计3259亿元，但这个数字很快被其它组织和机构所质疑。为了避免得出的数据遭到质疑，最近农业部和财政部在不动声色地开展工作。中国乡村两级债务债权调查以及清理化解工作，目前正在低调进行中。中国现有4.6万多个乡镇财政，乡镇财政债务问题主要集中在中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呈现越往西越严重的态势。而且乡村债务的覆盖面广，几乎是乡乡有债，村村欠钱。保守三千二百亿元的基数，使得债务负担愈加沉重。
财政部农业司税改办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2004年中国仅乡镇一级债务就以每年两百亿元的速度递增。而不良债务比例近60%的数字，更是让地方政府和领导对化解清理工作不愿过问。此外，乡村两级大量的集资借款，其借贷利率一般都在15%以上，有的甚至高达20%至30%，远远高于国家正常利率”。鉴于中国政府面对金融业庞大坏账的处理模式，地方都有一种期待，如此庞大而且年久的债务根本无法还，最终还是会由政府转移支付来全盘解决。甚至有些地方官员表示：“我们都归中央政府管理，银行出了问题，中央政府可以拿出几万亿人民币解决，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为什么不能？银行关系到社会稳定，地方乡村就不关系到社会稳定吗？”
在地方的这种心态下，财政部和农业部只能欲言又止，只好闷头先试点，内蒙古自治区一位地方官员公开说：“这么多的债务除了中央没有其它组织和人能解决”。农业部财务司一位官员认为，摸底数字出来后，也不会公开，如果一旦传出通过国家财政解决这一债务的消息，势必会带来更多麻烦，“那乡村报上来的债务数额岂不增长更快”。而根据中国内部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说：“中国地方债务至少是目前数据的十倍以上，因为地方官员政绩问题和自身保护的关系，没有多少地方官员会将地方乡村债务全面公开，因为目前正在十七大召开之前的敏感时刻，揭开乡村债务的真实面目只能使断送自己的政治前途，无论乡镇县，还是省市政府，能掩盖就继续掩盖，财政部和农业部所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许多地方简单通过账面将乡村两级合计债务减去合计债权得到账面净债务，并报入化解成绩中，造成实际净债务和账面净债务不符”。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2000年进行的《延长退休年龄可行性研究》提供的数字显示，1998年中国有半数省市养老金支不抵收，当年养老保险基金总额开始出现亏损，亏损额高达 71.3亿元；1999年全国亏损省市增至25个，且大多省市动用了历年积累。另据调查显示，2000 年中国养老金“空账”达到360多亿元，到了2005年底，“空账”已经达到八千亿元。另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是，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2005年底全国百分之一人口抽样显示，中国65岁以上人口逾1亿人，占总人口数的7.7%.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5%，2050年将上升到28% 以上。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德意志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估算，若中国不改变退休年龄，则2050年每百名劳动者就要供养79名退休者。
即使是按照目前的社保金状况，弥补八千亿人民币的社保空账对中国政府而言也是个非常严峻的考验。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社保金已经成为了各类腐败贪污的目标，而中国司法制度和法律制度上的严重滞后根本就无法约束其中的贪污腐败。
社保金问题严重，但金融界的问题也同样严重，最重要的是目前的房地产业在中央调控的指令下交易量已经全面下跌。9月末上海房贷违约客户超过10000 人，本应是“放款高峰”的10月份，上海房贷余额在今年第二轮负增长中减少3.77亿元。曾经风光无限的房贷业务，在上海银监局和央行上海总部近期的信贷统计报告中变得“很衰”。自2005年7月起，上海个人房贷增幅出现十连跌，累计下跌接近230亿元。虽然今年5月楼市短暂回暖，房贷出现止跌回升，但随着更猛烈的楼市调控措施“国六条”的出台，房贷复苏昙花一现，个人房贷在今年9月重回负增长的老路，当月减少了0.36亿元。根据央行上海总部最新统计， 10月上海房贷跌势更甚，当月下跌3.77亿元。同时，上海房贷不良率也在猛增。2004年，沪上中资银行房贷的平均不良率只有1‰左右。而根据上海银监局的最新统计，到今年9月末，上海中资银行个人房贷的平均不良率已经上升到了8.6‰，比年初上升2.8‰。截至到今年11月，上海中资银行个人房贷的平均不良率又上升到了14.1‰。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首次承认：“中国的就业问题总量之大、矛盾之复杂是任何国家都未曾遇到过的，供求缺口至少1千300万人。2005年底，国企失业人数超过200多万，今后三年还会有360多万国企人员、400多万集体企业人员进入失业大军。2006年年有124万高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1亿多农村劳动力闲置，到2008年城镇失业人口可能突破五千万人，农村突破二亿人”。实际上海外人士对目前的中国失业状况的估计就已经非常严重，按照海外专业人士的统计和估计，目前中国城镇有15%的失业率、农村有30%的失业率
如此危机的经济局面，这使得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数次在政治局会议上不得不对中共全党发出严重警告：“海外人士提出的2008年中国经济崩溃不是危言耸听，我们面临的局面是非常严重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议报》第28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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