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灵附体 祸害中华（2６）
1971年 9月以后，共产邪灵附体组织内部开展的所谓的批林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一次党内权力的重新分配，党内派别之间的勾心斗角和对异己的整肃。1973年春天，共产邪灵附体就蠢蠢欲动，开始作发动批孔运动的准备，毛泽东作了一首歪诗借批评郭沫若尊孔，为共产邪灵附体发动批孔运动造舆论； 同年5月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了批孔问题。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批发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荣国的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8月 13日，又登载了杨荣国的《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 先验论的斗争》一文。
杨荣国其人似乎是专为文革浩劫中邪恶的批孔运动而准备的。他的这两篇文章，是典型的 “以阶级斗争为纲”、“学术为政治服务”的邪理支配下的产物，毫无真正的学术价值。是共产邪灵附体用来骗人害人的毒器，逞凶一时，很快就被人识破其害人的真面目， 1978年随着，文革浩劫的结束，杨荣国与其害人的文章，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到地狱里去报到了。
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评法批儒的文章。9 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辽宁日报》的《“焚书坑儒”辩》。这篇文章说：“‘焚书坑儒’就其性质来说，在当时是一个反篡权复辟的‘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效果，也是应该肯定的。”等等，这些文章都是在为发动批孔运动进一步造舆论。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件遭中华民族千古唾骂的罪恶，在共产邪灵附体看来是“进步措施”，“也是应该肯定的。”值得深思的是，这种明目张胆的颂扬历史上以有定论的罪恶，公然颠覆人类的普适价值观和反人类的文章在当时竟然大行其道。八亿中国民众，又有几人能真正识破其包含的毒汁毒素并加以抵制的呢？有可能有，但是极少。这种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形势，正反映了中华民族整体道德水准下滑的状态。这也是共产邪灵附体能肆虐华夏大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民众对共产邪灵附体这种倒行逆施的集体失声，也是共产邪灵附体决定在1974年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的展开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1974年 1月12日，江青、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班子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中共中央于 1月18 日将《林彪与孔孟之道》作为1974年 1号文件下发。于是，“批林批孔”作为文革浩劫中的又一场邪恶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
在所谓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折腾的最欢的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伙，他们也想借这次批林批孔运动之机，除掉党内与他们勾心斗角的异己。例如周恩来之流。但操控他们的共产邪灵附体却是一心要通过这场邪恶的运动来断绝中国人做人的基本伦理道德的根。
共产邪灵附体一向重视各种舆论工具祸害人类的邪恶作用。它们组织邪恶的写作班子，写下大量的造谣、诽谤、污蔑孔子和儒家学说的文章在各种媒体上传播，毒害民众。例如，当时出名的邪恶的写作班子，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发表的这类害人的文章就有181篇，全国各地这类的邪恶的写作班子相当的多，造下的罪业也非常的大。以文害人，以文杀人是文革浩劫中党文化所起的罪恶作用的一大暴露。
这类被共产邪灵附体用于害人，杀人的文章，确实毒害了很多人，受这类文章毒害很深的人，就会丧失作为人的最起码的道德约束，就会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去害人，杀人。
但这类被共产邪灵附体用于害人，杀人的文章，若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下，人们可以正常的去思考，去判断，其害人，杀人的效应就会小许多，若能让反驳这类文章的言论也能在同一媒体上出现时，其害人，杀人的效应就会非常之低，很快就会销声匿迹，无有市场。
共产邪灵附体知道它那一套邪理很浅陋，经不起正常的思考和推理，就用暴力制造了一个恐怖的社会环境，不同于党文化的声音根本就不让在公共媒体上出现，使用各种暴力和欺骗的手段迫使人们按照党文化的那一套邪理去思维、去讲话，对于不这样作的人，一经发现，轻则批斗、管制，重则关进监牢，酷刑折磨，直至残酷杀害。在全国营造了强迫民众接受党文化的恐怖环境，使中国民众产生了一种恐惧的心理，在这种恐惧的心理的支配下，中国民众被迫接受党文化的那一套邪理。共产邪灵附体营造的强迫民众接受党文化的恐怖环境的邪恶手段繁多，其中之一是：使用了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邪恶的洗脑术，即把暴力和邪理并用于对人洗脑，这种最邪恶的洗脑术的大规模的、长期的非法使用、，突显共产邪灵附体确实是非人族类的一种邪恶生灵。在文革浩劫中，各种名目的洗脑组织形式虽说不少，但常用的就是办洗脑学校和洗脑班，文革浩劫中出现的所谓的“五七干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共产邪灵附体用暴力和邪理对人洗脑的邪教学校和邪教班。
文革浩劫中的“五七干校”大兴于1968年，当时的所谓的国家机关在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千名知识青年（子女）。而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改造的学员有数十万人。这类干校一般选址在偏远、贫穷的农村。去干校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年龄大小，所有人都叫“五七战士”。 在“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也被强迫进干校；年纪高达七十岁的俞平白、六十多岁的冰心、陈伯翰等人和那些丧失劳动力的、体弱的、深度近视的人一起，不分年龄、性别，健康状态，统统按照军队编制，编到划定的连、排、班去，由军宣队的军人或工宣队的工人管理。
他们被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出工、收工，必须整队呼口号，唱语录歌，唱革命歌曲，要“早请示、晚汇报”，一日数次集体齐声呼叫“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跳忠字舞；甚至参加野营拉练。他们被迫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栽秧、割麦、养猪、挑粪、挑水、打井、盖房等等并非社会分工中需要他们干，或者需要他们学的活计。一天沉重劳动，精疲力尽，晚上还要参加被强制灌输共产邪理的政治学习，学习冠以“最高指示”的毛泽东的谬论，或两报一刊的社论，被强迫谈学习后的体会，改造思想的心得，狠批帝修反，狠批孔老二，揭发牛鬼蛇神的不老实表现，狠狠批斗阶级敌人，同时也糟蹋自己。在人生理承受趋于极限的情况下，还要强制地绷紧你脑中的共产邪灵布下的阶级斗争的弦，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你的威慑力。这种“阶级斗争”的实践对人的生理和精神上的摧残是很大的。在长期的非常艰苦的生活中消磨了人的苦难意识；在失去自由的生活环境下消磨了人的自由意识；在受到牲畜一样的对待时消磨了人的人格意识。如此无人性的高压迫害，使许多人因不堪重负死于非命。活着的人在这种无人性的高压迫害下，人性扭曲，许多人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很难自知自己患了这种病，在中共非法统治的大陆，患者很难痊愈。有的在“五七干校” 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某些所谓的高级知识份子，在文革浩劫后写的有关“五七干校”的回忆文章中，并没有真正揭露共产邪灵附体无人性地摧毁人们道德良知的罪恶， 反而对以后自己生活稍能恢复正常或者改善而为共产邪灵附体组织涂脂抹粉，歌功颂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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