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2-10 15:00:57作者：韩德强
2006年12月5日
（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开放与经济安全》讨论会上发言的修订稿。9月2日发言，9月27日修订完毕。）
王志乐先生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我的观点恰好相反：中国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一、改变定义能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吗？
虽然观点截然对立，但判断标准却是一样的：一国经济安全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竞争力，而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又取决于该国的企业竞争力。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判断标准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呢？
关键在于以何种标准判断企业竞争力。王先生用中国企业有多少进入世界五百强为依据来判断。1996年中国只有3家企业，而2005年则有19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而且销售利润率还高于世界五百强的平均水平。由此，王先生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增强了，中国企业群体正在崛起。
但是，王先生忘记了，中国进入五百强的都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国字号的电信、银行、石油业、电力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靠的是垄断中国的庞大市场，而不是世界性的技术、品牌、营销、管理竞争力。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大而不强，甚至是外强中干，根本不具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深究可以发现，这些企业都是在用跨国公司的电信设备、电力设备、石油开采提炼设备、银行信息系统在处理业务，其利润的相当大一部分被跨国公司赚走了。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不是增强了，这并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专家的报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沦落为跨国公司的配套厂商了，成为低附加值、低利润的血汗工厂了。好一点的，如联想、海尔、长虹、一汽等，这些似乎成长起来了的中国企业，究其实质，无外是微软、英特尔、松下、康宁、三菱、菲利浦、德国大众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拥有中国自主技术、自主品牌的企业则在跨国公司优势技术的打压下，纷纷败落，或者放弃自主技术和品牌，而改换成门，成为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绝大多数技术和产业领域，自主技术或被主动抛弃，如运十飞机；或遭被动淘汰，如机床工业；重大技术进步寥寥无几。
对于这一进程，王志乐先生也不是没有认识，但他仍然坚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办法很简单，改变中国企业的定义：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只要服从中国法律，就是中国企业。所以，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
这真是好办法！建议王先生劝告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也这样改变定义：凡是在美国经营的企业，都是美国企业，不管这家企业是日本投资还是中国投资。这样，中海油收购美国的尤尼科石油公司，联想收购IBM的计算机事业部，就不会再遭到美国国会的阻挠了，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也可以消失了。今后，国家统计局完全可以不再统计外资企业的活动了，外汇管理局也可以停止工作了，海关也可以取消了。甚至，“跨国公司”四个字都可以取消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无论设在何国，都是当地的本国公司，又何来跨国公司呢？只是这样一来，王先生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也得取消了。
改变定义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按王先生的逻辑推论下去，根本不存在日本入侵中国问题，日本人到了中国就是中国人。日本人在中国立的法就是中国法律。服从了，大东亚共荣圈就建立了，东亚全球化时代就到来了。
二、血汗工厂是中国的成功之路吗？
王先生未必真不懂：西方投资流向全球，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跨国公司实现了对世界各国经济的控制，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最大利润的梦想，损害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主成长、发展的前景，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陷入到“探底竞争”中，使十九世纪的血汗工厂日益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现实。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站到跨国公司的立场上说话呢？
对此，他有一种解释：“我们过去是在全球产业链之外，现在能进入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和中端，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嫉妒，说中国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本该投向他们的外资都给吸走了。他们想进入全球产业链低端都进不了。”
显然，王先生认为，能给跨国公司打工，能找到血汗工厂的道路，这是中国的荣幸。中国把别的国家的打工机会抢走了，这是中国的成功。但是，究竟有多少人同意这种看法呢？要得出王先生那样的结论，必须丧失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自信，必须全盘否定新中国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甚至必须全盘否定从林则徐、康有为到孙中山的爱国志士的努力，必须将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变成“历史倒车纪念碑”。只有这样，才有理解他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的说法。
