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星期一）下午5点零6分，朱虞夫打电给我，说他已被七八个警察围困，要我立即给13817037084的机主打个电话，接通后去接对方。我问他这个机主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他说他也不知道，叫我赶紧打。我立即拨通了这个电话，机主是个男性，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朱虞夫的朋友，他现在正被一群警察困在家里，让我跟您联系。对方告诉我他姓黄，正在上海开往杭州的高速公路上。当时我以为他是当地朱虞夫的一个朋友，随即打电话告朱虞夫他的朋友目前还在海宁的高速公路上，但朱虞夫的手机已拨不通了，家里的座机也没有人接。我预感到情况不妙，立即发短信给吴远明、来金彪、徐光、林辉等，向他们通报情况。正在发的时候，我居住的九莲社区的治安主任来敲门，说是找我妻子有事要谈。我告诉他我妻子不在家，叫他吃了晚饭后再来。其实他是来监视我的，而当时我却全然没有察觉。
大约7点10分左右，我正在吃饭，黄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已到了杭州，问到我家来方不方便。我表示欢迎他们来，并把家庭地址告诉了他。这时，我仍不知道他们是谁，把他们看成是外地来的民运朋友。吃完饭后，黄先生又来电话说，他们不来我家了，叫我到杭州剧院附近的星巴克咖啡馆见面。本来说好要过来的，现在又改变主意不来了，我估计他们察觉到了什么可疑的情况，我迟疑了一下，但马上就答应过去见他们。因前一天晚上在邵逸夫医院门口电动车的电瓶被小偷偷走，我找了辆自行车，但骑了十几米路，发现自行车没有气了，于是把自行车拉回家打气。一边打气，我一边考虑刚才的情况，所以气打完后我准备换个方向走，从后门抄小路去。正当我把气筒放回原处，出来要拉自行车的时候，发现社区警务室的片警和治安主任过来，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出事了。片警对我说，你晚上不要出去了，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一下。我回他为什么，他说有件事要我配合一下，并告诉我是市公安局要他来找我的。我马上意识情况的严重性，脑子里盘算着怎样把这个消息传出去。我推上自行车，说我把车子放到车棚里去，让他们等我一下。他们说车子拉到派出所去好了，我说一路上推着车子手太冷了，还是放到车棚里好。本来我想到车棚里打个电话告诉外界我这里出事了，但片警紧跟着我，还抢着帮我锁车子。看看无法脱身，我又往家里走，片警问我回去干什么，我说回去解个手。他说解手到派出所去解好了，不让我回去。我说我有高血压，每天饭后要吃药，今天忘了吃药，这药必须吃。片警无话可说，但仍紧跟着我。我开门后自己拿了双拖鞋穿了，叫他们在外面等，我想他们不至于穿着脏鞋子跑到我的房间里。他们确实犹豫了一下，我趁机立即跑到厕所里，关上门，给吴远明打了电话。因我刚给吴远明打过电话，说我要去见黄先生，所以我只说了一句“我去派出所了”，吴问了一句：“哪里？”我又重复了一遍，但派出所的“所”字还没有出口，片警就把我的手机夺过去了。我喊了一句：“你怎么在我家里抢我的手机？”他很尴尬地又把手机还给了我，说去一会儿就行了，没有必要给谁打电话。我说给老婆打电话，但没有打通。我又写了个条子，说电话没打通，我留个条子给我老婆。但片警把条子也拿走了（后来在路上还给了我）。第二天我在手机查了一下，我给吴远明打电话的时间是8点零2分。
给吴远明打了电话后，我心里就很坦然了。片警也不象刚才那么紧张了，一路大家说话语气比较平和。片警问我刚才打算到哪里去，我说我老婆的小姐妹来了电话，我打算去叫她。他说你不要瞒我了，我们今天把你叫住完全是为了你好，否则你到了那里，就回不来了。听他这么一说，我意识到我今要见的那个人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但也猜不到到底是什么人。我猜想会不会是从海外来的民运人士，令当局如此紧张。
到派出所（翠苑派出所）后，社区治安主任走了，但西湖区国保大队大队长来了。片警告诉我，这是国保大队陈大队长。我说，以前我见过的大队长不是姓楼么？他说那个是副的，今晚这个是正的。他再次强调了今晚问题的严重性，说如果问题不是很严重，陈大队长是不会亲自来的。陈大队长也肯定了他的说法，说这是上面布置的，如果我不被阻止住，那么确实是“一去不返”了。陈大队长对我说，他们每天都在互联网上关注我，念我曾在公安院校教过书，把我当老师看待，对我还算宽容。但如果我今天晚上去“淌那趟浑水”，他们也爱莫能助了。看来他们今天晚上主要是为了阻止我去见人，并不想问什么东西。所以我一口咬定出去是为了通知我老婆她小姐妹来电话这事，他们只是说“你出去干什么大家心知肚明”外，再也不问什么了，只是跟我聊天，要我“为妻子女儿想想”。陈大队长大概跟我谈了半个多小时被一个电话叫走了，后来再也没有来过。片警跟我聊天，看来他们对我进行过很仔细的调查，连我老家哥哥生病，我父母家的条件不如我岳母家的情况也知道。我当过农民，片警也当过农民，我们就谈农村的事，谈农活怎么干。他是杭州郊区的农民，我是临安山区的农民，有些农活的干法是不一样的，比如他们插秧时种六棵苗，我们种七棵苗。所以他说我没当过农民，是吹的。我说我们那里插一首秧是七棵苗，腿外侧各两棵，胯下三棵，这样种人不累；而如果种六棵苗，胯下只能种两棵，人要站得很直，很累。听了我的分析，他说你倒是真的当过农民。
