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灵附体 祸害中华（19）
图解: 中古时期启示录中的预言图画
前文说到共产邪灵在另外空间的物质实像就是一条红色大恶龙，这条红色大恶龙也有一个演化过程。
当上帝创造了人类中白人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时，同时就有以毁灭人类为使命的魔在世上出现；最初出现在伊甸园的魔是以古蛇的模样显现的，古蛇唆使夏娃和亚当偷吃智慧禁果，使他们被逐出了伊甸园。从此，男人受劳作之辛苦，女人受生育之痛苦。这条古蛇后来又演化成魔鬼撒旦的面目。这个西方的魔鬼在另外空间的物质表象就是《圣经启示录》中的第十二章所说的：“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当这个西方的魔鬼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邪说毒害全人类，并最终以中共为共产邪灵附体的组织形式祸害人间时，它在另外空间的物质表象则是由一条七头十角的红色恶龙的形状演化成是一条只有一个龙头的红色恶龙形状。这条只有一个龙头的红色恶龙，因其是由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的大红龙(以下简称七头大红龙)演化来的，就必然带有七头大红龙所具有的许多邪恶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本质上是一个反天、反地、反人类、反宇宙的邪恶生物，一个以骗人、整人、控人、害人、杀人，吃人为生存能量来源的共产邪灵;这个宇宙中邪恶怪物，其自身的生存机制，生命特征也是非常邪恶怪异的，其中非常邪恶怪异的生命特征是:这一体身上的七个头，是时常需要一个头作为七个头的总头子的，其余的六个头得听它的指挥。而这七个头都有当这总头子的欲望，当有一个头被确定为这总头子时，其余的六个头中，又注定有一个头是要有不听这总头子指挥表现的。在中古时期启示录中的预言图画集中，有一幅天神大战恶龙的画就形象的表现出了这一点。在这幅画中，这恶龙有一个头的朝向是与其余的六个头相反的。这个非常邪恶怪异的生命特征在人世间就表现在，共产党内部，总是存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的状态。
当早期共产邪灵附体以第一国际为其附体组织形式，并主要是以共产主义的邪理毒害人类时，是以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为其代表学说的。这时就出现了蒲鲁东派以改良主义，巴枯宁派以无政府主义，拉萨尔派以分裂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争的局面。这种相争中，血腥气还不算浓。
当列宁，斯大林在前苏联非法建政后，三十年代斯大林对苏共中央的清洗，突显了共产邪灵附体内部互相残杀的生命特征。从统计的数字可以看出斯大林对苏共中央的清洗到了什么样的程度。1939年初，在斯大林及其死党构陷的形形色色的罪名之下，苏共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中的正式中央委员一百三十九人当中一百一十人，也就是占总人数近百分之八十的人被捕。列宁最后一次出席的十一大上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的二十六名中央委员中有十七名被斯大林处决，或流放。从1919 年至1935年的三十一名政治局委员中，有二十人惨死。在中央委员地区和省一级的党委书记以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中，这类情况更是严重。被捕的大多数党员未经公开审判，甚至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处死或流放……。浓烈的血腥气至今还未清除净。
共产邪灵附体内部互相残杀的这个生命特征，在中共党史上也表现得很明显，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在所谓的苏区的打AB团运动，四十年代的延安整风运动，而在文革浩劫中，则更是突显这个生命特征的反人性的疯狂。
许多人在谈到文革浩劫的起因时，基本上是在共产邪灵附体划出的圈子里转圈儿，按照中共当局政治意志的节律起舞。特别是那些满脑子里灌满了共产邪灵附体邪理的中共文人，有意无意的抹杀文革浩劫的起因是共产邪灵附体要彻底毁灭中华民族传统的思想道德体系和传统文化，以达到其对中国民众在文化和政治上的绝对领导权而造成的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把中华民族的大劫难，伪化为一帮中共老干部的受难史。特别强调所谓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路线斗争，似乎没有所谓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路线斗争就不会有这场文革浩劫。这种说法，其实是一个骗局，与文革浩劫的真实历史根本不符。
历史的真实是：生于1898年的刘少奇，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前苏联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最早成为共产邪灵附体组织成员的中国人之一。1922年回国从事工人运动，从这里开始，终其一生，在人世间，他就似乎从来没有干过一个正当职业，一直干的都是为共产邪灵附体组织卖命的坏事。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期间，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拥戴者，在对张国焘的批判中，刘少奇为毛泽东的打压异己不遗余力。毛泽东在这一段时间，则夸奖刘少奇“党性强，立场分明。”