三、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崩溃问题
撇开这些人不论，对于关心中国经济安全的中国人来说，谈一谈中国经济安全还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什么是安全？或者，什么是不安全？一个人不安全，或者是内忧，某种严重的疾病正在发展；或者是外患，环境险恶，资源匮乏，亦可能有人要加害。内忧外患都可以致人于死地。同样，经济不安全，应该也是经济体系的内忧外患。
粗粗一列，中国经济的内忧有：两极分化，内需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银行巨额呆坏帐，对外依存度过高，外资控制了绝大部分技术和大部分产业，产业结构停留在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布局过度向沿海地区集中，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中国经济的外患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上升，主要矿产资源依赖进口，外国资源方操纵资源价格，资源运输通道控制在它国手中，美国经济双赤字不断增长，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安。这些因素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其中单项因素爆发就可以引起经济运行的不安；多项不安全因素同时爆发，相互激荡，足以使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陷入动荡甚至崩溃。
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呢？难道目前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吗？
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安全到了最危险时期，这两者完全可以同时成立。正如一辆快散架的、刹车失灵的破车遇到下坡地形高速下冲时，谁会觉得安全呢？中国经济是不是快散架的？城乡差距、沿海和内地差距、贫富差距，都在不断拉大。外资企业不断扩张、内资企业日益萎缩、日益成为外资企业的附属物，资源和利润流向国外。失业率居高不下，与经济增长极不相称。大学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和社会需要严重脱节，数量过剩而质量不足。财政、金融体系腐败大案、要案、窝案频繁爆发，经济血液循环系统失血过多，流动不畅。这些是不是中国经济大车快散架的迹象？中国经济是不是刹车系统失灵？以前有人称，中国经济就像是一辆自行车，只能蹬，不能停。此说后来成了政府经济决策的基本依据。果如此说，则刹车系统失灵无疑。事实上，中央对房地产泡沫屡次进行宏观调控，但每次都被地方政府和各种大利益集团化解，中央对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屡次进行调控，也是成绩不佳，产能严重过剩已成定局。这不是刹车系统失灵吗？那为什么中国经济还会高速增长呢？这是因为遇到了下坡地形。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过剩，而中国的劳动力不但过剩，且价格低廉，缺乏罢工权等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又加上中国社会强控制下的稳定，这就是中国经济遇到了世界性的下坡地形。下坡地形的尽头，是全世界制造业的岗位都转移到中国。然而，这显然会造成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激化，从而抵制中国产品，使中国冲下坡的高速经济列车撞到内需不振、外需萎缩的巨大冰山。在我看来，内忧外患相互增强，造成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大震荡的危险已经近在眼前。对于一些短视的人来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现在没出大问题，经济就是安全的。但这样的人其实只是用一己、一时之限推论国家经济整体的安全，实在是“夏虫不可以语冰”！
四、做心脏和大脑产业还是做四肢产业？
与经济系统性崩溃的安全问题相比，其实就凯雷收购徐工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还是第二位的。这个第二位的问题恰恰又是更长远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徐工问题又可以化为：什么算国家经济的死亡？哪一部分死了就是国家经济死了？全球化的主导者，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发达国家希望，他们来做全球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的四肢。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死亡了，但却出现了一大批四肢型的产业，为跨国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加工基地，出现了一大批高价推销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那么中国经济是不是死亡了？抑或中国经济从此变得安全了？
什么是一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产业？从实体产业的角度看，心脏产业是机械产业，是为各产业提供装备的产业，而机床工业则是心脏中的心脏产业。大脑产业是信息产业。国产的彩电、冰箱、洗衣机、计算机、汽车、摩托车，其发动机是进口的，其集成电路还是进口的。这种缺心又缺脑的国货究竟是不是国货，实在值得怀疑。外国企业从中赚走了高额的技术专利费、品牌费、管理费，留给中国的只有低微的利润、税收和工资。中国的石化、钢铁、船舶、建材、电信、电力、航空等产业，几乎全套生产和运营设备都是引进的，零备件都是进口的。巨额利润流出本国不说，一旦发生战争，外国停止供应零备件，这些产业都可能停止运行，造成中国经济瘫痪、交通停顿，社会动荡。这样，中国经济的命脉就不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而是外国人手中。
