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6-12-10 01:27:48作者：
近来，国内的一些主流媒体在对粤、沪、苏、浙等发达地区进行社会矛盾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的社会矛盾呈现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特殊现象：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以怀疑一切政策举措。以凡事皆不值得信任为主要特征的“无直接利益冲突”，说明执政的民意基础在流失。这些非理性、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发人深省。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及时加以关注和解决，“无直接利益冲突”将泛化，并最终危害执政基础。
“无直接利益冲突”频发
当前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但在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如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都发生过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而参与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
不满情绪也在一些“精英阶层”蔓延。一些社会公认的强势群体竟然也自称是“弱势群体”，包括企业主、机关里的处科级干部、企业里的工程师、学校校长等等。
“冲突”源自利益本身
其实，“无直接利益冲突”并不代表没有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对个体而言，并不是集团对集团。举个例子，张三是一卖菜的小贩，李四是一城管人员，他们两者在街头发生了一起纠纷。一般来说，围观的群众作为一个个个体，与小贩、城管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就一个阶层来说，就不一定了。比如，围观者当中，可能会有不少与张三一样从事小本经营的人，说不定其中有人已经有过类似经历，或者，还有曾经忍受过“大盖帽”的欺负的，有觉得自己被强势阶层相对剥夺的等等。这些力量汇聚在一起，就是一个阶层，一个利益群体。
“无直接利益冲突”远不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表达、发泄，而是一种“集团对集团”冲突，是阶层的形成和分化。在两个权利个体之间的对抗中，围观者会自动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利益进行分化、站队。
近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对腐败的同仇敌忾，对掌权者道德人格的怀疑，加之基层政府在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问题上的“漠然心态”、“看热闹心态”、“鸵鸟心态”、“刁官心态”，使干部责任心流失。如果将其具体到社会事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郎顾之争”。在“郎顾”两者的争论中，作为围观者，公众与郎、顾二者也没有直接利益冲突，但是，在对社会问题的探讨中，公众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有挺郎的，也有为顾叫屈的，社会阶层的分野在这一事件中一目了然，谁敢说公众参与“郎顾之争”只是为了发泄一下情绪？
弱势群体也需利益表达
透过现象看本质。除一部分看热闹起哄心理外，相当程度上，这种“无直接利益冲突”实际源自一种受迫害思维：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被迫害者，于是借机宣泄。因而从根本上说，“无直接利益冲突”源于终极意义上的“利益冲突”。只不过，这种利益冲突不是以“积极维权”的姿态直接从正面发力，而是以“消极维权”的隐蔽姿态从侧面出击。所以，“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只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假象，本质上还是要通过不停地“借机宣泄”来追求一种利益。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公众情绪的发泄之所以出现偏颇，并非公众之错，而是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堵塞使然。“借机发泄”是受害者没有高效、安全发泄突破口的自然替代。在现实中，当受害人希望通过基层调解、行政诉讼、法律仲裁、逐级上访等合法方式找回公道时，往往信心不足或成本过高。更由于在举报、状告有权势的人物时，往往伴随着可能被疯狂报复的巨大风险，于是借助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人或事件进行 “借机发泄”就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围观、起哄甚至挑衅可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正因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通畅，话语权较小，才会转而通过“无直接利益冲突”来发泄不满。
值得警惕的泛化趋势
有资料表明，近年来民事案件剧增，其中大量案件的诉讼主张非常琐细，实质上根本用不着打官司。同时，民事案件调解率从1998年起逐年下降，特别是劳动争议调解率非常低，表明人与人之间、劳资之间宽容度下降，当事人对立情绪比过去强烈。在一些社会专项调查中，群众认为官员贪污受贿10万元就应该枪毙，这与现行法律和现实判决距离巨大。
调整利益分配是治本之策
从本质上来说，凡是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地方，都意味着当地的官民关系，或者说地方政府和底层民众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质变——他们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现在我们只能在“红色经典”中所看到的那种“鱼水关系”了，也不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甚至也不是机械冰冷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不失时机地显露出一种对立关系。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大量出现，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了官民关系随时有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可能性。要扭转这一趋势，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同时辅之以反腐倡廉和信息公开。