刘少奇也是一个被共产邪灵附体的代表性人物，一九三九年，他在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否定了中国传统的个人修养本质的东西，他说:“古代许多人的所谓修养，大都是唯心的、形式的、抽像的、脱离社会实践的东西。”他认为:“我们要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高贵的无产阶级的品质，并且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运用到自己的生活、言论、行动和工作中去，不断地改正、清洗自己思想意识中的一切与此相反的东西，增强自己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意识和品质。”也就是要用共产邪灵附体的那一套邪理来取代人们思想意识中传统的道德伦理，1942年12月30日，刘少奇从华中到延安，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中央的很多高级干部倾巢出动列队欢迎刘少奇归来，次日，专门开了一个欢迎刘少奇大会，毛泽东称刘少奇是“我党不可多得的人才”。在所谓的延安整风(实际上是整人)时期，刘少奇是一开始就很赞同毛泽东的“特务论”的。毛，刘在延安整人时期，配合默契。随后在 4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七大上面，刘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把毛泽东思想写进了党章。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他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1947年3 月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同朱德等转移到华北，负责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在中共非法建政前，刘少奇在共产邪灵附体的操控下，在共产邪灵附体组织用暴力非法夺取政权过程中，对中国人民是有犯罪行为的。
中共非法建政后，1950年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等文件，对造成数百万的中国人被残害，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原中共干部骥云在题为：“中共把人性变成杀‘人’成‘性’--我所见证的中共杀人的历史”中有这样的记述:
“当然在土改中还是要杀人，短短几个月来，在这七个乡里，又杀了好几十人。那时杀人并没有法律依据，土改法中规定了凡是抗拒改造的，抗交果实的，都可以定死罪，批准权就控在土改队长手里（队长是地委人员，是上面授了权的）想杀谁就杀谁，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其中有一个只有两百多户的村子，土改中就杀掉了七个地主，其中有一个寡妇，只因有十几亩土地，因无劳力耕种，全部租佃给别人种。民间流传着‘穷单身，富寡妇’的说话，就认为她一定很富，就把她划成了地主，划成了地主那就要清算了，要退交果实的。这个寡妇被在乡里关押了一些时间，什么交不出，土改队为了杀一儆百，就以抗交果实罪，就把她杀了。另一个乡有个地主，家境比较富有，田地较多，名气很大，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土改之前，就以经过了一番减租减息、退庄退押，一些浮财已被清算刮走了。在土改中又再一次被清算，而且应交果实数目也很大，总无法交清。民间有一句俗语：‘挖了金菩萨要娘。’因此，这个大地主，就一直被关押、捆绑吊打、逼交财宝。在逼得无奈时，他就说：光洋埋在那个地角里，金子藏在那个墙缝里，但当派人去挖取时，却是落空而回，这就更加让那些人激怒，把他捆绑吊打，用刑更甚。但始终逼不出来，于是就把他枪毙了。人杀了，还不能罢休，又把他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儿子，刚上大学，关押了起来，继续逼交。当父亲的交不出来，没有理过家的儿子，又那能知道底细。地主儿子被关了一、二十天，也没有交出分文。队长为了要煞一煞各乡抗交果实这股风，要狠狠进行打击，对地主起到震摄作用，又把这个毫不知情的儿子，拉出去枪杀了。就只这一家地主，先后不到一个月，就杀掉了父子二人。真是杀人如麻呀！”
请读者再重看一遍这段实录:
“那时杀人并没有法律依据，土改法中规定了凡是抗拒改造的，抗交果实的，都可以定死罪，批准权就控在土改队长手里（队长是地委人员，是上面授了权的）想杀谁就杀谁，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就不难明白，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等文件是指使人去杀人的魔器，刘少奇罪无可逃。
类似的，举凡中共非法建政后，因刘少奇参与制定的中共的各种整人，杀人的政策法规所造成的伤害人，杀害人的罪行，刘少奇也是罪责难逃。
毛泽东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总的来说不过是共产邪灵附体组织内部在具体政策上的分歧，在邪恶的本质上没有根本区别，在贯彻共产邪灵附体的邪恶指令时，刘少奇总是全力以赴的，他本人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就是一个事例。
在刘少奇的亲自主持下的所谓的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中，(后改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乡共整了五百三十二万七千三百五十人，有七万七千五百六十人非正常死亡。因此，有人把“四清”运动称之为文革浩劫的一场预演。
即使这场使刘少奇丢掉性命的文革浩劫，刘少奇也负有难以推卸的罪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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