有人可能会反问，如果中国要控制头脑和心脏产业，那会不会与跨国公司发生竞争，会不会与发达国家发生冲突，会不会回到被外国从外部封关锁国的道路上？这个可能并不是没有，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前三十年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尽管被否定了，但如果没有这条道路所积累的研发队伍和生产技术能力，中国甚至可能都缺乏吸引外资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实践，中国已经有可能选择性地发展一部分头脑产业和心脏产业，已经有可能选择性地与美国、欧洲或日本合作，已经有可能交替运用关税、配额、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市场准入、税收和外汇等政策工具，在未来二三十年或三五十年中，逐渐形成自主的技术和产业体系。中国至少拥有部分头脑和心脏产业，对世界开放相应的四肢产业，同时，中国也允许部分心脏和四肢产业掌握在他国手中。只有这样的对等开放，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安全有根本保证。美国再开放，绝不会出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不会出售波音公司。中国再保守，也绝不会赁惜玩具产业、手表产业。
从实体产业加虚拟产业的经济整体看，心脏产业是金融业，而头脑产业则是设计业、媒体业、律师业、会计业、教育业、咨询业、投资业等。长期以来人们更看重厂房、设备、地皮等实物，而忽视设计、广告、管理、投机等业务的重要性。其实，后者调整的是人们的思维模式，寻找的是市场和技术机遇，其利润远比实体产生更丰厚，甚至可以说，实体产业的利润大部分都被这些虚拟的心脏和头脑产业拿走了。当境外风险投资公司到中国市场上寻找投资对象时，当麦肯锡公司给中国企业做咨询时，当中国的媒体业跟着华尔街的调子起舞时，当中国的律师业、会计业接受美国模式时，当中国的优秀人才纷纷到美国大学留学时，当中国的银行接受外资银行的战略投资时，实体产业的利润就以各种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流出了国门。
五、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谁？
更深层的问题是主体问题。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谁？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十三亿中国人民的话，这个经济安全就非常严重。无论是系统性崩溃，还是做了四肢产业，对于工作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王志乐先生，或者工作在高盛公司的胡祖六先生来说，他们都是安全的。如果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跨国公司的中国部分，以及与跨国公司有关的官僚和买办群体，那么，我可以同意说，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安全的。但是，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可能被西方接纳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系统性崩溃带来的痛苦将是真实而持久的，在四肢型产业中从事低附加值、低工资、低利润、高污染、高资源消耗型工作的痛苦也是真实而持久的。因此，中国经济安全问题就是事关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今天这个会是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叫开放与经济安全。可是如果严格按照我们主流经济学的说法，是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的。为什么？当每一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当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全世界经济都最大化了，还有经济安全问题吗？经济安全问题提出来，实际上说明在全球市场经济过程中，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强者、成了胜者，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弱者、成了败者。这是问题的关键。胜者控制着大脑和心脏产业，败者只好做四肢产业。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要接受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败者地位呢？透过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就是中国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是中国加入了国际分工体系，融入了世界经济主流，使世界利益最大化了。透过非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意味着中国的开放政策在很长时间内走了极端，损害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更进一步，中国成为世界打工厂，既抢走了发达国家蓝领和白领的工作机会，也抢走了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作机会。这个过程的唯一受益者就是发达国家的大资本。
恐怕，正因为主流经济学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中国经济安全问题，所以今天这个会议，主流经济学家绝大部分没有到场。看来，他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小心被“锁定”了
卢周来
制度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英文叫“LOCK ＩＮ”，有人将其翻译成“套牢”，也有人将其翻译成“锁定”，我自己认为翻译成“锁定”是罕有的贴切。
什么叫“锁定”？在经济学中，是指因为初始条件以及某些偶然的因素，使制度变迁走上了恶性循环的转道，最后被定格在低效率状态。这其中，有自我锁定的，也有被动锁定的。比如，人们常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越穷又越生……”，就是一种自我锁定，一旦一个国家陷入了这样的人口与发展的恶性循环圈，要摆脱起来就很艰难。但“自我锁定”要想解套，毕竟还可以依靠自我努力。比如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尽管也受到某些势力的批评，尽管也需要不断完善，但国际间公认的看法是，这种努力打破了人口与发展的恶性循环。但一旦某个国家被“被动锁定”了，要想解套却不容易，所以我这里想着重讲一讲“被动锁定”。