在和片警聊天的过程中，我不断地提出要回家。我说你讲过不需要多少时间，怎么老是把我撂在这里不放？片警说要请示过上级才能放我。我提一次，他请示一次，大概请示了三四次。我猜想，这段时市公安局可能在围剿黄先生他们，也许朱虞夫会被关起来。但我没有想过吴远明、来彪他们会出什么事。深夜12点了，我又对片警提出要回家，他向上面打了个电话，然后说可以走了。到家时，是12点10分（我家离派出所不远）。
走前，我把手机放在厕所的卫生纸里面，因为我怕手机被警察拿走后里面的短信会被看 到。到家后，我连忙打开手机，发现我走后不久黄先生给我发过短信，但我担心黄先生他们可能也被公安局带走，所不敢贸然回电，先打了个电话给吴远明。原来，吴远明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即到外面用公用电话给范子良等人打电话，结果也被跟踪。他刚打完电话，就被警察叫到了闸弄口派出所。朱虞夫、我、吴远明三人形成了一个连环劫：我把朱被抓的消息告诉了外界，结果我也被带走；吴把我被抓的消息告诉了外界，吴又被抓走。所以当晚大纪元等媒体先后报道了朱虞夫被抓走、朱和我被抓走的消息。到家后不到15分钟，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迪先生打电话到我家，我告诉他我己回到家里，并告诉他吴远明也被抓走过（吴比我早半个小时回家）。这时我很担黄先生他们的安全，我对林迪先生说，黄先生他们可能不安全，要他们多加关注。我把黄先生的电话告诉了林，让他去跟黄先生联系。第二天，大纪元记者古清儿小姐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姬励思小姐打电话采访，我也把黄先生的电话告诉了她们，请她们关注黄先生的安危。后来我从网上看到，那天晚上黄先生他们被查过房，检查过证件，但没有被带走。
第二天，来金彪跟黄先生他们取得了联系，准备晚上在西湖边的秋越茶室见面，但下午4点多就被上城区国保请去吃饭，而黄先生他们也受到了骚扰（4点左右，我给黄先生打过一个电话，他说现在说话不方便）。后来吴远明到了我家，高海兵到了朱虞夫家，这次见面又没有成功。13日下午3点，我发了个短信给黄先生，问他安全不安全，并向他表达了歉意：“黄先生，这次来杭，让您们受到如此惊扰，我和朋友们深感不安，为此向您们表示深深的歉意，但我们也实在无奈。”黄先生立即回了短信，说他们现在是安全的。晚上朱虞夫和吴远明来我家，我把黄先生目前的情况告诉了他们。鉴于警方进行如此严密的控制，我们不再约见他们，以免遭来不必要的麻烦。况且黄先生曾说过打算星期四（14日）离开杭州的。综合各方面情况，我们分析：这次来杭的是一个德国《镜报》记者和他的翻译（黄先生）。在他们要来杭州之前，中国安全部门就已得到了情报，杭州警方就已作好了准备。几天前，朱虞夫接到一个电话说有人要采访他。第二天，上城区国保大队和当地望江派出所就来了三四个人，对他宣布关于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的有关规定，不准他接受记者采访。从11日起，朱虞夫、我和吴远明肯定被监视了。据社区干部对我妻子说，那天片警和社区干部一直在看着我，甚至我到我家对面的电脑城去了一下也跟踪我。那天晚上，他们就坐在我家前面十字路口的汽车上，看着我的一举一动（是片警亲口对我说的）。那天下午3点，朱虞夫给我来短信说他家楼下发现警察，可能是冲着他来的。到了5点，就有七八个警察到了他家。吴远明那天如果不到外面打公用电话，警察可不会抓他，但他一跑到外面，警察就把他带走了。由此看来，来金彪那天可能也受到了监控。关于对方是什么人，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结论。社区干部十分肯定地对我妻子说是“外国人”，据朱虞夫说，12月5日他接到一个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电话，告诉他10日左右德国《镜报》记者要来采访他，所以他估计这两个人就是《镜报》记者和翻译。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和《大纪元》记者也证明了这个说法。据公安方面透露，德国记者这次来杭州主要是来采访杭州退休工人上访事件的。7月4 日至9日杭数千退休工人到杭州市政府请愿，要求改善待遇，引起全世界关注。听说外国媒体要来采访，杭州市当局惊恐万状，下令公安机关“严防死守”，当然，情报还来自安全部门。两个外国记者就把一个政府搞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足见专制政权是何等的虚弱。
14日，林迪先生告诉我说黄先生的电话一直打不通，问我是否知道他们的下落。我说不知道，可能已经离开杭州了。林先生又去问了其他人。第二天，我在网上看到了林迪先生写的《德国媒体采访浙江民主党人不成下落不明》的报导，知道黄先生他们还无消息。16日，我又给黄先生打了三个电话，仍是没有人接听。不过，我想他们不至于被警察抓进去，如果要抓，早就抓了。再说，共产党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抓外国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