“无直接利益冲突”频发
当前社会冲突集中表现为利益冲突。但在一些地区的社会矛盾事件中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苗头，不少参与群体事件的群众，本身并没有直接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借机宣泄。如江苏省金坛市曾经发生因集资案纠纷引起冲突，事后调查发现，80%参与围堵的群众没有任何集资款，他们大都是借题发挥。类似的情况，在各地时有发生，如重庆、安徽，都发生过普通的街头小纠纷引发大规模冲突，而参与群众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
不满情绪也在一些“精英阶层”蔓延。一些社会公认的强势群体竟然也自称是“弱势群体”，包括企业主、机关里的处科级干部、企业里的工程师、学校校长等等。
“冲突”源自利益本身
其实，“无直接利益冲突”并不代表没有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只是对个体而言，并不是集团对集团。举个例子，张三是一卖菜的小贩，李四是一城管人员，他们两者在街头发生了一起纠纷。一般来说，围观的群众作为一个个个体，与小贩、城管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就一个阶层来说，就不一定了。比如，围观者当中，可能会有不少与张三一样从事小本经营的人，说不定其中有人已经有过类似经历，或者，还有曾经忍受过“大盖帽”的欺负的，有觉得自己被强势阶层相对剥夺的等等。这些力量汇聚在一起，就是一个阶层，一个利益群体。
“无直接利益冲突”远不是一种单纯的情绪表达、发泄，而是一种“集团对集团”冲突，是阶层的形成和分化。在两个权利个体之间的对抗中，围观者会自动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利益进行分化、站队。
近年来，利益集团的生长是一个社会热点问题，对腐败的同仇敌忾，对掌权者道德人格的怀疑，加之基层政府在认识和处理社会矛盾问题上的“漠然心态”、“看热闹心态”、“鸵鸟心态”、“刁官心态”，使干部责任心流失。如果将其具体到社会事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郎顾之争”。在“郎顾”两者的争论中，作为围观者，公众与郎、顾二者也没有直接利益冲突，但是，在对社会问题的探讨中，公众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有挺郎的，也有为顾叫屈的，社会阶层的分野在这一事件中一目了然，谁敢说公众参与“郎顾之争”只是为了发泄一下情绪？
弱势群体也需利益表达
透过现象看本质。除一部分看热闹起哄心理外，相当程度上，这种“无直接利益冲突”实际源自一种受迫害思维：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被迫害者，于是借机宣泄。因而从根本上说，“无直接利益冲突”源于终极意义上的“利益冲突”。只不过，这种利益冲突不是以“积极维权”的姿态直接从正面发力，而是以“消极维权”的隐蔽姿态从侧面出击。所以，“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只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假象，本质上还是要通过不停地“借机宣泄”来追求一种利益。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公众情绪的发泄之所以出现偏颇，并非公众之错，而是社会利益表达渠道堵塞使然。“借机发泄”是受害者没有高效、安全发泄突破口的自然替代。在现实中，当受害人希望通过基层调解、行政诉讼、法律仲裁、逐级上访等合法方式找回公道时，往往信心不足或成本过高。更由于在举报、状告有权势的人物时，往往伴随着可能被疯狂报复的巨大风险，于是借助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人或事件进行 “借机发泄”就成了许多人的选择——围观、起哄甚至挑衅可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正因为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渠道的不通畅，话语权较小，才会转而通过“无直接利益冲突”来发泄不满。
值得警惕的泛化趋势
有资料表明，近年来民事案件剧增，其中大量案件的诉讼主张非常琐细，实质上根本用不着打官司。同时，民事案件调解率从1998年起逐年下降，特别是劳动争议调解率非常低，表明人与人之间、劳资之间宽容度下降，当事人对立情绪比过去强烈。在一些社会专项调查中，群众认为官员贪污受贿10万元就应该枪毙，这与现行法律和现实判决距离巨大。
调整利益分配是治本之策
从本质上来说，凡是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地方，都意味着当地的官民关系，或者说地方政府和底层民众之间的关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质变——他们之间的关系已不再是现在我们只能在“红色经典”中所看到的那种“鱼水关系”了，也不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甚至也不是机械冰冷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而不失时机地显露出一种对立关系。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大量出现，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了官民关系随时有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可能性。要扭转这一趋势，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对利益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同时辅之以反腐倡廉和信息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