先且撇开国家不谈，从小事谈起。我一位熟人最近经历了一次非法集资后的痛苦。说起这段经历，他仍然唏嘘不已。他说他不是一个会轻易上当的人，但这次却主动上当了，因为对方并没有鼓动他将钱交出来。先是他的一位邻居在闲谈中说，最近因为购买了某家企业的所谓“内部债券”而发了一笔大财。盈利率在百分之二十，而且返回期仅半年。于是他也动心了，让这位邻居从中牵线，也购买一些。出于谨慎，他先是购买了五千元进行试探，半年后，他如期从对方那里拿回了七千五百元。于是，他再购买了两万元，又半年，他如期拿回了三万元。尝到甜头的他索性将准备用来买房子的二十万一股脑投入到了购买“内部债券”。但这次他却没有料到：半年后他被告知，他已经是“企业”的股东，投入的钱仅能收回红利，如果想收回本金，除非自己进行“内部转让”：自己再去找能总共出资二十万的下线。为了收回本金，我这位朋友只能按“企业”的旨意努力寻找他的“下线”，后来，他发现情况有些不妙，找有关部门了解情况。这桩长期非法集资案露出水面，而我那位朋友不仅血本无归，而且还受到了处罚。
从经济学上讲，我这位朋友后来就是被“锁定”了。用非经济学术语描述“被动锁定”的过程就是，对方先故意给你卖一个小破绽，让你尝到小甜头，其实同时也是设置了一个陷阱，等着你往下跳。一旦你跳下去了，一步陷阱，步步陷阱，最后使你欲罢不能，只能任由对方摆布。
个人如果被“被动锁定”，损失的是单个人的利益。而某个国家某个产业一旦被“被动锁定”，损害的则是整个与此产业相关的百姓的利益。而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美国某家著名的跨国转基因作物研究与生产企业，为了在全球推广其转基因作物，刚开始的时候，它经常打着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或者建设生态农业的旗号，免费给这些国家的农民或者大农场提供转基因大豆种子，并且提供免费技术指导。这些转基因大豆果然以其出油率以及产量远高于普通大豆，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于是接受这种转基因大豆的农民越来越多，土地面积越来越大。但农民却不知道，他们的土地连续几年种上了这种转基因大豆后，由于这种转基因大豆具有抗早熟性与抗杂草性等特性而影响了土壤的性质，使耕地无法再回种原来的建立在有机种植基础之上的传统大豆。这时，跨国公司赞助的面目撕下了：因为农民现在只能在土地上种植由他们提供的转基因大豆，而这种大豆的种子事先被该公司使用所谓“终结者科技”（Terminator Technology）而无法繁衍下一代，因而，当初接受了该公司转基因大豆的农民只能依赖由公司提供的后继的种子服务及技术服务。这时，该公司便开始将转基因大豆种子及技术服务的价格提得很高，将可怜的农民剥削得几乎一无所有。正因此，当美国以解决饥荒为由卖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转基因产品时，2001年年底，24个非洲国家却向联合国发表之共同声明中指出，“强大的跨国公司，时常利用这些国家贫穷和饥荒的印象，向其推销既不安全又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基因科技，这不仅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食粮，相反的，基因工程只会加速全球性饥荒，农民被迫透过必须向类似Monsanto的生技公司购买种子恶性循环的方式来依赖跨国企业生存。这会破坏当地农民一千多年来的农业系统，并损害其自给自足的粮食供应体系 。”这就是一国产业被“被动锁定”的一个突出例子。
还在整个国家与地区都被“被动锁定”的，这些国家与地区因为受发达国家的蛊惑及小惠而一步步走上依附型发展道路，最后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各种严重问题。拉美国家的历史就是明证。拉美国家由于过分推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自由市场化与私有化药方，使巴西、墨西哥等国经济都呈畸形发展，外债包袱严重，金融与经济危机反复发作。而一旦危机发作，只能更深的依赖于美国及其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每一次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本组织在提出援助时，都附加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很难以贸然答应的条件，但拉美这些国家却只能答应，结果，使国家又进一步走向深渊。最后，只剩下一个庞大的与美国以及国际资本穿同一条裤裆的上层，因为充当国际资本的代理而富裕，广大人民则苦不堪言。据法国学者杜蒙（Rene Dumont）与莫坦（Marie Frane Mottin）著作中的统计资料，八十年代初，巴西3万多富豪的收入几乎等于1000万最贫穷的人的收入，巴西的贫富差距是法国的21倍，在巴西全国的 1.6亿人口中，没有固定收入的“社会边缘人”竟高达50%；美国著名的发展社会学家柏格尔发表评论说：“巴西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国度，……巴西8500 万穷人在巴西‘现代化’过程中所陷进惨境的人类代价，真可谓对‘无辜者的大屠杀’，以百万计的巴西人民因贫穷而过早死亡。”这就是整个国家被“被动锁定” 后所付出的代价！
由“被动锁定”，我就想到近年来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即中国继续改革的动力应该来自于哪里。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步入攻坚阶段后，一方面，增量改革的获益者力量还不够大，他们想推动改革也力不从心，况且政府与民众对“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心存戒备”；另一方面存量改革中利益受损者，即普通民众有相对剥夺感，又因为“短视”，“看不得市场经济总会给他们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也不愿意改革。而此时的政府，一方面囿于意识形态不敢彻底市场化与私有化，另一方本身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也在不断下降，也没有能力继续推进改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经济学家们将中国改革的希望寄托到了国外，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推动内部改革。尤其是加入ＷＴＯ后，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是推动中国下一轮改革的最大动力，所以，他们将加入ＷＴＯ与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事件并列，预测中国即将掀起第三次改革浪潮。而我却十分怀疑，外部力量即便是热心于推动中国的改革，甚至使中国某部分阶层从某些由外部力量推动的改革中得到些实惠，但也可能是使中国走上“被动锁定”的不归路的前奏。
因此，在经济世界中，的确有必要对来自于外部的各种“好处”存疑：对方是不是在设套，将我“锁定”在由他控制的状态。作为个人，不要贪小便宜；而作为国家，不要对国际关系抱幻想。这样的“存疑”也符合经济学精神。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其实就是说人是自私的。尤其是商人与资本家。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祖宗亚当?斯密就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商人们从来不会为着娱乐的目的坐到一起；而只要是坐到了一起，一定是讨论如何合伙赚别人的钱；弗里德曼则说，我之所以得诺奖，其实就在于我证明了一条公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话既适应于人与人之间，更适合于目前还基本盛行丛林法则的国与国之间了。所以，我们无法期待人家资本主义的西方，会有什么“国际共产主义”的精神，无私在帮助中国进行改革并走向富强
（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开放与经济安全》讨论会上发言的修订稿。9月2日发言，9月27日修订完毕。）
王志乐先生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我的观点恰好相反：中国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一、改变定义能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吗？
虽然观点截然对立，但判断标准却是一样的：一国经济安全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竞争力，而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又取决于该国的企业竞争力。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判断标准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呢？
关键在于以何种标准判断企业竞争力。王先生用中国企业有多少进入世界五百强为依据来判断。1996年中国只有3家企业，而2005年则有19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而且销售利润率还高于世界五百强的平均水平。由此，王先生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增强了，中国企业群体正在崛起。
但是，王先生忘记了，中国进入五百强的都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国字号的电信、银行、石油业、电力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靠的是垄断中国的庞大市场，而不是世界性的技术、品牌、营销、管理竞争力。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大而不强，甚至是外强中干，根本不具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深究可以发现，这些企业都是在用跨国公司的电信设备、电力设备、石油开采提炼设备、银行信息系统在处理业务，其利润的相当大一部分被跨国公司赚走了。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不是增强了，这并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专家的报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沦落为跨国公司的配套厂商了，成为低附加值、低利润的血汗工厂了。好一点的，如联想、海尔、长虹、一汽等，这些似乎成长起来了的中国企业，究其实质，无外是微软、英特尔、松下、康宁、三菱、菲利浦、德国大众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拥有中国自主技术、自主品牌的企业则在跨国公司优势技术的打压下，纷纷败落，或者放弃自主技术和品牌，而改换成门，成为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绝大多数技术和产业领域，自主技术或被主动抛弃，如运十飞机；或遭被动淘汰，如机床工业；重大技术进步寥寥无几。
对于这一进程，王志乐先生也不是没有认识，但他仍然坚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办法很简单，改变中国企业的定义：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只要服从中国法律，就是中国企业。所以，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
这真是好办法！建议王先生劝告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也这样改变定义：凡是在美国经营的企业，都是美国企业，不管这家企业是日本投资还是中国投资。这样，中海油收购美国的尤尼科石油公司，联想收购IBM的计算机事业部，就不会再遭到美国国会的阻挠了，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也可以消失了。今后，国家统计局完全可以不再统计外资企业的活动了，外汇管理局也可以停止工作了，海关也可以取消了。甚至，“跨国公司”四个字都可以取消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无论设在何国，都是当地的本国公司，又何来跨国公司呢？只是这样一来，王先生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也得取消了。
改变定义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按王先生的逻辑推论下去，根本不存在日本入侵中国问题，日本人到了中国就是中国人。日本人在中国立的法就是中国法律。服从了，大东亚共荣圈就建立了，东亚全球化时代就到来了。
二、血汗工厂是中国的成功之路吗？
王先生未必真不懂：西方投资流向全球，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跨国公司实现了对世界各国经济的控制，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最大利润的梦想，损害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主成长、发展的前景，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陷入到“探底竞争”中，使十九世纪的血汗工厂日益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现实。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站到跨国公司的立场上说话呢？
对此，他有一种解释：“我们过去是在全球产业链之外，现在能进入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和中端，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嫉妒，说中国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本该投向他们的外资都给吸走了。他们想进入全球产业链低端都进不了。”
显然，王先生认为，能给跨国公司打工，能找到血汗工厂的道路，这是中国的荣幸。中国把别的国家的打工机会抢走了，这是中国的成功。但是，究竟有多少人同意这种看法呢？要得出王先生那样的结论，必须丧失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自信，必须全盘否定新中国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甚至必须全盘否定从林则徐、康有为到孙中山的爱国志士的努力，必须将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变成“历史倒车纪念碑”。只有这样，才有理解他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的说法。
三、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崩溃问题
撇开这些人不论，对于关心中国经济安全的中国人来说，谈一谈中国经济安全还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什么是安全？或者，什么是不安全？一个人不安全，或者是内忧，某种严重的疾病正在发展；或者是外患，环境险恶，资源匮乏，亦可能有人要加害。内忧外患都可以致人于死地。同样，经济不安全，应该也是经济体系的内忧外患。
粗粗一列，中国经济的内忧有：两极分化，内需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银行巨额呆坏帐，对外依存度过高，外资控制了绝大部分技术和大部分产业，产业结构停留在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布局过度向沿海地区集中，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中国经济的外患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上升，主要矿产资源依赖进口，外国资源方操纵资源价格，资源运输通道控制在它国手中，美国经济双赤字不断增长，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安。这些因素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其中单项因素爆发就可以引起经济运行的不安；多项不安全因素同时爆发，相互激荡，足以使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陷入动荡甚至崩溃。
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呢？难道目前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吗？
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安全到了最危险时期，这两者完全可以同时成立。正如一辆快散架的、刹车失灵的破车遇到下坡地形高速下冲时，谁会觉得安全呢？中国经济是不是快散架的？城乡差距、沿海和内地差距、贫富差距，都在不断拉大。外资企业不断扩张、内资企业日益萎缩、日益成为外资企业的附属物，资源和利润流向国外。失业率居高不下，与经济增长极不相称。大学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和社会需要严重脱节，数量过剩而质量不足。财政、金融体系腐败大案、要案、窝案频繁爆发，经济血液循环系统失血过多，流动不畅。这些是不是中国经济大车快散架的迹象？中国经济是不是刹车系统失灵？以前有人称，中国经济就像是一辆自行车，只能蹬，不能停。此说后来成了政府经济决策的基本依据。果如此说，则刹车系统失灵无疑。事实上，中央对房地产泡沫屡次进行宏观调控，但每次都被地方政府和各种大利益集团化解，中央对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屡次进行调控，也是成绩不佳，产能严重过剩已成定局。这不是刹车系统失灵吗？那为什么中国经济还会高速增长呢？这是因为遇到了下坡地形。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过剩，而中国的劳动力不但过剩，且价格低廉，缺乏罢工权等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又加上中国社会强控制下的稳定，这就是中国经济遇到了世界性的下坡地形。下坡地形的尽头，是全世界制造业的岗位都转移到中国。然而，这显然会造成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激化，从而抵制中国产品，使中国冲下坡的高速经济列车撞到内需不振、外需萎缩的巨大冰山。在我看来，内忧外患相互增强，造成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大震荡的危险已经近在眼前。对于一些短视的人来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现在没出大问题，经济就是安全的。但这样的人其实只是用一己、一时之限推论国家经济整体的安全，实在是“夏虫不可以语冰”！
四、做心脏和大脑产业还是做四肢产业？
与经济系统性崩溃的安全问题相比，其实就凯雷收购徐工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还是第二位的。这个第二位的问题恰恰又是更长远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徐工问题又可以化为：什么算国家经济的死亡？哪一部分死了就是国家经济死了？全球化的主导者，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发达国家希望，他们来做全球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的四肢。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死亡了，但却出现了一大批四肢型的产业，为跨国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加工基地，出现了一大批高价推销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那么中国经济是不是死亡了？抑或中国经济从此变得安全了？
什么是一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产业？从实体产业的角度看，心脏产业是机械产业，是为各产业提供装备的产业，而机床工业则是心脏中的心脏产业。大脑产业是信息产业。国产的彩电、冰箱、洗衣机、计算机、汽车、摩托车，其发动机是进口的，其集成电路还是进口的。这种缺心又缺脑的国货究竟是不是国货，实在值得怀疑。外国企业从中赚走了高额的技术专利费、品牌费、管理费，留给中国的只有低微的利润、税收和工资。中国的石化、钢铁、船舶、建材、电信、电力、航空等产业，几乎全套生产和运营设备都是引进的，零备件都是进口的。巨额利润流出本国不说，一旦发生战争，外国停止供应零备件，这些产业都可能停止运行，造成中国经济瘫痪、交通停顿，社会动荡。这样，中国经济的命脉就不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而是外国人手中。
有人可能会反问，如果中国要控制头脑和心脏产业，那会不会与跨国公司发生竞争，会不会与发达国家发生冲突，会不会回到被外国从外部封关锁国的道路上？这个可能并不是没有，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前三十年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尽管被否定了，但如果没有这条道路所积累的研发队伍和生产技术能力，中国甚至可能都缺乏吸引外资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实践，中国已经有可能选择性地发展一部分头脑产业和心脏产业，已经有可能选择性地与美国、欧洲或日本合作，已经有可能交替运用关税、配额、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市场准入、税收和外汇等政策工具，在未来二三十年或三五十年中，逐渐形成自主的技术和产业体系。中国至少拥有部分头脑和心脏产业，对世界开放相应的四肢产业，同时，中国也允许部分心脏和四肢产业掌握在他国手中。只有这样的对等开放，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安全有根本保证。美国再开放，绝不会出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不会出售波音公司。中国再保守，也绝不会赁惜玩具产业、手表产业。
从实体产业加虚拟产业的经济整体看，心脏产业是金融业，而头脑产业则是设计业、媒体业、律师业、会计业、教育业、咨询业、投资业等。长期以来人们更看重厂房、设备、地皮等实物，而忽视设计、广告、管理、投机等业务的重要性。其实，后者调整的是人们的思维模式，寻找的是市场和技术机遇，其利润远比实体产生更丰厚，甚至可以说，实体产业的利润大部分都被这些虚拟的心脏和头脑产业拿走了。当境外风险投资公司到中国市场上寻找投资对象时，当麦肯锡公司给中国企业做咨询时，当中国的媒体业跟着华尔街的调子起舞时，当中国的律师业、会计业接受美国模式时，当中国的优秀人才纷纷到美国大学留学时，当中国的银行接受外资银行的战略投资时，实体产业的利润就以各种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流出了国门。
五、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谁？
更深层的问题是主体问题。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谁？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十三亿中国人民的话，这个经济安全就非常严重。无论是系统性崩溃，还是做了四肢产业，对于工作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王志乐先生，或者工作在高盛公司的胡祖六先生来说，他们都是安全的。如果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跨国公司的中国部分，以及与跨国公司有关的官僚和买办群体，那么，我可以同意说，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安全的。但是，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可能被西方接纳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系统性崩溃带来的痛苦将是真实而持久的，在四肢型产业中从事低附加值、低工资、低利润、高污染、高资源消耗型工作的痛苦也是真实而持久的。因此，中国经济安全问题就是事关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今天这个会是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叫开放与经济安全。可是如果严格按照我们主流经济学的说法，是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的。为什么？当每一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当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全世界经济都最大化了，还有经济安全问题吗？经济安全问题提出来，实际上说明在全球市场经济过程中，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强者、成了胜者，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弱者、成了败者。这是问题的关键。胜者控制着大脑和心脏产业，败者只好做四肢产业。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要接受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败者地位呢？透过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就是中国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是中国加入了国际分工体系，融入了世界经济主流，使世界利益最大化了。透过非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意味着中国的开放政策在很长时间内走了极端，损害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更进一步，中国成为世界打工厂，既抢走了发达国家蓝领和白领的工作机会，也抢走了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作机会。这个过程的唯一受益者就是发达国家的大资本。
恐怕，正因为主流经济学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中国经济安全问题，所以今天这个会议，主流经济学家绝大部分没有到场。看来，他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小心被“锁定”了
卢周来
制度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英文叫“LOCK ＩＮ”，有人将其翻译成“套牢”，也有人将其翻译成“锁定”，我自己认为翻译成“锁定”是罕有的贴切。
什么叫“锁定”？在经济学中，是指因为初始条件以及某些偶然的因素，使制度变迁走上了恶性循环的转道，最后被定格在低效率状态。这其中，有自我锁定的，也有被动锁定的。比如，人们常说“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越穷又越生……”，就是一种自我锁定，一旦一个国家陷入了这样的人口与发展的恶性循环圈，要摆脱起来就很艰难。但“自我锁定”要想解套，毕竟还可以依靠自我努力。比如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尽管也受到某些势力的批评，尽管也需要不断完善，但国际间公认的看法是，这种努力打破了人口与发展的恶性循环。但一旦某个国家被“被动锁定”了，要想解套却不容易，所以我这里想着重讲一讲“被动锁定”。
先且撇开国家不谈，从小事谈起。我一位熟人最近经历了一次非法集资后的痛苦。说起这段经历，他仍然唏嘘不已。他说他不是一个会轻易上当的人，但这次却主动上当了，因为对方并没有鼓动他将钱交出来。先是他的一位邻居在闲谈中说，最近因为购买了某家企业的所谓“内部债券”而发了一笔大财。盈利率在百分之二十，而且返回期仅半年。于是他也动心了，让这位邻居从中牵线，也购买一些。出于谨慎，他先是购买了五千元进行试探，半年后，他如期从对方那里拿回了七千五百元。于是，他再购买了两万元，又半年，他如期拿回了三万元。尝到甜头的他索性将准备用来买房子的二十万一股脑投入到了购买“内部债券”。但这次他却没有料到：半年后他被告知，他已经是“企业”的股东，投入的钱仅能收回红利，如果想收回本金，除非自己进行“内部转让”：自己再去找能总共出资二十万的下线。为了收回本金，我这位朋友只能按“企业”的旨意努力寻找他的“下线”，后来，他发现情况有些不妙，找有关部门了解情况。这桩长期非法集资案露出水面，而我那位朋友不仅血本无归，而且还受到了处罚。
从经济学上讲，我这位朋友后来就是被“锁定”了。用非经济学术语描述“被动锁定”的过程就是，对方先故意给你卖一个小破绽，让你尝到小甜头，其实同时也是设置了一个陷阱，等着你往下跳。一旦你跳下去了，一步陷阱，步步陷阱，最后使你欲罢不能，只能任由对方摆布。
个人如果被“被动锁定”，损失的是单个人的利益。而某个国家某个产业一旦被“被动锁定”，损害的则是整个与此产业相关的百姓的利益。而这样的例子也屡见不鲜。美国某家著名的跨国转基因作物研究与生产企业，为了在全球推广其转基因作物，刚开始的时候，它经常打着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或者建设生态农业的旗号，免费给这些国家的农民或者大农场提供转基因大豆种子，并且提供免费技术指导。这些转基因大豆果然以其出油率以及产量远高于普通大豆，受到当地农民的欢迎，于是接受这种转基因大豆的农民越来越多，土地面积越来越大。但农民却不知道，他们的土地连续几年种上了这种转基因大豆后，由于这种转基因大豆具有抗早熟性与抗杂草性等特性而影响了土壤的性质，使耕地无法再回种原来的建立在有机种植基础之上的传统大豆。这时，跨国公司赞助的面目撕下了：因为农民现在只能在土地上种植由他们提供的转基因大豆，而这种大豆的种子事先被该公司使用所谓“终结者科技”（Terminator Technology）而无法繁衍下一代，因而，当初接受了该公司转基因大豆的农民只能依赖由公司提供的后继的种子服务及技术服务。这时，该公司便开始将转基因大豆种子及技术服务的价格提得很高，将可怜的农民剥削得几乎一无所有。正因此，当美国以解决饥荒为由卖力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转基因产品时，2001年年底，24个非洲国家却向联合国发表之共同声明中指出，“强大的跨国公司，时常利用这些国家贫穷和饥荒的印象，向其推销既不安全又不符合经济效益的基因科技，这不仅不能为其提供足够的食粮，相反的，基因工程只会加速全球性饥荒，农民被迫透过必须向类似Monsanto的生技公司购买种子恶性循环的方式来依赖跨国企业生存。这会破坏当地农民一千多年来的农业系统，并损害其自给自足的粮食供应体系 。”这就是一国产业被“被动锁定”的一个突出例子。
还在整个国家与地区都被“被动锁定”的，这些国家与地区因为受发达国家的蛊惑及小惠而一步步走上依附型发展道路，最后造成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各种严重问题。拉美国家的历史就是明证。拉美国家由于过分推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荐的自由市场化与私有化药方，使巴西、墨西哥等国经济都呈畸形发展，外债包袱严重，金融与经济危机反复发作。而一旦危机发作，只能更深的依赖于美国及其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每一次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本组织在提出援助时，都附加上任何一个政府都很难以贸然答应的条件，但拉美这些国家却只能答应，结果，使国家又进一步走向深渊。最后，只剩下一个庞大的与美国以及国际资本穿同一条裤裆的上层，因为充当国际资本的代理而富裕，广大人民则苦不堪言。据法国学者杜蒙（Rene Dumont）与莫坦（Marie Frane Mottin）著作中的统计资料，八十年代初，巴西3万多富豪的收入几乎等于1000万最贫穷的人的收入，巴西的贫富差距是法国的21倍，在巴西全国的 1.6亿人口中，没有固定收入的“社会边缘人”竟高达50%；美国著名的发展社会学家柏格尔发表评论说：“巴西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国度，……巴西8500 万穷人在巴西‘现代化’过程中所陷进惨境的人类代价，真可谓对‘无辜者的大屠杀’，以百万计的巴西人民因贫穷而过早死亡。”这就是整个国家被“被动锁定” 后所付出的代价！
由“被动锁定”，我就想到近年来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即中国继续改革的动力应该来自于哪里。不少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改革步入攻坚阶段后，一方面，增量改革的获益者力量还不够大，他们想推动改革也力不从心，况且政府与民众对“先富起来的这部分人心存戒备”；另一方面存量改革中利益受损者，即普通民众有相对剥夺感，又因为“短视”，“看不得市场经济总会给他们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也不愿意改革。而此时的政府，一方面囿于意识形态不敢彻底市场化与私有化，另一方本身的影响力与号召力也在不断下降，也没有能力继续推进改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经济学家们将中国改革的希望寄托到了国外，希望通过外部力量推动内部改革。尤其是加入ＷＴＯ后，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是推动中国下一轮改革的最大动力，所以，他们将加入ＷＴＯ与邓小平南方谈话这一事件并列，预测中国即将掀起第三次改革浪潮。而我却十分怀疑，外部力量即便是热心于推动中国的改革，甚至使中国某部分阶层从某些由外部力量推动的改革中得到些实惠，但也可能是使中国走上“被动锁定”的不归路的前奏。
因此，在经济世界中，的确有必要对来自于外部的各种“好处”存疑：对方是不是在设套，将我“锁定”在由他控制的状态。作为个人，不要贪小便宜；而作为国家，不要对国际关系抱幻想。这样的“存疑”也符合经济学精神。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假设，这个假设其实就是说人是自私的。尤其是商人与资本家。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祖宗亚当?斯密就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商人们从来不会为着娱乐的目的坐到一起；而只要是坐到了一起，一定是讨论如何合伙赚别人的钱；弗里德曼则说，我之所以得诺奖，其实就在于我证明了一条公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些话既适应于人与人之间，更适合于目前还基本盛行丛林法则的国与国之间了。所以，我们无法期待人家资本主义的西方，会有什么“国际共产主义”的精神，无私在帮助中国进行改革并走向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